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酒帝国的“新世界”与“旧世界”

在新闻报道、餐饮介绍和历史类文章中，“新世界”与“旧世界”这两个名词随处可见。“旧世界”一般指欧洲的一些产酒国，它们往往有长达数千年的葡萄酒生产史。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作为欧洲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和出口国，无疑是“旧世界”的代表。与之对应的是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智利、阿根廷和美国，它们被称为“新世界”葡萄酒生产国。这一从20世纪下半叶流行起来的概念确实有一定的意义，但当前的定义忽略了两个世界之间重要的历史分野。

“新世界”这个词不仅被广泛使用，并且内涵丰富。它的常见用法和历史变迁，很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在20世纪下半叶，全球（特别是南半球）葡萄酒产量分布和出口水准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新世界”一词通常指的是上文提到的那些在这一阶段对欧洲葡萄酒市场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新兴产酒国。2001年，澳大利亚、南非、美国和阿根廷均跻身全球葡萄酒十大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1961年，只有美国和阿根廷进入了葡萄酒十大生产国之列（分别位列第四和第八，落后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并且几乎没有出口。同样是在20世纪下半叶，两个20世纪60年代初的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从排行榜上消失了：阿尔及利亚（法国前殖民地）和苏联。可以说，那是一个全球葡萄酒生产此消彼长的时代。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1日，澳大利亚猎人谷，一名采摘者将刚采摘的葡萄放入板条箱中。

这些市场变化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变化息息相关，并且六个新世界挑战者在葡萄酒生产方式和产品种类方面也有一些共同特点。因此，葡萄酒专家也会根据生产方式、企业模式、分级体系以及最终的葡萄酒风格来区分新旧世界。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技术进步，使许多新世界生产商能够生产出大量质量稳定、品质一般但价格低廉的葡萄酒。古老的欧洲葡萄园往往是小型家族企业，相对来说，新世界则是由国际品牌主导。因为规模经济会带来更低的边际生产成本，新世界国家也倾向于市场集中化和大型生产商。这意味着新世界与大规模生产廉价葡萄酒联系了起来。此外，欧洲生产商（尤其是法国）开创了基于产地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产区或精确到某一块土地来定义葡萄酒的质量。20世纪早期，法国逐渐形成了产区保护体系。对可用于酿酒的葡萄品种和酿造方式，葡萄酒生产者也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在这些方面，新世界则宽松得多。

宽松的行业法规，对廉价葡萄酒生产的大力推动，加上炎热的气候，让新世界和以果香、高酒精含量为特征的葡萄酒联系了起来，这与欧洲最好的酿酒商以精致、特别而闻名的葡萄酒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一些评论家来说，新世界是没品位、不正宗、无特色的代名词；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新世界又是令人兴奋和耳目一新的。英国的葡萄酒评论家们也展开了类似的讨论。奥兹·克拉克（OzClarke）是英国BBC老牌电视节目“饮食文化”（FoodandDrink）的常驻酒评家，对新世界葡萄酒在英国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在1994年曾充满激情地说：“哪里是新世界不仅是由你所在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还包括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抱负、你的梦想”，并认为匈牙利和摩尔多瓦符合这种定义。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黑泽尔·墨菲（HazelMurphy）对克拉克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新世界是一种精神状态，就像在澳大利亚一样，你在勃艮第也能遇到很多新世界的人。”

近来，葡萄酒鉴赏家们就希腊或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是否属于“旧世界”展开了争论。虽然一千年来它们一直在生产葡萄酒，但在过去5个世纪，它们在对外出口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成绩。随着印度和中国等葡萄酒生产国的出现，“新世界”已经不再是“非欧洲”的同义词，这些无法归类的国家自然而然被称为葡萄酒的“第三世界”。2010年，格伦·班克斯（GlennBanks）和约翰·奥弗顿（JohnOverton）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对新旧世界两分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其过于简单化、存在缺陷，并据此否定了“第三世界”的提法，认为其毫无益处。按照两位学者的理解，这种二分法的基础是“在葡萄酒生产过程中存在公认的本质性差异”，比如人工酿制与机械化、对创新和监管的态度等。他们认为，两个世界同时存在各种生产模式和生产方法，所以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法国也大量生产廉价果酒，澳大利亚也出品优质葡萄酒，所谓新旧世界之间的区别的确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废弃“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标签，因为其中蕴含着一个将所有“新世界”生产国团结在一起的重要特征：它们的出现不是为了与欧洲竞争，它们本身就是欧洲创造的。

