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市政广场的苏格拉底

此外，苏格拉底总会在公共场合露面。早上，他会去柱廊和体育场，开市期间，又有人在市政广场里瞧见了他，其余的时候，他总会跑到他觉得人最多的地方去。他说个没完，只要愿意，谁都能听。——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这是公元前399年春末的一天，每年此时，金色的“宙斯之眉”——小野菊便纷纷在雅典市政广场的圣所周围冒出头来（如今在这片废墟的周围依然如故），苏格拉底此时就在雅典市政广场的这片迷宫般的巷道中徐步前行。

最近在古雅典市政广场西南角展开了一次考古发掘工作，完美地揭示了此地熙来攘往的旧日活力。发掘负责人说他们“忙得团团转”，然后发现了一些东西。初看很像是一口大型陶缸（pithos）的口沿，但随着泥土被慢慢清出，情况逐渐明朗起来，这实际上是一口深井的边缘。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井是个好征兆，因为人们会往井里扔东西，或者不小心掉进去一些东西。井底就像是一幅自然呈现的古人生活的缩影。

这口井让挖掘者们大吃一惊。直到最近，人们都还以为雅典市政广场是一处极具“公共性”的场所，一个新生民主制下的自由市场、政治枢纽和行政中心。但在这口光滑的陶土竖井的底部是各种各样的私人物品：采购单、织机的压铁、破损的化妆盒。这些杂乱的垃圾表明了一点：在雅典城中心的这个市政广场里，那些紧挨着壮观的公共建筑的石质小屋并不仅仅是人们长期以来所说的商店或储藏室，也是住房和生活区。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那就是雅典普通男女的家宅。

因此，若想象一下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走向法庭时经过的这段路，我们应该也能听到这片人类居所的嘈杂喧嚣，看到那百多双注视着他前行的眼睛。

苏格拉底大半生都是赤脚行路，此时也是一样，伴随他走向法庭的还有周围匆忙的脚步声，500名陪审员摩肩接踵，其中很多人都是“盛装”出庭，在满是砾石的小道上炫耀着自己的皮凉鞋或结实的鞋子；声音十分嘈杂。我们很难想象雅典人会偏爱那种钉着平头钉的靴子，但是今人已在雅典市政广场边缘一个作坊的地面上发现了各种废弃物——成堆的平头铁钉和象牙鞋带眼，这表明雅典城的鞋匠们无疑用了千千万万的钉子来制作皮鞋。如果文献和考古资料真有交集，那么苏格拉底肯定在这个最近重新发掘出的特别的作坊里消磨了很多时间，度过了不少快乐的日子，并且开诚布公地谈论过他的诸般哲思。

色诺芬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经常在雅典市政广场边缘的这片工匠区流连，因为青年男性都获准在这里聆听这位哲学家的话语——只有过了18岁的人才能进入雅典市政广场的这37英亩范围之内。雅典社会有着严格的年龄界别，众所周知，年轻人拥有力量，长者则拥有智慧。苏格拉底对青年男性有一种特别的热情。尽管后人对他多有诋毁，猜疑他是某类恋童癖哲学家，但事实似乎简单得多。苏格拉之所以喜欢与雅典的年轻人为伴，是因为他觉得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学。

有一位名叫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作家曾仔细整理出了一部《名哲言行录》（Lives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他研究得非常认真，但这本书写于苏格拉底去世后约600年），他提到了一个特殊的名字，那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一个作坊老板——鞋匠西蒙（Simon the Shoemaker），他的店面就位于这片允许年轻人来闲逛的临界区域。在那个新挖掘出的、钉子遍地的市政广场作坊的角落里，人们发现了一个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水杯的残片，杯底刻着一个大写的名字：“SIMON”（西蒙）。所以在苏格拉底的时代，这里看来真有一个西蒙，他确实做过鞋。

