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极右利用的欧美农民行动；算法如何影响当代文化

农民行动被极右利用

近日德国发生的农民抗议活动耐人寻味。成千上万的农民集结在柏林，抗议政府的税收上涨和农业补贴削减。这场抗议活动导致柏林几乎陷入瘫痪，主要街道和城市中心的交通都受到了严重阻碍。抗议活动持续了整整一周，德国总理肖尔茨的执政联盟面临着严重的政治挑战，同时极右身影的出现值得注意。

农民的抗议不仅仅是对税收和补贴政策的反对，更是对政府实施的紧缩措施的不满。政府试图通过削减农业税收优惠来解决预算危机，但这引发了农民的强烈抗议。农民认为政府的部分修改并不足够，坚持要求完全撤销有关计划。这场抗议活动不仅局限于柏林，还波及到德国其他主要城市，包括汉堡、科隆、不来梅、纽伦堡和慕尼黑等地。抗议的规模庞大，超过一万名农民驾驶拖拉机和卡车，堵塞了城市的主要干道。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5日，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农民驾驶拖拉机参加大规模示威活动。

引人注目的是，在抗议活动中，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介入其中，一些农民的拖拉机甚至悬挂有另类选择党的标语。一些拖拉机上贴有另类选择党的海报，上面写着“我们的农民第一”和“德国需要新选举”。一些穿着另类选择党背心的极右翼支持者也站在车辆旁边。在社交媒体上，另类选择党的官方Facebook页面一直在转发抗议活动的图片，并发表与示威者的团结言论。

另类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图林根州的争议领导人比约恩·霍克（Bj?rn H?cke）在个人Facebook页面上发起了一个呼吁：“同胞们，我们将在路上见到你们！”这个极右翼政客被德国宪法保护局归类为极端主义分子。

社交媒体上的其他图片显示，一些极右翼团体的成员，包括“祖国”和“第三条道路”，以及另类选择党，参加了柏林的一场集会。在德累斯顿，一段视频显示了一些挥舞着极右翼自由撒克逊党旗帜的人与警察发生冲突。

莱比锡大学研究右翼极端主义的社会学家约翰内斯·基斯（Johannes Kiess）表示，另类选择党参与其中并不令人惊讶。他指出，尽管另类选择党自己的宣言不支持德国农民的利益，但极右一直有利用分歧的历史。

基斯认为：“另类选择党试图进一步加剧辩论，以破坏民主机构和民主过程的形象，最重要的是破坏当前政府。为此，它试图利用现有的分裂，比如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分裂。极右翼的活动分子确实在等待这样的机会，而2015年所谓的难民危机给了他们第二次显著增长的危机。移民被称为极右翼的基本问题。从那时起，另类选择党确实利用了每一次危机来加剧极化，例如新冠大流行、俄乌战争。有时效果很好，有时不好。”

根据基斯的说法，另类选择党在市场自由主义上有明确的立场，主张废除所有类型的补贴，包括农民的补贴，其实直接违反了农民抗议的要求：“他们特别反对对气候友好的补贴，这些补贴可以帮助农民转变他们的业务，使其在环境和经济上更可持续。”

另类选择党最近在民意调查中取得了创纪录的高位，希望在今年在图林根、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三个东部州的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亲身经历了抗议者的愤怒，他谈到了极右翼的“政变幻想”：“政变幻想的呼吁正在传播。极端团体正在形成，民族主义的象征正在被公开展示”。

英国《卫报》也评论了农民行动在被极右利用的状况：在当下的欧洲，当呼吁减少污染的环保活动人士坐在街头时，他们遭到虐待和攻击，被捕并判以极端和严苛的刑罚。而当反对污染规定的农民封锁整个城市中心和主要道路，甚至在政府建筑上喷洒粪便时，当局却坐视他们回家。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被起诉，那些被起诉的人也只受到轻微的惩罚。法律面前平等的承诺看起来非常空洞。

作者称理解农民感到威胁的感觉。在欧洲范围内，一些试图使农业更加环保的尝试，包括减少氮的释放，削减柴油补贴，限制取水和禁止一些杀虫剂，都被笨拙地引入并糟糕地执行。许多农民生活很艰难，就像现在几乎每个行业的工人一样。

