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意识到时间的存在起，人类就一直在尝试用各种方式捕捉和记录时间的流逝，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了大量令人惊叹的计时器，人类既珍惜时间，也珍视这种用于记录时间的工具。在《驯服时间：捕捉时光之旅》一书中，作者精心挑选了二十八件计时器，从旧石器时代的狒狒腓骨到太空腕表，从地中海海底到月球表面，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伦敦到11世纪的中国，人类不断尝试“驯服时间”。本文摘自书中关于大本钟的章节。
数百年来，英国财政部都是利用符木来计算税款的。不过，在1834年，也就是《选举法修正法案》通过后第二年，威斯敏斯特宫的书记官得出一个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结论：这些助记工具太老旧了，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的节奏，应当予以废弃。
事实证明，废止改革前使用的小工具的行动非常彻底，它超出了这位书记官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想象。
根据指令，这些符木将被当作柴火烧掉。不过，工人并没有把它们捐给穷人，而是直接塞进了议会上议院下方的两个大火炉里。当时议会正值休会期，威斯敏斯特宫由女管家赖特夫人（Mrs Wright）照管。没有人注意到这座中世纪建筑中有数百年历史的烟囱里，温度正在不断攀升。到10月16日下午4时，跟着赖特夫人参观威斯敏斯特宫的两名访客已经看不清覆盖着挂毯的墙壁了，因为烟雾太浓，而他们脚下的岩石地面正在释放热量，隔着鞋子都能感受到。虽然已经看不清太多细节，但他们有一种直觉：自己将成为世界上最后几个看过旧上议院内景的人。
从泰晤士河眺望英国议会大厦着火时的情景，相对于画家透纳（Turner）对这次大火灾的描绘来说，这幅图稍显平淡。
下午5点，赖特夫人锁好了议会大厦的大门。大约6点，人们注意到上议院门底闪烁的火苗。几分钟后，这座建筑烧起来了。
整个英国议会大厦都着火了，火光冲天，照亮了秋天的夜空。消防车和消防员们被派往现场施救，此外还包括士兵和一支经过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改编的新式警察队伍。不过，这些有数百年历史的建筑大都非常脆弱，已经无法挽救了。四周聚集了几千名围观者，其中包括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他根据这一景观创作的素描和水彩画给人以一种印象派的既视感。随着一声巨响和四溅的火花，上议院的屋顶坍塌了，火焰顿时蹿至高空。第二天早上，现场已经烧得所剩无几。
这座建筑就像是一个旧制度的殉葬者。从历史的角度看，19世纪30年代似乎成了英国新时代的开端：《工厂法》（Factory Act）制定；奴隶制废除；镇议会设立；伦敦至伯明翰铁路线路开通；新的年轻女王即位；经过改革的议会最终将坐落在一座现代建筑中，其建造施工会占据维多利亚时代前半段的大部分时间。
威斯敏斯特宫将根据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的设计方案进行重建。巴里还雇用了一位助理——哥特复兴主义者（Gothic Revivalist）、皈依天主教的奥古斯都·韦尔比·诺思莫尔·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19世纪30年代，新古典主义运动开始流行，刚过20岁的普金正成为该运动中的一颗新星。
多产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建筑师查尔斯·巴里，因其设计的新议会大厦而被授予爵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并没有包含钟塔。不过，自13世纪晚期以来，威斯敏斯特宫就有一座钟塔（最后只剩下了一口钟，现存于圣保罗大教堂内），因此在新建的议会大厦中，应该有这么一座钟塔，而且要足够别致。
威斯敏斯特宫的著名钟塔，背景是跨年之夜的焰火表演。
