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刘复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5月版，360页，66.00元
蒙文通先生尝引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语论治史之法曰：“观史亦然，须能从波澜壮阔处着眼”，“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的发展说个大概”。能否找准历史发展的关键变化节点，直接决定着史家能否对历史演进过程形成深入理解。另一方面，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诸多事物往往都会发生复杂的变化，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故即便史家找到了 “波澜壮阔处”，也还必须从中提取出真正重要的关键因素，才能把历史的变化论述清楚，这也正如蒙文通所说的：“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蒙默编《蒙文通学记·治学杂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第1页）
怎样通过对“大问题”的剖析来把握“历史的波澜壮阔处”？刘复生教授所著《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本书以著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吸收了近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由北宋儒学摒弃注疏之学，重视义理探究，排斥“异端”之说，力求复兴周孔之道的新气象入手，对十世纪前后中国社会文化各层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给人颇多启发。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次社会变迁，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以思想文化为切入点，可以令我们对社会的脉动形成真切的体认，这是大多数治史者的共识。但正因为如此，关于唐宋思想文化演变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显学”，中外学者积累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问题上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非常考验研究者的能力。
诸多论者在如何界定“宋学”，如何看待“宋学”“道学”“理学”的关系等问题上，一直持有不同见解。但整体上，研究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从学理的角度分析宋代不同时期、各家学说的演变，“心”“性”“道”“理”等名词概念，通常是分析的重点。即便是强调宋儒“内圣外王”特点的学者，往往也自觉不自觉地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到“内圣”一侧。本书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作者固然也对宋儒的种种学术理论有所讨论，但真正关注的，“不仅是治学方法和思想理念的更新，更在于新儒学思想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各领域的实践”（前言，11-12页），指出“新儒学所强调的，不仅是从学理上而言，更强调用之于社会，有所作为”（286页）。作者的研究旨趣，直观地体现在本书的章节安排上。一般而言，讨论类似主题的作品，或者以时间为线索，将思想学术发展史分为若干阶段，渐次分析各阶段的特点以及彼此间的起承转合；或者以各学术流派为着眼点，针对各家学说作“学案”式的论述。本书则不然，除开头结尾外，正文各章分别从反佛老运动、古文运动、史学更新、政治改革、兴学运动、科举改革等方面入手，剖析上述各个领域与儒学演进的互动，极具特色。尤其是政治改革、兴学运动、科举改革三项因素，在其他同类著作中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在本书中却用了三章的篇幅予以详细论述。很明显，本书绝非就儒学而谈儒学，而是侧重于用“社会”的视角来对北宋儒学进行考察。
事实上，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非常浓厚的“经世”色彩，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北宋中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也均非常强调“致用”，如欧阳修“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为治宋史者所熟知。之所以近代已降，论者越来越倾向于以“内在理路”的方式来讨论宋代儒学，主要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宋代学术发展到南宋，诸家中以理学为最盛，而理学重在讨论心、性等“内在”话题（实则朱熹等理学家亦未尝放弃对外在事功的追求）。后世论者以“倒放电影”的眼光观察宋代学术，难免认为整个宋学就是“内圣”之学。二是受自西方传入的学科体系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将儒学归并到“哲学”这一大类中，复以西方哲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儒学，结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失真。本书着重强调北宋儒学“用之于社会”的面相，不仅有助于读者更为准确地认识宋代思想学术，亦可以为后来者提供研究思路上的借鉴，使之能摆脱一些似是而非的先入之见的困扰，更全面地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利用社会视角，在宏观层面上，本书不再将儒学复兴运动仅仅视为少数精英文人，或者道学士大夫书斋中的纯学理讨论，而是揭示出这是一场遍及各个领域，涉及众多社会成员的变革，为读者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在微观层面上，对于北宋儒学复兴所产生的种种效能，亦能形成更为透彻、确切的分析。