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作为我们了解作家写作意图、解析作品的重要形式之一，其是否令参与者和读者都有所收获，往往取决于对谈双方的“业务水平”。它要求采访者对作家的写作生涯和作品内容了然于心，也需要作家对来访者给予足够的信任和坦诚，在对话中保持专注。而若是采访者同样是一名作家，对谈双方在互相引导与配合下，在话语跌宕中生成新的脉络，那么对谈一定是精彩的。
对谈集《写作是一把刀》便是由两位作家共同完成，作为采访者的弗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出生在法国，后来移居墨西哥，同时在墨西哥教授文学。安妮·埃尔诺无需赘述，她已凭借2022年的诺奖得主身份被全球读者所知。
需要留意的是，两人的对谈发生在2001年到2002年之间，通过邮件完成。20年前，安妮·埃尔诺并不像现在这么知名，她是一位游走在出版圈边缘的作家，正尝试着使用来自平民阶层的语言，大胆披露自身经历，以模糊虚构和真实的界限，跳脱出小说甚至文学圈所定义的作品开辟天地。可想而知，她受到了正统出版圈和许多以男性为主的评论家的诋毁。
弗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和安妮·埃尔诺的对谈大多围绕这些争议展开，他们谈到对写作形式的看法、身为女性的创作经历、成为作家之前的阅读经历，以及写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等。安妮·埃尔诺对这些话题的回应都践行了她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位独特的创作者。她不认可人们在谈论书籍时用标签和类别进行分类，觉得它们“根本不重要”。一如她在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从以自己情感生活为蓝本的早期作品，到直接将父辈的生活如实还原的《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似乎没有人可以将她的这些作品用经常熟知的“小说”“非虚构””回忆录”等标签来定义。
安妮·埃尔诺
在谈到女性写作的话题时，安妮·埃尔诺的回应更加犀利，她直言自己不喜欢出现在“女性写作”的那一栏，因为也不存在一种叫“男性写作”的文学分野。针对一些男性评论家和读者对自己在作品里提到性、堕胎、出轨等情节时所表达的不适，安妮·埃尔诺指出了这种不适背后的根源，“我们都被思维定式支配，被在历史中建构出来的文化想象支配。这种思维定式和想象给男性和女性赋予了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说话方式”。
公众场合的色情笑话，对女性外貌近乎骚扰般的点评，一直以来，大方地谈论性几乎被默认为男性的权利，而女性对此只能保持沉默或羞耻。这种性别文化正是安妮·埃尔诺所提到的：我们被赋予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说话方式。即便在当下，女性主义之下的女性写作正成为一种潮流，独立自主的女性角色正受到追捧，撇开消费主义对这种现象的推动，只要在任何文本里还能看到“女作家”“处女作”之类的字眼，安妮·埃尔诺所提到的根源就尚未被打破。
论及政治，身为左派的安妮·埃尔诺将写作视为一种参与政治的行为，她反对那种视文学为纯粹的审美意义上的活动，应该被束之高阁、与世无争的观点。即便这种观点在作家和读者身上都普遍被认可。她也确实在作品里讨论法国社会的阶级问题，历史之下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她不再看重写作技巧和形式，也是对这种审美意义上的愉悦表示拒绝。
林林总总，这部对谈集所呈现出来的安妮·埃尔诺有着十足的“反叛者形象”，“写作是一把刀”极为形象地指明了她的作品和观念是如何锋利地划开了正统文学的“假面”。有趣的是，在这场对谈过后的二十来年，安妮·埃尔诺成为了诺奖得主。一位边缘的、受到争议的作家最终得到认可，她用自身的“战斗经验”为“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给出了更多带有启发性的回答。
博尔赫斯
受到争议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擅长书写老虎、镜子和迷宫等文学元素的博尔赫斯就曾因自己在政治上的言论被公众批评。论及写作，在拉美文学的版图里，博尔赫斯也称得上是“异类”。他不像其他拉美作家那样，排着队从成长的土地里浇种一种名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他笔下的世界时常脱离这片土地，抵达亚洲、欧洲等异域，尤其考虑到创作盛年的他已经双眼失明，这种写作反而变得更加让人惊异。