然而在欧洲，农民的运动被政治力量影响或利用，这在历史上有着令人不安的先例。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瑞典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意大利的意大利兄弟党（Brothers of Italy），荷兰的极右翼以及整个欧洲的类似团体都在利用农民的困境和抗议来建立支持。其中一些团体声称，农民代表了国家的灵魂，但他们正被“全球主义”势力连根拔起，试图用移民“取代”他们。极右翼在欧洲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以前所称为的“农业民粹主义”的推动。

在美国也存在类似的趋势。两个在2021年领导对美国国会大厦袭击的民兵组织，誓言守护者（Oath Keepers）和百分之三（Three Percenters），围绕反抗州和联邦当局的农民抗议巩固了他们的力量。在养牛场主Cliven Bundy被命令将他非法赶到内华达公共土地上的牛群移走后，这些民兵赶来为他辩护。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一场武装冲突中，他们迫使联邦特工后退。然后，他们追踪、骚扰并威胁绑架官员：有几个人不得不逃离该地区并躲藏在安全屋中。尽管在其他情况下，他们犯下的罪行可能被视为恐怖主义，但很少有人受到起诉甚至被逮捕。他们在内华达州的免责可能已经鼓励了他们对国会大厦的袭击。

正如一个世纪前一样，这些政治运动利用了真正的危机：少数人的财富积累和多数人的贫困，工人权利的侵蚀和工资的停滞，紧缩和公共供给的多重失败，大公司摧毁小企业（包括小农场）等等。然后，他们将这些危机作为武器对付那些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左翼和环保党派以及抗议运动。

他们的策略之一是制造荒谬的阴谋虚构。一个世纪前，类似的政治声音表达着对“外国人”和“国际主义者”的愤怒，而今天这些运动对“移民”和“全球主义者”发表愤怒言论。

一切看起来都令人害怕的熟悉。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指出的：“正是在农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赢得了他们的第一批追随者，愤怒的农民成为了他们的第一批选民。”并非所有的农业民粹主义都是右翼的。在俄罗斯、美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存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但虽然一些进步形式仍然存在，主导的变体再次倾向于极右翼。有的农业思潮推崇阴谋虚构，开始越来越像是极右翼。

在一次2021年的播客中，与反疫苗活动家罗伯特·肯尼迪·朱尼尔（Robert Kennedy Jr.）一起，著名的农业倡导者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声称，首先是盖茨“将我们全部关在一年中”，现在他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通过封锁来制造饥饿，以便没有食物”。她曾表示，盖茨将“使得获得良好食物的权利成为一种罪行”，并且还声称他有一个“通过挖掘数据并申请专利，将每个人变成僵尸”的计划。作者认为，批评盖茨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不需要凭空捏造。对于世界银行等全球金融机构，她说：“世界上的放高利贷者就是这样工作的：让你陷入债务，然后要你的肉。”

在农民抗议活动周围，欧洲历史中最令人震惊的主题正在无耻地重现。在柏林的拖拉机封锁抗议活动中，一些人展示了Landvolkbewegung的旗帜，这是一个上世纪20年代的反犹主义农业运动。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么多事情已经被遗忘：发展生物动力农业的鲁道夫·斯泰纳（Rudolf Steiner）的令人讨厌的种族政治；德国的生活改革运动，声称犹太人“向国家的血液和土壤注射腐烂的物质”（作者称现在并不是第一个将乡村和反疫苗情绪融合在一起的时代）；Artaman League（20世纪初至中期在英国活动的一个组织，其目标是促进和保护“土地、劳动和信仰”，主张通过农业来实现社会的改革，试图回归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在一些方面受到了德国纳粹主义的影响，并试图将这些观点融入其对农业和社会的理念中），试图恢复想象中的农业过去，纳粹基于此建立了他们的“血与土”政治；以及由法西斯主义者如Rolf Gardiner和Jorian Jenks领导的怀旧的英国农业运动。

作者认为，看到在2020年有多少人不愿意直面极右翼的新型农业民粹主义，也令人不安。那些应该讨论这些问题的人一次又一次地畏首畏尾：似乎有一种道义的气场环绕着农民的抗议，使其免受批评。左翼试图避免与所谓的“真实”和“草根”的运动发生冲突，极右翼则利用了这种胆怯。作者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著名的箴言：“不能记得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算法如何影响当代文化

