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缩减的光谱之下，信念是唯一的答案

对于痛苦过往的再现或是记忆，目前的科技水平尚不能够帮助我们做到“选择性”的擦除与篡改。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讲，人类的大脑在上千万年的历史演化中，已经进化为一个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容量的中央处理器。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会在瞬时提取来自外界的海量信息，同时，将这些海量的信息分门别类地储存在大脑的各个数据库中。虽然，科技无法让我们的大脑“轻装前行”，但作为高级智慧生物的人类，还是具备相当优异的将痛苦与悲伤的负面记忆转化为令人心碎的传奇和具有悲壮美感之故事的天赋。而“讲”故事并“记录”故事，尤其是在逆境和痛苦的环境中讲述的故事，也凝结成纾解悲痛记忆，抚慰悲伤内心的灵魂之泉。

1348年，欧洲大地瘟疫遍布。十个年轻人决定在佛罗伦萨城外自我隔离。他们目睹世间的生灵横遭涂炭——有的人上午还身康体健，晚餐时已经去往另一个世界与祖先同桌对饮。野兽嗅着尸体，撕咬上面的破布，然后自己也在抽搐中死去。巨大的幻灭无时无刻不在啮咬着他们的心。他们应该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度过这暗无天日的悲惨世界？于是，十个年轻人开始轮流讲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很奇幻，有的很悲伤，大部分很愚蠢。但是，没有一个故事是和当时他们面对的巨大困境——瘟疫的主题有关。这就是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一本近七百年来广为流传，也备受读者喜爱的书。

2020年3月，这本写于十四世纪的环环嵌套的故事集突然在书店里脱销。此时，病毒开始在世界各地蔓延。被迫离群索居的读者们想从这本古老的著作中寻求一些指引。小说家里弗卡·格钦找到了《纽约时报》杂志，表达了她希望写一篇故事，向读者推荐薄伽丘的《十日谈》，借以帮助他们理解当下的现实。于是，这个灵光一现的主意便促成了《纽约时报》的编辑们：网罗各路作家，力邀他们为隔离期间创作新的故事，编写一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十日谈》。

《十日谈：新冠时期故事集》

来自距离的拷问

这部《十日谈：新冠时期故事集》囊括了活跃在当今世界文坛的29位中青年作家的29篇故事。篇幅都不长，多则二十页，少则五六页。然而，要对这些异彩纷呈的故事的主题做一个统一的梳理，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于写作这些故事的作家来说，要将这一场人类浩劫浓缩进一个简短的故事中并非易事；而对于阅读这些故事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需要的，不再是一个和新闻报道相类似话语生产机制的讲述方式。他们或许想读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纸短情长而又意味深远的故事。

“没有人打算从屋子里出来——宵禁解除三天了。”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在第一个故事《外面》的开头这样写道。一个具有悖论意义的时刻出现了：在这场危机到来之前，人们在室外度过大部分时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现在，夜晚禁令解除以后没有人打算走出屋外，“甚至警察和军队开始敲门，命令人们从屋里出来。”对于长时间居家隔离的人们来说，“应然的生活”与“实然的生活”之间的区隔已不再泾渭分明，因为人们在超长的“宕机”状态中已经失却了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力。一切在正常状态下的活动，都以最不日常的方式从最日常的景象中被剥除。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回归日常所可能引发的“风险”买单。凯雷特以第二人称的叙述手法，让读者跟随他创设的每一个“你”置身其中的情景而游走，与现实生活忽远忽近的距离感迫使你想要逃开作者所开启的每一件“生活盲盒”。

同样地，在旅美华人作家李翊云的《木兰花下》里，“距离”再次成为故事中探讨的核心。与凯雷特创设的一个又一个不经意的“你”的生活情境不同，李翊云在刻画一对委托遗嘱的夫妇和他们的律师克莉茜见面经过的同时，将克莉茜儿时与伙伴们在木兰树下埋藏信件的过往插入其中。在克莉茜短暂的回忆往事与被男人的探问打断回忆的现实中，克莉茜了解到夫妇内心深处的隐痛。当下和嘱托人的会面与儿时在木兰树下藏匿信件之举构成了一种隔空相望的距离张力：“她们就要这样作别，之后也许再也不会见面。克莉茜会忘掉这次会面，就像忘掉少女时代的她曾给自己写过什么话。”委托人和受托律师之间，本应有着审慎而客观的距离。但是，我们还是从李翊云的叙述中，读出了克莉茜平庸的客气之中所隐含的温情。它正是诞生于这样客观的距离之中，因为客观的审视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互谅。

