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实践乌托邦》：理解新城镇运动实践的三条线索

《实践乌托邦：新城镇运动思想史》， [美]罗斯玛丽·魏克曼著，周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468页，68.00元 

城市是人类文明中乌托邦理念与物质经验的交汇之所。“乌有之地”在具体的文化、历史和政治脉络中反复显现湮灭，催生出巨大张力，吸引不少学者关注。纽约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城市史方向的罗斯玛丽·魏克曼（Rosemary Wakeman）教授就长期聚焦对城市乌托邦的反思。她的一系列学术作品集中探讨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中，支撑和生成现代城市乌托邦理念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以及乌托邦理念在实际流通和实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性影响。魏克曼于2014年发表《是否存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城市？作为现代之梦的社会主义新城镇》（Was There an Ideal Socialist City? Socialist New Towns as Modern Dreamscapes, in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German City, Palgrave Macmillan, 2014），2021年发表《美国乌托邦与气候变化》（American Utopia And Climate Change, Amerikastudien/American Studies, Volume 66, Issue 1 [2021]）；《实践乌托邦：新城镇运动思想史》（Practicing Utopia: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New Town Movement）出版于2016年，属于同一脉络。

《实践乌托邦》回溯了新城镇运动乌托邦的话语和实践，揭示其智力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全书基于翔实的史料，将具体实践与乌托邦理念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不同个例呈现出来。作者在历史叙事的娓娓道来中，将交通、建材和大众媒介的变化描绘为连接实践与乌托邦理念的关键，两者之间纠缠转换的动态景象串起了全书的叙事。全书城市思想史的写法体现出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所说的媒介视角。正如德布雷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中所言，讨论理念及其实现之间具体的转换条件，恰恰是媒介学的基本工作。重视城市乌托邦从理念到实践发生转化的具体条件，能激发人们更积极地投入实践，干预和创造“城市星球”的美好未来，并为传播与城市史的跨学科对话提供可能。

快速交通网络的转型

快速交通网络（铁路、公路、飞机和电子通讯网络等）的历史变化是理解新城镇运动最主要的线索之一。新城镇运动常被追溯到艾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概念。田园城市以公共建筑为中心形成聚落。聚落间用农业带隔开，并以快速交通网络连接。据称田园城市胜在“结合了城市和乡村的优越”，满足对怀旧、秩序、分权或工业保护的不同需求，并催生出各种本地变体。

快速交通网络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关键。俄罗斯第一座田园城市即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公司在莫斯科以东四十公里的普罗佐罗夫斯卡亚车站建造而成。俄国交通部当时为铁路员工建造了不少类似的居住点。同时，大量的田园城市实验也在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涌现。魏克曼认为这些项目“很大部分由热衷为中产通勤者提供郊区住宅的铁路公司开发”。居住于“田园城市”的中产群体成了铁路系统最主要的乘客。田园城市增长的空间地理也与铁路网络的扩张多少吻合。当时铁路系统运营成本较高，并能够在较大地理范围里快速地运输乘客。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地的田园城市中出现了大量文化多元的中产阶级社区（1920-1939年间，德国鲁尔、汉堡、斯图加特等定居点，巴黎城市规划研究所的工作和《纽约及其周边区域规划》皆与此相关）。随后，快速交通的作用在“线性城市”实践中变得更为显著。“线性城市”用绿化带和交通干道来分离工业区和住宅区，将城镇建设为沿铁路线性排列的节点，替代了传统田园城市的同心圆模式。城市扩张和道路网络同步。线性城市的增长更直接地与快速交通网络不断的延展和现代工业的分布结合起来。福特式的工业文明理念与交通网络扩张交互，共同催生具有一定暴力色彩的标准化定居点建设热潮。标准化定居点沿交通路线的快速扩展，正好与德国当时在欧洲东部的加速扩张契合。这与战后城市规划对地方独特性的重视形成鲜明比照：战后瑞典模式中，瓦林比三个线性区域定居点选址与通往斯德哥尔摩的轨交站点重叠，规划专注建成环境的本地特点；在外环道路连接的印度博卡罗钢铁城中，邻里单位成了“未来解决方案和历史问题间不确定的调停方式”，尼赫鲁提出要“在不破坏旧基础前提下，建立更高规格的社区生活”；阿拉伯人偏好按地形轮廓蔓延建成曼妙弯路，而非笔直的高速道路网络，线性城市于是就不那么横平竖直；非洲加纳居民在铝业公司仓库对面的特马新村从事传统渔业，代表现代经济的多级公路交汇网络令租金远超过当地工人收入，产生孤立拥挤的阿莎曼棚户区。