当地时间2021年7月9日，阿根廷萨尔塔省卡法亚特，葡萄园的酒桶和酒缸。

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智利、阿根廷和美国都曾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它们在被殖民之后，几乎立即开始了葡萄酒生产：1600年，西班牙人在现在的阿根廷、智利和美国西部定居，17世纪60年代荷兰人在南非，18世纪90年代英国人在澳大利亚，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在新西兰。正如我们将在英国殖民地看到的那样，酿酒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和文化战略。因此，葡萄酒新世界应该被理解是被历史选定的：它不是特定生产模式的简称，而是指那些在1500年至1850年作为欧洲帝国主义计划而建立起来的葡萄酒生产国。这些国家在20世纪成功渗透并开拓全球市场，这是故事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它们的初始时刻。这就造成了一个有点尴尬的时代划分，曾经的“新”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但既然“新”烹饪和“现代”艺术都从这种模糊性中幸存了下来，葡萄酒也可以。

我理解的新世界并不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葡萄酒产区，而应该被重新定义为16世纪至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因此，作为欧洲商业和文化扩张之初的一部分，新世界葡萄酒的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这六个新世界生产国是四个欧洲帝国的产物，而这本书主要讲述的英国的三个主要殖民地：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虽然主要的欧洲帝国都曾致力于推广葡萄种植业，但英国有其独特之处。在四个相互竞争的大国中，英国的殖民统治延续时间最长，一直到了现代（与荷兰相比），并且它本身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与西班牙和法国相比）。至少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西班牙和法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和出口国。它们国内葡萄酒消费量也很高，葡萄酒是一种重要商品。殖民地的葡萄树是作为葡萄酒消费者的殖民者种植的，为了保护其国内葡萄酒产业，宗主国有时甚至会限制殖民地葡萄种植业的发展。英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该国几乎所有葡萄酒都是进口的。事实上，正是英国在17世纪至18世纪对葡萄酒的需求推动了波尔多和杜罗河谷等理想产区的葡萄酒生产，英国也努力在进口葡萄酒方面争取优惠条款。因此，从一开始，英国殖民地的葡萄种植业就受到了贸易、民族主义和民族情感的共同驱动。虽然这些英国殖民地上的葡萄酒生产商最初并未得到宗主国市场的认可，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这种建立在帝国错综复杂的贸易商网络之上的商业传统，正是英国在21世纪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葡萄酒市场之一的原因。

要理解20世纪后期“新世界”与英国市场的联系，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和承认这段殖民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没能做到这一点，但贸易团体却做到了。作为澳大利亚负责葡萄酒产业发展和推广的权威机构，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认为英国统治澳大利亚的历史，至今仍决定着该国葡萄酒出口的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开创并培育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全球葡萄酒消费市场，特别是在英国……迄今为止，澳大利亚的大部分葡萄酒出口面向的都是讲英语的市场，还有以前或现在的英联邦市场。”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虽然英国葡萄酒市场规模巨大，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它与半数“新世界”葡萄酒生产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

具体来说，这些“新世界”生产国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白人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是由来自欧洲的移民建立的。他们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建立与母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永久社区。英国占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荷兰人最先占领了南非，然后又被英国人抢走了；智利和阿根廷则为西班牙所占据，即历史学家詹姆斯·贝利奇（JamesBelich）所谓的“欧洲另一个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国家”。现在的美国领土曾分别属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者。在印度或尼日利亚等欧洲殖民地，欧洲宗主国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模式。在这些地方，由相对较少的英国人管理或统治着当地居民，并未努力安置大量的欧洲人。关于欧洲国家为什么建立殖民地，学术界有相当多的争论，贸易、国家声望、战略考虑和文化帝国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估计永远不会有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解释。同样，帝国之间对殖民地的管理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历史学家现在已经不再将大英帝国看作是一个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的行政单位，而是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由世界各地的领土拼凑起来的联合体。因为在殖民地上，英国的管理者不得不与当地精英阶层合作并适应当地情况，所以各个殖民地采用的管理制度并不相同。但不可否认，大英帝国在19世纪变得极其庞大，在其鼎盛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帝国统治下的世界人口和版图覆盖范围，都达到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当地时间2022年9月28日，英国南安普敦，一面英国国旗在葡萄园上空飘扬。