从这个想法产生之初，人们就认为，新的钟不应当仅仅是一个公共计时器；它应该成为英国国际地位的象征，或者，正如英国政府工程办公室所说的，“一座高贵的时钟，真正的钟表之王，有史以来最大的钟，从中能够看到和听到伦敦之心的跳动”。这是一次爱国主义壮举，它将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大奇观，在那个时代，人们敢于追求大的目标，很大很大。
巴里认为，他有权对相关设计建造人员进行任命，因此他询问宫廷钟表师本杰明·武利亚米（Benjamin Vulliamy）是否可以承担这项工作。不过，规划中的这座时钟不仅要成为伦敦的中心，还要成为一个日益上升的全球帝国的中心，因此在其他层面，有关人士也在严肃地考虑时钟的建造事宜：皇家天文学家致信公共工程署长官坎宁勋爵（Lord Canning），建议由爱德华·约翰·登特（Edward John Dent）承担这项工作。面对人员任命上的难题，坎宁勋爵走出一步妙棋，他询问艾里能否为这只时钟制定标准，并组织相关选聘工作，最终交付一座足以展现英国科学和制造业顶尖水准的钟。
数学学位考试第一名、三一学院院士、卢卡斯数学教授、布卢米安天文学教授、剑桥大学原天文台台长乔治·比德尔·艾里，1835年成为英国皇家天文台台长。
乔治·比德尔·艾里（George Biddell Airy）是19世纪30年代的另一位“新秀”，他曾在剑桥大学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在这里，他以数学学位考试第一名的身份毕业，赢得了史密斯奖， 并且，在当选为三一学院的院士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卢卡斯数学教授”（Lucasian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和“布卢米安天文学教授”（Plumian Professor of Astronomy）。他曾担任剑桥大学天文台的台长，直到1835年出任英国皇家天文台台长。而当时他面对的是按照更专业路线重整皇家天文台的繁重任务。他怀着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工业革命精神，在天文台的各项工作中引入了很多改革措施，制定了严格的工作规范，其中就包括职员的守时素养。
他为威斯敏斯特宫时钟制定的标准也是一丝不苟，要求报时装置精确到秒，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标准是无法达到的。艾里显然打算亲自检测这座钟的性能：另一项要求是要安装电气设备，从而能够使其与皇家天文台实现电报通信。
最终，登特力压武利亚米，在选聘竞争中胜出，这也使后者内心颇为不平，而此时距离焚毁旧议会大厦的那场大火已经过去12年了。时间不断流逝，相关工程一再拖延，很多人都对此感到心急，其中就包括埃德蒙·贝克特·丹尼森（Edmund Beckett Denison），他既是一位专业的律师，也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钟表专家。他写信给新一任公共工程署的长官提及此事，新长官依照坎宁勋爵的方式，邀请丹尼森参与到这个工程中来。丹尼森欣然同意了，他仔细研究了工程的设计图，并宣布登特的方案是最好的，然后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据相关钟表历史学家说，这些修改意见“基本上相当于重新设计”，不过这样做也是有必要的：“假如丹尼森的修改意见未能被纳入钟的机芯设计中，这座钟就不太可能达到规定的精度。”
政府部门最终于1852年1月同登特签订了时钟建造合同。同年2月，查尔斯·巴里也开始争分夺秒地完成钟塔的设计工作，或者说，是向他那位颇有天赋但身体欠佳的助理普金施压， 因为普金当时患有重度的记忆丧失和间歇性妄想症，巴里希望普金能赶在精神崩溃前完成相关工作。巴里后来曾试图隐瞒普金在这座世界著名时钟上的贡献，不过正如普金的2007版传记的作者露丝玛丽·希尔（Rosemary Hill）指出的，后来被授予爵士的“巴里仍然无法设计出中世纪风格的门把手，他在相关设计理念上完全依赖于普金”。
奥古斯都·韦尔比·诺思莫尔·普金：因参与威斯敏斯特宫钟塔的设计工作而加速了他在精神病院的死亡。
在提交设计图纸后不久，普金的精神崩溃了。虽然他曾强打精神，于2月25日在儿子的陪同下前往伦敦，“当普金抵达伦敦的时候，他已经精神失常”。可以说，他是被威斯敏斯特宫的钟塔逼疯的。他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他就像签订了一份魔鬼契约，以自己聪颖的头脑为代价，去设计出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到9月时，他已经去世了。