比博尔赫斯年纪小近四十岁，在拉美文学中同样地位颇高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对这位前辈也产生过观念上的转变。收录在《略萨谈博尔赫斯》里的那篇《博尔赫斯的虚构》，略萨提到求学期间自己疯狂迷恋萨特之类的知识分子，坚信“写作即行动”。至于博尔赫斯，这种“活在自己世界中的艺术家”恰恰是略萨所憎恶的。然而在读过博尔赫斯的作品后，略萨写到，“我感到眼花缭乱，心中还生出了邪恶的快感，我觉得自己仿佛犯了通奸罪，背叛了导师萨特”。
作家的“真香时刻”降临了，在《博尔赫斯的虚构》的余下部分，略萨几乎全方位地捍卫了博尔赫斯的才华和地位。这本书也收录了略萨和博尔赫斯在不同场合下的对谈。诚如略萨所说，博尔赫斯谦虚且来者不拒，像那些来自世界各地怀揣敬仰的人一样，略萨也造访了博尔赫斯的家——一个两居室的公寓。公寓的墙上挂着陶瓷老虎，放着行军床的卧室像一间牢房，略萨对这间公寓的描述似乎让读者预见了一个清教徒般的屋主。在《气球之旅》一文中，谈到博尔赫斯的情感生活，略萨的一段描述也正好回应了这种“清教徒”的形象，“如果说爱情曾经在那里出现过的话，那也只是文学之爱、思想之爱，而且几乎总是无性之爱”。
一旦走进作家生活的地方，对谈难免会沾染日常生活的余光。不同于《写作是一把刀》，略萨和博尔赫斯的对话更像是两个熟人之间的交谈，想要从其中寻找一些严肃的见解，或者整理出几段可以传颂的金句，恐怕得空手而返——
略萨：可您读过不少长篇小说，同时还是长篇小说的优秀译者。
博尔赫斯：不，不。我读的长篇小说并不多。
……
诸如此类的对话听上去似乎没什么意思，但只要联想到，它们发生的场景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一个老旧公寓，身边有一只名叫“贝波”的公猫和一位女佣来回走动，这些又都顺理成章了。想象自己是一个坐在他们身旁的熟人，或许是融入这场聊天的最佳方式。
深入作家的生活，完成一次长达二十年的对谈，听起来似乎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发生在两名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和卡尔·泽利希之间。
卡尔·泽利希镜头下的罗伯特·瓦尔泽
1936年，卡尔·泽利希拜访了住在疗养院的罗伯特·瓦尔泽，后者在这里居住多年。在卡尔·泽利希的第一印象中，这位年近六十的作家有着“一张孩子般的圆脸”，他出版过小说和散文集，但因为各种原因不受待见，卡尔·泽利希将其总结为，“对文学小圈子的疏远导致他在经济上严重受损。但到处盛行的偶像崇拜简直让他恶心”。
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瓦尔泽作为被世界遗忘的作家，在疗养院开始了身为精神病患者的生活，而卡尔·泽利希的到访恰恰是想要让他重新被世人重视。从1936年初次见面，两人一次次踏上外出散步的旅途，在用双脚丈量土地的同时，瓦尔泽关于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关于文学和政治观点的话语被记录下来，汇编成这本《与瓦尔泽散步》。
在散步中对话是一种更为放松、也时刻充满惊喜的形式，尤其对于瓦尔泽这样一位在职业生涯中饱受挫败，主动选择与世隔绝，“像被砍倒的树一直躺着”的作家来说，路途中变幻的风景是打开他尘封已久的内心世界最合适的钥匙。
事实上，在对每次外出散步的记录里，除了瓦尔泽对世界和自我接近自然主义般不变的态度——“我喜欢世界本来的样子，喜欢它所有优点和缺点”，“我想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并消失在他们当中”，最有趣的部分恰恰是散步中被记录下的美食。一杯酒或咖啡，一份有面包、牛奶的早餐或一份带菜豆和煎肉排的午餐，往往是这一天路途里身体和精神疲惫的安抚剂，终于，在行走和对话中不断触及的世界可以暂时从饭桌上远去，让旅人和他们的观众都享受这份散步中的“留白”。
1956年12月25日，独自外出散步的瓦尔泽被发现倒在雪坡上，死因是心脏病。这场持续二十年的对谈结束，成为瓦尔泽生命最后的唯一实录，为后来人重新认清这位作家的价值起到了关键作用。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