美国作家维克多·拉瓦勒的《相认》、加拿大作家莫娜·阿瓦德的《这样一片蓝天》、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洛杉矶河畔的故事》和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的《完美的旅伴》在处理“距离”这一命题时，有着各自不同的追求与生动的侧面：《相认》通过留守在同一幢公寓内互不相识的邻居因时局的变化而产生的关联，描摹出人们在绝望之际的生存体验；《这样一片蓝天》讲述了用“特殊按摩”来清除记忆的女子和自己前夫进行约会的故事，意在探讨“生活”与“虚幻”的界限；《洛杉矶河畔的故事》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勾勒出“我”与同性伴侣之间所可能发生的一切轶事与传奇；而《完美的旅伴》则在“我”、“我的现任女友”与“我妻子的儿子”三人同处一室的微妙氛围中，凸显出“距离”与“边界”的荒诞。

庸常之中的戏剧性

来自法国的80后作家莱拉·斯利玛尼曾以《食人魔花园》这一长篇作品惊艳文坛。在《石头》这部短篇里，她一手“炮制”出一个虚构的作家——罗伯特·布鲁萨德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演讲时遭到石块袭击并引发了后续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用斯利玛尼的话来说：“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小说家，但他的文学声望与销售数字成反比。他不仅被媒体忽视，还被同行鄙夷。”这样一位在文学意义和世俗意义上有着巨大落差的作家，为何会遭袭？这是该故事引发的第一个戏剧性悬念。随后，警员介入，询问了作家许多不痛不痒却令人感到尴尬的问题，布鲁萨德表示“他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没有任何麻烦，没有任何纠纷。”但是事件并未就此结束。布鲁萨德迅速成为新闻里炙手可热的明星作家，著名文学评论家还发表了一篇专门的长文来评介作家的作品。这是这部短篇小说引发的第一个戏剧性高潮。事情之后出现了更为戏剧性的连锁反应：出院后的布鲁萨德居然被请进了爱丽舍宫，法国总统盛赞他是“英雄”并派保镖保护作家；接下来，布鲁萨德受邀参加了诸种电视节目。斯利玛尼以诙谐而尖刻的笔调写道：“此时他的编辑会把手搁在他的肩膀上，像一位养马人炫耀自己获奖的纯种马。”第三波故事高潮似乎渐渐止息，但是此时，斯利玛尼再接再厉，将布鲁萨德的传奇经历“悬挂”在社交媒体的目光中，接受大众的检视与评论。这一出又一出时代的闹剧过后，斯利玛尼终于长舒一口气：“小说家身上的星光黯淡下来。”在他像往常一样，孤独而平静地步行回家之时，第一块石头击中了他。“他没有看到石块来自何处，也没有看到紧随其后的其他石块。他就这样倒在街道中央，倒在一场石块雨中。”斯利玛尼以漫画速写的笔法，将“时代”与“传媒”共同造势下的作家从静默无闻到自神坛跌落的虚构故事，辛辣而充满戏剧性地曝光在世人面前。

反观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没耐心·格里塞尔达》，从科幻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地球故事”。这个极具阿特伍德个人风格的故事，也充满了古典故事的戏剧性——双胞胎姐妹“有耐心·格里塞尔达”和“没耐心·格里塞尔达”共同吃掉了一个试图对她们姐妹俩作威作福的老公爵。这个故事是借助于外星人的视角转述而来，所以自然携带着一种“异质感”。在这个关乎欲望与生存、古老寓言与现代智慧相交织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为读者构筑了一个生猛却不凶猛、轻盈又顽皮的戏剧性神话故事。

而在美国作家蕾切尔·库什纳的《提红色大行李箱的女孩》中，戏剧性的情境以“戏中戏”的方式拉开大幕。在挪威人的晚餐上，丈夫讲起了一个关于“无所事事的约翰寻找提着红色行李箱的女孩”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迷人之处在于，它行进的轨迹始终像是在虚实缠绕的丛林间穿行。约翰是怎么遇到这个女孩的？又是怎样寻找这个女孩？在这个过程中他又遇到什么样的阻碍？都像是在一场意识流的影像间漫游。“正值冬季，四处阴冷荒凉。他梦寐以求的女孩无处可寻。这让他一头栽进了存在主义危机里。他呆呆地望着窗外厚重的天幕，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破烂的塑料袋。”