钟的建造过程并不顺利。心有不甘的武利亚米针对登特的任命提起了法律质疑。后来又遇到了擒纵机构的难题……
四脚重力擒纵机构与双重三星轮重力擒纵机构
为达到工程要求的精度，登特最初提出了一种带有恒力装置的直进式擒纵机构（deadbeat escapement），也被称为“摆锤均衡键”（remontoire）。在丹尼森的设计方案中，有一种三星轮重力擒纵机构，它的运行情况很好，不过，丹尼森认为还可以对它进行完善。之后，他制作了一种四脚重力擒纵机构，运行效果更好了。但他感觉还是有改进的空间，最终又设计出了经典的双重三星轮重力擒纵机构。《大本钟：钟、表和塔》（Big Ben: The Bell, the Clock and the Tower）一书的作者彼得·麦克唐纳（Peter Macdonald）将其描述为“一个真正巧妙的工程”。他解释道：
它的设计旨在保持足够的灵敏度，以保证工程要求的精度，同时，还要防止风霜雨雪等外部压力对指针的影响反馈至钟摆，从而影响钟的走时。这件发明是如此重要，以至这种擒纵机构被视为钟表科学领域最伟大的进展之一：它很快便被采纳为标准，并沿用至今，安置在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大型塔钟之中。
将一系列的钟、齿轮、副齿轮、指针、玻璃、重锤、链条以及著名的双重三星轮重力擒纵机构组装起来，就构成了威斯敏斯特宫的大钟，不过它通常被错误地称为“大本钟”。实际上， 大本钟是人们对这个世界最大的钟的称呼；它是以某个人的名字命名的，有说是一位名叫本·冈特（Ben Gaunt）的拳击手，也有说是一位公务员，本杰明·霍尔（Benjamin Hall）爵士，他是1856年大本钟在蒂斯河畔的斯托克顿铸造时在任的另一位新工程总长官。
本杰明·霍尔，兰诺威第一男爵（first Baron Llanover），有说法称大钟以他的名字命名。乔治·佐贝尔（George Zobel, 1851— 1881）根据弗雷德里克·耶茨·赫尔斯通（Frederick Yeates Hurlstone）的作品绘制。
这座钟重16吨，口径为9英尺5英寸。对于公路或铁路运输来说，它实在太大太沉，因此只能通过水路运往伦敦。到伦敦后，人们把它放在一架马车上，由16匹马拉着它穿街而过，街道两旁挤满了欢呼的民众。尽管此时距离威斯敏斯特宫被焚毁已经有20多年了，但钟塔仍未完工，人们只能将钟架设在钟塔的底部，用重达半吨的钟锤进行测试，这把钟锤需要6个青壮年的力量才能挥动。到1858年，钟塔接近完工，但在某天早上，钟上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为钟塔铸造铜钟，1856年。位于英格兰蒂斯河畔斯托克顿的华纳父子（Warner & Sons）巴氏炉厂的放液炉。图片出自《伦敦新闻画报》1856年8月23日。
尽管距离威斯敏斯特宫被焚毁已经有20多年了，但钟塔仍未完工，人们只能将铜钟架设在钟塔的底部，用一把钟锤来测试它的音质，这把钟锤足有半吨重。
《伦敦新闻画报》报道称，“可怜的大本钟只能在最初存放的钟塔脚下被拆成碎片，而它的崇拜者们曾期待着它能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响起美妙的钟声”。拆解这只大本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它再次回到了设计图上，或者说，回到了铸造厂。此次肩负大本钟铸造任务的是白教堂铸钟厂。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迷信者而言，他们可能会把这说成是大本钟的“诅咒”。1852年，它让普金陷入精神错乱，然后死亡。一年后，爱德华·登特也去世了，把这项工作留给了他的继 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去完成。而现在，这座铜钟自身也崩裂了。