例如，思想史研究者多曾指出北宋新儒对佛老二教有所批判，掀起了反佛老运动的高潮，然宋儒反佛老，究竟有无实际成效？论者往往就没有深究。本书在第二章中，结合各种史料，指出从仁宗朝开始，宋廷逐渐对佛老二教进行广泛限制，使得僧道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缩减。同时，不同于北宋前期群臣附和君主崇祀佛老，自仁宗朝开始，宫廷的崇祀活动始终受到朝廷重臣的反对。仁宗一朝，恰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走向高潮的时期，由此可见，宋儒的反佛老主张并没有只停留在言论上，确实取得了不小成果。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北宋儒学，不仅有助于对其社会价值形成更好的把握，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义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引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以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见儒家自一开始就有“因事明理”的传统。而最能“深切著明”阐释义理之“事”，莫过于各项制度。本书对于北宋诸儒在学校、科举等制度层面的创获，多有涉猎。通过梳理北宋儒士革新制度的举措，宋代儒学一些深层次的要素也得到了呈现。例如在第七章中，作者论述了神宗、哲宗两朝王安石、司马光等对贡举制度的调整。指出不同于饱受非议的经济改革，王安石的贡举改革却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认可。尤其是王安石以贡举考试来实现“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的主张，当世诸家多无异议，表明“一道德”是儒学复兴运动共同的内在要求。这就将思想史与制度史结合在了一起，借助具体的制度，形象地揭示出了思想学术的神髓。
进而言之，儒学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内在矛盾、缺陷，往往也是在其所推动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充分暴露的。如本书第六章所述，恢复古代“乡举里选”和“士由学校”的教育制度、选官制度，一直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所致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从真、仁之际开始，即先后有孙何、赵师民、宋祁等人对“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的现象加以抨击。此后，欧阳修、王安石、吕公著等，更是不断呼吁朝廷取人“必于乡党，必于庠序”，甚至明确提出应该尽罢科举而使士大夫皆出于学校。但从北宋中期已降的几次学校制度改革来看，庆历兴学，并未能实现“士由学校”，熙宁时期开始推行的三舍法，虽有一定的成效，甚至在北宋晚期还短暂地取代过科举，但最终亦未能成为选官制度的主流。可以说，北宋新儒“取士皆本于学校”理念，未能真正得到落实。对于这一现象的观察，体现出作者敏锐的眼光。
儒学一贯以理想化的上古时代为自己的崇奉对象，同时又因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而始终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两者之间，存在着张力。至北宋中期，随着对儒学义理的探究日益深入，宋儒“回向三代”的理念，以及经世致用的意愿均愈发突出，儒学内部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也随之有所增强。正是在这种张力的影响下，北宋儒士会在一些重要领域的革新活动中反复摇摆，进进退退。揭示北宋儒士为恢复“取士皆本于学校”所作的努力，以及所受到的挫折，正可以令我们更加真切地体认儒学内部固有的矛盾，若仅就儒者言说立论，反不容易给人以深刻印象。
总之，本书在研究视角上，颇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或学术史，而是贯通了思想与社会，可称为是“思想取径的社会史”。当下各专门史领域的研究者，都在尝试打破既有的学科界限，以“科际整合”的方式来对历史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本书还很好地兼顾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家，即十分注重“通鉴学”与“正史学”的彼此互补。近代已降，不少学者更明确提出在史学研究中，“共时”与“历时”不可偏废，如蒙文通言：“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又要看到其学脉渊源。”（《蒙文通学记·治学杂语》，28页）本书在勾勒北宋儒学的“时代精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作者从北宋中期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归纳出重视义理、排除异端、追求致用这三项儒学复兴思潮的核心要素。在总结这些要素时，作者没有拘泥于某一特定领域，而是从经学、史学、文学、政治革新、制度改革等多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也没有局限于某特定学派，而是对所有北宋儒学流派作了全面剖析，故最后得出的结论，的确能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内核，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本书不仅注意总结、归纳北宋儒学各家的相同、相似之处，也强调诸家的学说对立、冲突的一面。例如在第三章中，指出在对“文”“道”两个概念以及文道关系的认识上，以及在对“文”如何为经世教化服务上，“新儒们的观点却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99页），并详细论述了柳开、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又如在第五章中，指出王安石与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在对“先王之道”的理解上存在不小分歧（180-185页），皆为显例。透过这些对立、冲突，往往又可见深层次的相通之处，例如宋儒在文道问题上的分歧虽然尖锐，但从整体上看，共同促成了儒家文学政教中心论的复苏（97-105页）。