按第欧根尼的说法，鞋匠西蒙是苏格拉底的一个狂热的早期追随者，考古学家们如今挖出的似乎就是他的家。苏格拉底（据我们所知）会在西蒙的这个作坊一连待上好几个小时，发表即兴演说，与城里的年轻人聊天，每次辩论终了，西蒙都会记录下他们的对话。这个鞋匠最后积攒了很多材料，写下了33卷本的《西蒙对话集》（The Dialogues of Simon）。这则逸事将这位哲学家和一个鞋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这有些稀奇，但相当可信。苏格拉底是以一种毫不正统的方式从事着他的思想事业，不是在正规的学校或王公贵族的宫廷里进行哲学讨论，而是在普罗大众（hoi polloi）中展开这种活动。对于不因循守旧的苏格拉底来说，在一个鞋匠的作坊（兼住所）里分析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考古学已经证实，在公元前435年至前415年，亦即苏格拉底哲学事业的巅峰期里，确实有这么一位“鞋匠”在雅典市政广场中生活和劳作。《西蒙对话集》就出自雅典这个喧闹的国际化市政广场里的一个温暖的石质家庭作坊，如今它已失落于历史长河之中，但其后的古代评论家对此还是有所记载，其中的论辩涉及了苏格拉底的诸多主题：爱、嫉妒、善在社会中的地位。全都是苏格拉底平日里热切探讨的一些基本话题。

不过当我们在公元前399年的晚春穿越雅典市政广场的时候，鞋匠西蒙早已去世了。这一天，苏格拉底只有一个去处，法庭。这位哲学家没法再和往常一样去市政广场里走街串巷，向毫无戒心的路人询问何谓最好的生活方式。很快，这位70岁的老人就不得不在500名雅典民主派审判员面前为他的案子和基本的生活态度辩护。

讽刺的是，在这位哲学家的大半生里，他一直都能在雅典市政广场里畅所欲言，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无论工匠还是贵族，苏格拉底都会拦下他们，与其辩论生活中的浮华和基底。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诸多记载中，苏格拉底给人的印象都是惊人的不可预测，他会叫住毫无戒备的路人，然后用道德挑战吓他们一跳。据说色诺芬第一次遇到苏格拉底时就是这样。当时年轻的色诺芬正在逛街，苏格拉底走近了这个少年，问他上哪儿可以找到些普通的日用品。“那么该去哪儿找一个勇敢正直的人呢？”苏格拉底接着问道。见色诺芬一脸困惑，苏格拉底便建议这个天真的小伙子去追求智慧。

普鲁塔克（Plutarch）也讲述了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一个故事，当时他们正前往雅典市政广场的一个区域，放债人每天都会在那儿摆放一些银行柜台（trapezai）。这位哲学家（像往常一样被一群同伴簇拥着）往南走过大理石工坊的时候，他被一种“崇高的灵感”所震慑，于是突然钻进了一个木工区，而其他人走的还是往常的路线。朋友们笑他又走神了，直到一群臭气熏天、嚎叫不止的猪包围了他们，这些猪不久就要被切割成肉和皮，猪皮会被运送到城外的伊利索斯河（Ilissos River），交由皮匠们漂洗。

这一次，苏格拉底显然为自己内心的“声音”陶醉了，这是一种神圣的召唤，一种个人的、私密的神；这是个会逐渐招来怀疑和麻烦的特质。他将其称为自己的魔鬼（daimonion）。在苏格拉底的时代，这种个人的灵性是极不正统的。这位哲学家生活在一个宗教完全共享的世界。苏格拉底和同伴们都处于一个多神论的宗教景观里，他们在大部分时候都得向一大批神祇表现出虔敬之情。这种礼拜活动大多是在户外公开进行的，是一种集体体验。雅典市政广场之行绝不可能不涉及某种恭敬之举，不信这座城市的神灵可不仅是一种冒犯而已。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构想出了原子，但即使是他们也会心存一种观念——有某种东西比这些不可见的粒子更加不可捉摸，他们或许是把某种崇高的精神世界当成了雅典人生活的夸克，万物的建材。生活本身都被构想成了一种宗教体验。

众神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什么是美？什么是爱？谁是善人？谁配掌握权柄？什么是德性？什么是知识？我们死后会去哪里？苏格拉底的问题层出不穷。在柏拉图笔下，这个不断成熟的哲学家对人类的对话是如此着迷，以至非但不为他的思想收费，还宣称要补益路人，让他们能听到他不得不说的话：