算法早已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它究竟如何影响着今日世界，却又是一个很难言明的问题。近日，一本名为《过滤世界：算法如何让文化变平》（Filterworld: How Algorithms Flattened Culture）的新书备受关注。此书作者是《纽约客》撰稿人凯尔·夏卡（Kyle Chayka），他所说的“过滤世界”指的是一个广袤无际、环环相扣且四处弥散的算法网络，它对于我们的文化及其被分发和消费的方式产生了剧烈的影响。算法让文化变得同质、重复、无趣，因而对于消费者而言不那么富有报偿性，结果是便利和利润取代了审慎和品位的“无摩擦的”文化体验。

《过滤世界：算法如何让文化变平》（Filterworld: How Algorithms Flattened Culture）

《卫报》“长阅读”栏目刊登了夏卡书中被认为最有创见的一个章节。在这篇经过重新编辑的、题为“算法的暴政：为什么所有的咖啡馆看起来都一样”的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旅行时在世界各地都能通过基于用户评分的商户点评网站，找到同样的“嬉皮士咖啡馆”的经历，“这些咖啡馆全都有着相似的审美和菜单，但它们不是像星巴克那样的连锁店。而尽管地理上相隔遥远并且相互间完全独立，这些咖啡馆都漂流到了同一个终点。”

夏卡指出，类似的文化全球化现象古已有之，21世纪的通用型咖啡馆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细节的高匹配度，以及它们都是在其所在地有机出现的这种感觉。这些咖啡馆往往被描述为“原真的（authentic）”，而事实上它们忠实的对象是一个新的数字地理网络，这个网络通过社交网络实时连接在一起，它们是互联网，尤其是2010年代互联网上的算法反馈的原真反映。

早在2016年，夏卡就在一篇题为“欢迎来到空中空间”（Welcome to AirSpace）的文章中描述了他对这种千篇一律现象的观察，“AirSpace”一词是他的创造，借用了Airbnb的构词法，指的是由数字平台制造的奇异的无摩擦地理空间，在其中，你可以在不同地点之间移动，却无须逾越一个软件的边界，或者离开一种通用美学的虚幻安全区。夏卡认为，这些由软件联结起来的物理空间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以咖啡馆为例，Instagram的流行让世界各地的咖啡馆店主和咖啡师实时相互追踪，经由算法推荐，他们逐渐开始消费同样的内容，一个店主的品位会逐渐滑向其他店主的喜好，最终成为一种联合的品位；与此同时，商户点评软件也会通过把相关内容显示在最顶端把在Instagram上追踪这种流行咖啡审美的顾客驱赶去这些咖啡馆。为了取悦尽可能多的被互联网塑造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咖啡馆采用了平台上的主流美学。当一家咖啡馆足够赏心悦目，消费者们就更愿意在自己Instagram上发布相关照片来炫耀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免费的社交媒体广告又吸引来新的消费者。美学优化的同质化的循环由此不断继续。美学潮流会随时间改变，不变的是同一性。

与此同时，一间咖啡馆想要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成功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运营者需要具备社交媒体敏锐度，了解每个平台随时变化的推荐算法。这并不容易做到，即使是深思熟虑后的猜测也很可能得不到希望的结果。因此，尽管一些店主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创造好看的内容，也不一定能像预想中的一样吸引到足够多的眼球。还有一些店主发现，从某一个时刻开始，事情就变得不公平了，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软件开始限制这些账号的影响力，不让它们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区，除非他们购买广告。曾经帮助咖啡馆发展和吸引新顾客的工具突然反目，有店主说这种感觉像是“算法勒索”。还有店主发现，高粉丝数和粉丝的实际参与度之间的关联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例如一个有三万粉丝的咖啡馆账号五年前发布一条内容会获得1000个点赞，现在发布一个同类的帖子却只有一两百个点赞，夏卡将这种现象称为“粉丝通胀”。