对于北宋儒学的“学脉渊源”，作者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本书虽以“北宋中期”为题，实则在每一章中，作者都是自中唐讲起，渐次推演至北宋中期，带有较为浓厚的“长时段”研究特色。而且在本书中，中唐至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是由中唐-晚唐五代-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多个环节构成的动态过程，各个环节彼此衔接，却又各有特点，整个过程并非直线演进，而是有曲折、有反复。这样的论述，十分贴近历史真实，让读者对儒学复兴运动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北宋新儒学到底有哪些创新，以及这些创新究竟是如何取得的。
附带指出，“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史学研究中一度产生过不小影响。中国学者大多将这一学说视为是自日本传入的舶来品，在承认其学术价值之余，也对其能否确切阐释中国历史渐有质疑，近年来更有是否应“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讨论。本书研究的正是中唐至北宋中期这一变革期的社会文化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纳入“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中。而从本书的第一章可以看出，作者对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认识，基本不是借鉴于海外学者，而是承袭自蒙文通、刘咸炘、吴天墀等本土史家。在具体观点方面，本书强调生产关系变化的重要性，关注儒学思想在各社会领域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亦颇不同于以“君主独裁制的成立”为立论根基的日方看法。这提示我们，“唐宋变革论”未可纯以外来学说视之，对于本土自生的“唐宋变革论”学术资源及其价值，有必要予以更为充分的重视和挖掘。
本书在内容上，或有可以补充之处。唐宋之际的诸多社会变化中，土地制度的变化，无疑相当引人瞩目。以国家统一授田为特征的中古田制崩溃之后，土地自由买卖日渐活跃，发展到北宋，终于形成了“不抑兼并”的新国策。这一国策的推行，又刺激了土地兼并，加剧了贫富分化，与儒学“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背道而驰。北宋诸儒多对当时的田制有所批评，甚至有恢复“井田”的呼吁，但在实践层面，受限于社会现实，无法真正将理想付诸实施。若能就此展开剖析，分析儒学复兴运动与土地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当能使我们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形成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作者在相关问题上曾发表过论文，然或许是受限于篇幅，未在本书中进行讨论，令人略感遗憾。
在某些重要问题的论述上，本书稍嫌语焉不详。例如在第八章中，作者指出，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是“新儒中的新儒”。但“新儒中的新儒”并不专此理学一家，王安石的新学和苏氏的蜀学，都有各自的学术体系和特色，都可被视为新儒中的新儒。作者进而指出，新学和蜀学在北宋中后期的社会影响力并不在理学之下，甚至犹有过之。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但是读者也不免会产生疑惑：既然北宋中后期出现了不止一家“新儒中的新儒”，既然新学、蜀学两派最初的地位并不低于理学，何以发展到后世，理学却成为独尊？甚至苏氏蜀学的大本营四川地区，南宋已降也逐渐变为了理学重镇。这究竟是外在的政治、社会环境变迁所致？抑或理学本身就具有某种学理层面的潜在优势，使得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演进后，最终能战胜诸家竞争者？固然本书并不涉及北宋之后的时段，但若能在讨论“新儒中的新儒”一节时稍加阐释，亦可增进读者对整个宋代儒学发展史的认识。
此外，本书的某些观点或可以再做推敲。例如在第八章中，作者论及元祐时期的“洛蜀朔党争”，认为朔、蜀之间相互攻击较少，而二党与洛党之间的冲突较多。且“洛蜀朔之间的党争，主要由思想见解的分歧所引发”，“皆植根于诸儒秉持的学术不同之故”（256-258页）。实则由《长编》等史料记载来看，当时旧法派的内部倾轧状况比作者所述更为复杂。洛、蜀水火不容，以刘挚为核心的朔党与蜀党之间也有激烈冲突，反倒是朔、洛二派系在人员构成上有重叠之处。又，当时旧法派的内斗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看仍是源于权力争夺。诸人攻讦苏氏兄弟，更多是出自对蜀人坐大的担忧，朝中对程颐的批评，则隐隐指向其背后的宰相吕公著。将政争视为思想分歧的产物，未免失之简单，也多少夸大了思想学术对政治的影响。
上个世纪，陈寅恪曾预言，中国学术的发展趋势，必是“宋代学术复兴，或曰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参考本书所描述的宋人推陈出新，光大儒学的历史，今人或可仔细思量，站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究竟该如何继往开来，建立自己的全新学术体系？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