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尝试。1858年10月，一座重量稍轻的钟铸造完成，整个铸造过程持续了30个小时。它被拖上钟塔，加入了负责报刻的4个小钟的四重奏之中。即便如此，直到1859年5月31日，这座钟才开始运行，而且并未发出响亮的钟声，只是静默运行。在钟塔的4 个钟面上，只有2个钟面的指针是活动的（最初的铸铁指针太重了，需要替换为较轻的铜针）。最终，在7月11日，大本钟敲响了它那著名的报时钟声，到了9月，报刻的4个小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人们终于听清了帝国的声音。可就在10月1日这天，大本钟又发生故障，变成了哑巴。大本钟的诅咒仍然在发挥着魔力。1860年，更糟糕的事发生了：弗雷德里克·登特和查尔斯·巴里爵士都去世了。
钟锤和钟身终于在议会大楼楼顶安装完毕。
这次的解决办法来自一位经验丰富的天才人物：乔治·艾里，他建议将铜钟旋转90度，然后把钟锤做得轻一些。1862年，大本钟再次敲响，此后直至本书的写作之时，它见证了40位首相、6位君主和两次世界大战，这一装置仍在照常运行。如果近距离观察钟锤，你会发现它的末端已经变钝变圆了，在15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它已逐渐磨损，也算是铜钟对它的一种报复吧。
参观大本钟是一种颇为震撼的体验。从钟塔上眺望的景象十分壮观；即使在伦敦阴霾的日子里，四通八达的伦敦城在你脚下铺陈开来，那种感觉是最令人难忘的。不过，在钟房里从铜钟的下方观望，那种感觉可能更加震撼，因为这台由登特建造、经过丹尼森完善的机械至今仍在运转着。它的平板结构是由铸铁、钢和黄铜制成的，长度将近5米。如此巨大的尺寸， 看起来反而不像一座钟，更像是一台牵引机车。上面共有3个轮系：走时轮系，用来驱动指针；敲钟轮系，用来敲击大本钟；鸣钟轮系，用来敲击报刻小钟。
威斯敏斯特大钟庞大而精准的机械装置
不过，尽管它体型庞大，但仍不失为一台极为精密的机械。在钟摆的顶部有一个小托盘，通过往托盘里添加或移除英国旧制的1便士，就能够对钟摆的重心进行微调，从而使钟在24小时内放慢或加快2/5秒。在整点的时候，敲击铜钟的声音十分震撼，超乎你的想象。实际上，当你坐在钟房里时，最壮观的当属飞扇（fly fans）发出的巨大呜隆声了，这是一种巨大的室内风向标，用来调节敲击铜钟的速度。1976年，鸣钟轮系的飞扇失灵了，重达一吨的零件轰然坠地，使人们误以为有恐怖分子引爆了炸弹。说实话，当时的钟房看起来确实像一个爆炸现场，因为房间里和屋顶上到处都是叮当作响的零件。经过修理，大本钟再次鸣响，而且刚好赶上了1977年5月4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25周年的到访活动。相应的修理水平可见一斑。
多年来，人们对威斯敏斯特宫大钟做了一些小的改动。例如，在每块乳白色的玻璃罩后面都有一组电灯泡，而在20世纪初期以前，这些照明设备还是靠煤气点亮的。不过，总体上说，假如艾里、丹尼森、登特和普金能够在今天参观大本钟的话，他们还是会发现许多熟悉的物品。
威斯敏斯特大钟华丽的哥特复兴式风格
而且，尽管这是一个巨大的、持续了数十年的挑战，但他们有理由感到庆幸。因为他们不仅实现了，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那个建造设想：“一座高贵的钟，真正的钟表之王，有史以来最大的钟表。”国王终有逊位日，纪录总在被刷新，不过，那些早已作古的维多利亚时代之人所创造的堪称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一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碑，它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自由女神像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
此外，它也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本身的一种持久象征。尽管钟塔的外观是用普金最钟爱的哥特式风格装饰的，但在它的内部，则是采用了当时最具创意、最持久和最先进的技术制作的一座钟，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钟表。
《驯服时间：捕捉时光之旅》，[英]尼古拉斯·福克斯著，张朋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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