夏卡还提到，2010年代末，南非学者萨丽塔·冈萨雷斯（Sarita Pillay Gonzalez）在开普敦的一家城市研究机构工作时也注意到了这种美学。她将其视作士绅化的一种形式，甚至是后殖民国家中的殖民主义回音。同质化的不只是空间，还有顾客。开普敦的克鲁夫街历史上是有色人种社区，而现在这条街上冒出来的极简主义咖啡馆里的顾客却绝大多数是白人。冈萨雷斯指出这种空中空间咖啡馆是压迫性的，它们“既昂贵又排他”，“白皮肤和财富被视为常态，一种美学和意识形态的力场将任何不符合模板的人拒之门外”。

夏卡在成长过程中就相信世界是平的，在2000年代初的美国，全球化的主流观念不断增强。托马斯·弗里德曼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是这个观念的主要来源，对弗里德曼而言，扁平化意味着人、商品和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容易地在物理空间中流动。弗里德曼写到了各种将地球编织得更加紧密的“扁平化力量”，尤其是数字技术。在新的全球化秩序中，不仅是产业和经济，文化也呈扁平化趋势。新生的互联网施加了一种分享的压力，它在微观层面上将个人如同国家和公司一样连接了起来。社交网络在该书出版后几年才开始崭露头角，但它们加速了这些趋势。而弗里德曼预测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只产生了少数几个赢家，他们通过在国际化的数字空间中的垄断地位获得了巨额利润。夏卡还援引了文学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观点：“全球化只发生在资本和数据中，其余一切都是损害控制。”当投资、公司、基础设施、服务器群组和所有数字平台上的综合数据像风或洋流一样在国家之间无形流动，我们作为用户自愿地将个人信息输入到这个系统中，把自己也变成了流动的商品。

不过，夏卡对于算法令文化品位堕落的哀叹受到了不少书评人的批评。《耶鲁评论》刊登的书评“算法中的生活”（Life in the Algorithm）指出，《过滤世界》一书阐述和推崇的是一种基于同侪网络——而不是推特帖子、“为你推荐”页面、人口统计学或资本——的个人品位伦理，他对文化扁平化的哀叹和弗里德曼对于世界变平坦的褒扬共享了一种脱离政治和社会语境的技术决定论。

在这则书评的作者安娜·舍特曼（Anna Shechtman）看来，在这部关于算法文化的书中，夏卡对于算法的定义是明晰的，但对于文化的理解则有大而无当之嫌。他在使用文化一词时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文化产品，包括歌曲、电影、文章和推文，有时指向评价系统（“算法品位”），有时又像是在说一种生态或是氛围（“算法生活”“算法空间”）……舍特曼提出的问题是，所有这些真的都是被算法变得扁平化和“无摩擦”的吗？她举例道，夏卡在书中写到年轻作家经常在进入创意写作项目前就在推特、Instagram和TikTok等平台上培植公众形象，但事实上，即使是在社交平台诞生之前，年轻作家也并不拥有独立于社会规范、经济需求和生产技术的自主声音，创意写作项目本身就是一股使美国小说同质化的力量。

舍特曼指出，夏卡对于让被扁平化了的算法文化变得丰满起来的建议是重回人的能动性，他呼吁人类策展人的回归，建议人们去现代艺术博物馆，看艺术电影，听古典音乐……这些建议中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其中社会力量被视为对大众文化的贬损，并且外生于高雅文化。这种保守主义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惊人的一致，两者都没有以监管或品位的名义对资本提出任何减速要求。在她看来，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事实上是将人口统计学分类重新定位成为了主观性，分类的确会带来简单化、扁平化的感觉，但不会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广告更加不人性化。把这种个人化的推荐视作“通用的”可能是对自身所拥有的文化主导地位或线上线下空间的无摩擦通道的默认和让步，“当你从高处往下看，世界看起来可能是平的。”

《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书评“‘过滤世界’说算法在毁掉你的品位”（‘Filterworld’ says algorithms are destroying your sense of taste）同样指出，夏卡的基本假设，即当大众文化主要由人类鉴赏家（而不是算法）决定时自然会更多样化并不令人信服。虽然他出于义务提到了过去在艺术领域最具话语权的精英阶层通常由白人男性构成，但仍然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表达了敬意，同时对其盲点视而不见。因为无法与过去坚决对峙，夏卡对我们在网络上共享的现在乃至未来的评估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诚然，算法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像“土耳其机械人（Mechanical Turks）”一般的当代文化，但夏卡没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曾经躲在机器下面的人类就一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