基督教传统一直存在“自然神学”的思想史流变。相关的案例举不胜举。比如莱布尼茨用经院哲学第一性原理或先验定义思考，找到了二进制。他说，第一天是1，是上帝。第二天是2，到第7天，一切都有了。7是完美数字。二进制中的111，等于十进制的7。用和1来表达7，能理解第七天的完美。7是神圣数字，二进制的111，与三位一体的神直接关联。这是伟大的微积分和二进制的定义，是数学的神迹。埃及法老梦到“七只瘦牛吞了七只肥牛”和“七个细弱的穗子吞了七个肥大饱满的穗子”，苦苦思索，不要要领。约瑟解梦，预示埃及会出现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荒年会吞噬丰年的盈余。这是人类社会关于经济景气循环最早的启示。熊彼特据此提出了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萨缪尔森将其界定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任务之一。但是，思想史上面对自然神学的批评也是无所不在，相比于自然神学，那些火热的基督徒们更热爱“启示神学”，两个流派争论了几千年。著名的数学家和思想家帕斯卡尔牢牢站立在“启示神学”这一边，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家。
儒家一直以来是一个“文教”传统，所谓文化，意思是以文化之，要意在于儒家收束人心，管理人类的心灵秩序。“文化”由此成为一个典型意义的理性自负词汇。这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超一流的傲慢与僭越，完全不符合圣经“惟有耶和华监察人心”的教训，也违背了现代哲学基本的理性主义秩序和科学原则。从逻辑上看，儒家思想本身属于人心，却以“以文化之”、“收束人心”为己任，这在方法论上完全不成立，如果强行推行，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奴役，儒家一直在这么做，他们习惯性地与权力合作，强行统一思想，所以历史上闹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闹剧；二是伪善，人们在儒家传统之下，言行分离，谎言立身，构成了强大的伪善传统。按照圣经的启示，人心或人性，比万物都复杂，岂是一套思想可以收束的呢？中国文化传统就是卡在这里，几千年不长进。
这满手的空气，满世界的空气是我一生惟一不劳而获的食物。主啊，这样的幸福是你的赐予，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放声而哭。
定义什么是谣言，和定义什么是邪教一样，都是极度危险的事情。历史作证，所有对谣言的打压，最后都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杀手。所有对邪教的打压，最后都变成了信仰自由的杀手。经济学原理很早就陈述过，在透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谣言能够降低交易费用。而关于邪教的争吵，回看历史就能知道，当初被定义为邪教的某些思想流派，许多年以后不仅成为正宗的思想，有的甚至被封圣。为什么要仓促判断，而不会扩张境界呢？问题的实质在于，作为一个个体，合理的姿态应该总是警醒自己，而不是以真理自居；而公共管理者，应该从谣言与邪教的争论中退出，退到法治领域。这才是管理者的应有之义。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大谬也。人和人之间是爱的关系，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分别；如果人和人彼此互称老师，表明人类已经僵死；日常意义的老师，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不是知识的创造者；知识的产生，缘于人类对上帝的好奇心，而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学习与交换；孔子不懂这些，他的尊师传统，完全与知识无关，而且长久以来，老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偶像崇拜现象，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文化没有深度思考的重大原因。然而，当我这么怀疑“老师、先生”之类等约定俗成的词语的时候，我却被他人指责为不尊重老师。事实上我谈论的是人类的认识论，而不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你可以这么想一想：亚里斯多德是通过以别人为老师发现了逻辑学吗？牛顿是通过以别人为先生发现了科学吗？亚当斯密是通过向别人学习发现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吗？巴赫是通过模仿人写出了平均律吗？洛克是向别人学习发现了自然法秩序吗？
至于孔子接下来的话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就是典型的自负了。这句话隐含着人类最大的原罪，即按照人性的主观偏好分辨善与恶。亚当夏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人类的第一罪，导致人类遭遇上帝的第一次大审判，世界进入悲惨世界，男人要流血流汗才得以糊口，儿女要饱尝生育之苦。至于从认识论上辨析这句话，则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一个人展开他的学习过程，如果他事先就已经知道善与恶，对与错，好与坏，意味着这个人是一个先知，他根本就不需要学习。
自由主义主要是指苏格兰古典自由主义，而所谓右翼和左翼的自由主义，则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自由纷争，这是密尔误读自由主义的恶果。真正的保守主义认为，密尔的《论自由》是一部谬误之书，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齐名，都是对个体的古典的自由主义的毁灭。今天弥漫全世界的所谓左翼自由主义（白左），误区就在这里，其中夹杂着明显的乌托邦倾向，充满着要在这个具体的悲惨世界建设美好天堂的狂想，以至于今天的那些大学教授、媒体记者，还有那些急功近利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都被卷入到这种乌托邦的狂想之中，丢失了对自己的人性的必要的怀疑能力与批判能力。
听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欢乐颂》，再一次想起汪丁丁老师的问题，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还有苦难，或许答案就在这里。悲剧或苦难更加深邃，才是人类抵达欢乐的道路，而中国式大团圆的美学趣味，不过是一种廉价、懒惰和肤浅的快乐。悲观与乐观的表述，是人的主观偏好。事实上，目光长远的人们，总是能够在悲剧和苦难之中发现欢乐颂，这构成了人类生命的张力。想明白这一点，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贝多芬是音乐大师，他真是一个有着生命深度的人。
康德的“自由即自律”，是关于人类道德秩序的建构，与孔子的道德哲学异曲同工。所以康德晚年拥有“德国小孔子”的美誉。但区别在于，康德的自律，是建立在上帝十诫启示基础上的人的自律，即一种信仰他律范式上的自律；而孔子的自律则是把孔子圣人化，抽离道德终极基准，使道德变成了人和人的比较。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是恶之花，是人性之罪的维度。而列文则是托翁行动的载体，是善的维度。列文和安娜并无故事链接，但列文的善与安娜的恶，构成一座完美拱桥，它是托尔斯泰对人类秩序的深邃理解。这是结构主义文学的典范。中国教科书把安娜解读为追求个性解放的典型人物，实在是太愚蠢了。
十年前我读《约伯记》，发现这是一部以宇宙为舞台背景的伟大话剧，人是什么，苦难何为，答案就在其中。十年后，我重读《浮士德》，发现歌德几乎抄袭了《约伯记》的结构与方法，所不同的是，歌德选取人类社会的一个角落作为舞台背景，这使得《浮士德》成为人类文学的范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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