信念是唯一的答案

凯伦·罗舒的《十九路巴士 伍德斯托克/格里森》是这部短篇故事集中最长的一篇故事，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故事。罗舒用一场并不罕见的交通事故，描摹出危机到来时刻各色人等的众生相。从那句：“时间像太妃糖一样被拉扯向远处。”开始，作者以罕见的浪漫与诗意来还原这场在时间洪流中必将被人遗忘的惊险时刻。瓦莱里——这个优秀的女司机，把夜间乘车的常客亲切地称为“末班车俱乐部”成员，而这句一语成谶的玩笑话，真的成了危急关头的“末日班车”。所有人，都被困在这辆“诺亚方车”中。

“一个好司机的传记是一千页几乎要发生、但并没发生的事件，和差点没避开、但最终避开了的险情。瓦莱里将那些阴影看作好运。”这一次，阴影会不会云开雾散？而随着焦灼时刻变幻的外部风景也在瓦莱里心中投射下阴影：“仿佛月亮正在发牌，把各种颜色随机扔了下来。”而就在司机瓦莱里意识到他们同车的9个人必须依靠自己来拯救自己时，“末班车俱乐部”的气氛变了。罗舒以深情的笔调写下：“每个人都想帮忙，这愿望像大浪般升起，分裂成一百种微小的行动。”乘客们有的去揭开引擎盖检查；有的滑到轮下寻找线索；有的试图重启救护车上的时钟，“这些小小努力层层相叠，开始撬动这个时刻。”随着瓦莱里突然的仰头大吼，引擎咆哮，钥匙再次发动了车。罗舒在这里再次展现出自己强大的信念与感人至深的笔触：“瓦莱里继续开车前进，一个个时刻像一个个星座，如万花筒中的图案般在她体内展开，那些痛苦而尖锐的图案——躺在地上的母亲、提克出生时那把白色的刀、弗雷迪喝到滚烫的咖啡时笑出的眼泪、燃烧的橡胶的味道，她度过的年月像电路般弯弯绕绕。现在，这座城市真实的灯光照亮了眼前的一切，她能看到公寓楼门内漾出的光晕、港湾里像骨架似的未挂帆的船、流浪汉住的帐篷、空荡荡的酒店，像蝴蝶展翅般在河两岸铺开。他们返回的世界正是他们离开的：一个颤抖着的、被雨水淋湿的、郁郁葱葱的、破破烂烂的、活着的世界。”

女司机瓦莱里凭借强大的信念带领乘客逃出“末日班车”。罗舒给出的结尾包含一阵长长的叹息与轻微的怅惘：“有的人一过河就会忘记今晚的事，有的人却会永远被这记忆纠缠。但他们曾共享过一个噩梦。一次奇迹的逃脱。”瓦莱里的末日班车又何尝不是在隐喻我们全人类同处一艘即将沉没的轮船的危急时刻？所幸，智慧与信念兼具的掌舵者及时带领乘客，迅速扭转了命运的倾覆之舟。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本“属于我们时代的《十日谈》”的故事集中其实并未过多渲染这场危机。作家们更多是选取日常生活中那些一闪而过的罅隙，蓄势待发的龃龉，以诗意的笔触描画“虚幻”与“真实”之间的幽暗地带。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笔法像是匍匐在防空洞中的人突然听到胜利号角之后的轻盈跃起。所有的痛苦我们都已品尝殆尽，现在，我们要侧耳倾听那些来自未来的回音。

然而，有些记忆不应该被轻易忘却。那些记忆是如此惨痛，始终带着新鲜的疤痕提醒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梦魇。我选出的这十个故事，也许并不能够完全涵盖这29篇故事的全貌，但它们已经能够精准地传达出我当时与现时的心境。尽管这场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它仍会像一枚琥珀，保留在时代的景框中。在不断缩减的光谱之下，那些口耳相传的好故事仍会像一枚枚反射现实的多棱镜，照耀并恒久地温暖我们有限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