移民们往往试图复制他们在母国无法参与其中的体制结构：例如，移民会建立民主管理体制，而他们自己在同样的母国体制下并没有投票权。为白人聚居的殖民地编制的法典规定，不管法律如何变化，只有移民才享有完全的法律权利。殖民地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开垦土地，但这些土地通常是由当地居民居住（有人可能会说“拥有”）的。正如詹姆斯·贝利奇所言：“对原住民来说，移民殖民地通常比从属殖民地更危险。”因此，殖民地的葡萄园建设是原住民遭到屠杀的痛苦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多数关于葡萄酒的历史，都隐去了这段往事，但这是理解“新世界”葡萄种植业发展历程的基础。阐明葡萄酒产业（或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殖民主义）对原住民的影响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历史学家能够获得的资料严重偏向殖民者。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努力对过去建立更全面、更开放的理解。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能生产出美妙葡萄酒的土地曾为许多人招致了痛苦和剥削，那我们就太不负责任了。葡萄酒是一种用于庆祝的饮品，我们在后文中讨论的许多以葡萄酒为主题的文字也与庆祝有关，但作为一种全球化的商品，葡萄酒所承载的历史叙事远不止于此。

本书讨论的四个白人聚居的殖民地，都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演变成了独立的英联邦成员国。1788年，英国开始殖民澳大利亚，并逐渐发展成六个不同的殖民地。1901年，这六个殖民地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开普殖民地于1652年成为荷兰的殖民地，1814年成为英国的属地，并于1910年与邻国组成了南非联盟。17世纪，欧洲人就曾“探索”过新西兰，英国人于1840年宣称对其拥有主权，1907年新西兰成为一个自治领。英法两国从16世纪开始殖民加拿大并建立了多处殖民区，整个加拿大在1763年成为英国的属地，1867年成为独立的联邦（和忠诚的自治领）。白人聚居的殖民地是大英帝国内部的种族和民族分裂的鲜明体现，因为它们比其他殖民地早几十年获得自治（大多数非殖民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组成的联盟确保了白人公民在其国内的多种权利，而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行使自治权的同时，仍自豪地宣誓效忠英国。正如本书将在第四部分讨论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将非白人公民视为二等公民，招致一些英国消费者对南非葡萄酒的反感。为了方便现代读者，我会用独立后的名称来指代这四个国家，并且在书中即使当生产国当时已经不再是殖民地时，我也沿用了“殖民地葡萄酒”这个提法。

尽管美国是一个重要的“新世界”葡萄酒生产国，也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在这本书中我没有太多谈及。毫无疑问，北美最早的英国和法国殖民者曾尝试过种植葡萄。在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附近的圣劳伦斯河沿岸的早期定居点，都曾栽种过葡萄。18世纪晚期，当装载着葡萄藤的英国船只刚刚到达澳大利亚时，弗吉尼亚州的殖民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在蒙蒂塞洛的庄园里葡萄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但从长远来看，早期殖民者在美国大地上的努力并不成功，也没能开启美国生产葡萄酒的历史。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后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上，最早的酿酒者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早期酿酒者有着相同的道德观和世界观：他们认为，葡萄酒是一种有巨大盈利潜力的商品，是高雅和成功征服的象征，葡萄酒生产会为帝国带来更大的福祉。然而，美国在取得独立，脱离了英国文化圈之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葡萄酒生产国。这段历史基本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本书涉及的葡萄酒生产国，并非所有都曾是白人移民的定居地。在英国的殖民地中，马耳他、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也生产葡萄酒。马耳他于1800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964年成为独立国家；塞浦路斯在1878年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变为英国领地，后来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巴勒斯坦也曾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英国短暂托管，后来出于对以色列建国的担忧，英国于1947年撤出了该地区。这三个地方都有悠久的酿酒传统，但它们生产的葡萄酒几乎都是在本地消费的。作为小型生产者，他们不涉及大规模的跨国贸易。事实上，他们的人口很少，白人定居者的数量更少，这意味着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臭名昭著的殖民地办事处的监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个地中海国家在地理上比四个白人殖民地更接近英国，但这四个殖民地（主要是澳大利亚和南非）成为英国最重要的葡萄酒生产者和供应者。之所以英国没有从交通便利的塞浦路斯或马耳他进口葡萄酒来满足国内需求，是因为实际上英国本就没有需求。虽然其欧洲邻国能轻松满足其国内需求，但英国在18世纪至19世纪从其殖民地进口了数百万加仑的葡萄酒。澳大利亚和南非成了葡萄酒新世界，是因为一个梦想，而不是出于一种需求：它们被创造出来，是因为早期的精英移民憧憬着建立一个文明的新世界（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殖民地逐渐开化的过程），并通过贸易为殖民地繁荣做贡献。因为它们在为帝国市场生产葡萄酒，所以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帝国经济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葡萄酒生产国。葡萄酒新世界本身就是欧洲移民殖民主义的产物，19、20世纪英国殖民地葡萄酒生产的起源问题，是我们的探讨第一个研究课题。

（本文选摘自《红酒帝国：市场、殖民地与英帝国兴衰三百年》，[美]詹妮弗·里根·列斐伏尔著，陈婕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