苏格拉底：我爱大家，所以我恐怕他们会觉得我不但会无偿向所有人倾诉衷肠，还会付出点什么，只要有人听我说话。

据我们所知，早在公元前430年，甚至有可能在此之前，这种热切的追问就得罪了城邦里的一些人。如今在那不勒斯博物馆（Naples Museum）仓库的一个纸箱里还藏有一份莎草纸残片，保留了希腊喜剧诗人卡里阿斯（Callias）的若干字句，起初是由一名罗马学者仔细地誊抄了下来，后又被一名法兰克抄书吏所转录。

卡里阿斯与苏格拉底同处一个时代，他注意到了苏格拉底让这些雅典人有多么厌烦。这位哲学家并不是个只有一招鲜的人，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存在，此外他还有种古鲁（Guru）的气质。这位民主派公民逐渐吸引了一批追随者。苏格拉底在各种生活问题上的激进观点实在让人耳目一新，因而聚集起了一群门徒。卡里阿斯笔下的一个角色就抱怨说，苏格拉底的方法十分傲慢，让人心生不满。

角色甲：噢，为什么这么骄傲，为什么眼神这么轻蔑？

欧里庇得斯（男扮女装）：我完全有权这么做，苏格拉底就是理由！

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场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在繁忙的雅典市政广场里四处转悠，随机寻找路人，在他们身上尝试苏格拉底的方法；年轻人挑战长辈，卑下者挑战优秀者，遵循的都是苏格拉底的原则，即“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卡里阿斯的作品都是在雅典面临危机时写下的，但当时伯罗奔尼撒战争还在酝酿之中。直到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敌对行动才会公开。所以这个时代还算不错，雅典并没有跟谁开战，不必枕戈待旦，苏格拉底还是这片市政广场里的一个有魅力的红人，是雅典市政广场所能提供的众多美好而激励人心的亮点之一。

雅典市政广场里还有一片监狱建筑群，位于最肮脏的区块——工业区；加工青铜和大理石的工人们都在此汗流浃背地敲打着，和他们一起劳作的则是雅典这个不断扩张、语言繁多的宏伟城市所必须暂时监禁的囚犯。监狱由一个不好惹的执法机构——“十一人委员会”（The Eleven）掌管，可挑选300名公共奴隶作为其狱卒，其中关押的都是等待审判或处决的男人。

如果当天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进展不顺，那这座监狱就是他要去的地方了。

这位哲学家肯定曾无数次地从这座建筑旁经过。自出生起，他就一直在雅典娜的这座热闹的城市及其周边活动，除了执行战斗任务，以及去南方参加过一次宗教节日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他在雅典市政广场露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都毫无阻碍地在这个市政广场里从事着思想理论家的工作——一名语言-观念的交易者。他在此亲身见证了雅典人起草的第一批与民主这一主题有关的文件。直到不久前，他还在这里履行着一个积极的民主派雅典公民所应尽的责任。

但是现在，苏格拉底发现这把民主政治之剑竟指向了自己。

在公元前399年春末的这个清晨，雅典市政广场已经物是人非。此时雅典的大多数名流都已作古。大将军伯里克利死于瘟疫，也有人说是死于精神崩溃；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也已撒手人寰：两人于几个月内相继离世，此前不久，在后世众人看来天赋仅次于莎士比亚的欧里庇得斯被赶出了这座城市，索福克勒斯则受到了举止荒唐的指控。阿里斯托芬和卡里阿斯在其剧作中嘲讽过的自由思想家们都已被流放或处决，他们的作品也被付之一炬。历史学家、将军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坚定支持者，他正作为雇佣兵在波斯的领土上作战。苏格拉底曾经的情人亚西比得此时则是声名扫地，他被一个雇佣杀手杀害，倒于血污之中。负责兴造帕特农神庙和众多城市美景的建筑大师菲狄亚斯也已被人下毒暗害（至少据说是如此）。

现在，苏格拉底也被控犯下了严重违反雅典法律的罪行，动摇了城邦最深层的意义，以致被人以死刑相逼。

于是，在那天，当人们头顶的朝阳仍为日晕所环绕之时，苏格拉底就穿过雅典市政广场，走向了他的审判日。

（本文摘自贝塔妮·休斯著《毒堇之杯：苏格拉底、希腊黄金时代与正当的生活》，李磊译，理想国|九州出版社，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