二战期间，飞机和田园城市作为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眼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大发明，发生了更密切的关联。一方面，空袭的威胁迫使城市工业（尤其是能源和军事工业）进一步疏散。铁路网络、工业（资源）重镇和城市区域分布交叉，形成与军工相结合的地区性功能集群。大量产业工人也迅速被安置到交通网络的沿线。在世界战争的威胁下，军工与城市的关系增强了政府“造梦”的权力。包括英国新城镇委员会（1945）等政府机构，开始更深入地实际干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和城市规划，开始拥有更多创造乌托邦的权力。无独有偶，冷战期间对核打击的恐惧也迫使政府将工业更多分散到被农村包围的低密度社区，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机场或飞机轮船的生产本身是军事工业最重要的构成。战时许多新的定居点就是为了飞机或轮船的生产而建成，其中包括华盛顿州温哥华市郊的麦克劳林高地和波特兰附近的凯瑟威尔。美国密歇根州“轰炸机城”的设计方案，社区建造商阿特金森（W. P. Atkinson）与陆军航空兵司令部及联邦住房管理局合作建设的“航空工业城”及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轰炸机厂对洛杉矶地区的城市样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期间美军共建造了一千多个基地，海军建造了六十多个大型的机场。战后，其中有五百多个多余的军用机场被移交给城市当局，构成后续城市区域沿航空交通线发展的节点。实际上，盖迪斯为俄亥俄州建造的“未来城市”模型便是以五个不同的机场作为基点。林立的摩天大楼间各类飞行器呼啸而过的场景已经成为象征“未来城市”乌托邦意象的标志性元素，为后续对太空城市和未来之城的想象奠定了基础。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通讯技术发展使未来城市成为被编织进全球通讯网络（不仅铁路网络）的“世界性都市带”。与沿铁道而建的“线性城市”不同，新的定居点沿彼此互联互通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网状铺开，并且随着沟通系统的脉动，无休止地进行延展和创生。动态的道路、航线、电网、排水、废物处理网络，尤其是电子信号更为轻盈实时的全球传输与城市融合，创造出“非定居型”的城市意象。不仅如此，新的动态以数字网络的全球参数为尺度。通讯网络的全球扩张和航天航空技术的进步使新城镇乌托邦获得了全球意识。以宇宙为尺度的“高速交通（通讯）网络”让宇宙漫游的乌托邦想象与控制论矩阵选择的新城镇生活之间产生连接。通讯网络甚至改变了原来交通系统对城市的意义。城市规划中越来越多采用交通数据分析系统和计算模拟技术，甚至将数学模型的思维体现到城市道路的建设中。譬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加州流线型道路系统是对数学模型直白的视觉表达。随着道路系统的形态转变，人们越来越多将城市想象为环流互联状的沟通系统。对区域交通网络和出行负荷的计算建模成为设计规划工作新的内容。大都市圈区域规划和互联互通的城市世界被生产出来，构成了看不见轮廓的国家城市体系。由计算机系统控制的城市交通、自动驾驶汽车、世纪巡洋舰和互相连接更为紧密的大型区域成了对城市主要的想象。

构筑城市的“建材”变化

城市构建材料的变化是勾连新城镇乌托邦与实践的第二条关键线索。

混凝土板材和新型涂料的广泛应用支持了现代城镇乌托邦中进步、理性和正义理念的产生。用混凝土建筑的城市呈现出更加清晰理性的几何秩序和更为一体化的特征。新城镇社区中，混凝土建筑群以简单的几何形式排列，整齐的大街小巷贯穿其中。长廊、人行道、倒影池等设施衬托出主建筑的造型。街道被涂上鲜明的对比色，增强了社区的一体感。芒福德和本顿·麦凯（Benton MacKaye）等人提出“有机人类社会的基本地理单位是具有明确物理界限和完整性的单一市镇”。混凝土建材构造的定居点恰好与之呼应，被认为具备产生有机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条件。人们相信有机一体的城市建筑秩序能提升公共生活质量，培养邻里意识和责任感，也为围绕民族共同体概念实现地区乌托邦的理想创造可能。此外，混凝土建材还具有公正开放的伦理价值。新的建材拉低了建筑成本。廉价的住房让更多年轻家庭、大量产业工人、新的移民、战后难民等群体都有可能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生活。廉价的建筑使战后大量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有望能实现安居乐业的向往。新建材让乌托邦变得更为可信。乌托邦的输出正是由此展开。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规划常受制于材料短缺和对降低建造成本的要求。建筑材料和成本双重压力下，建筑形式和材料上的本土变通成了最为实际的选择。建材和建造技术的变化创造出 “田园城市”不少本土化的变体和地方性身份认同。 

在混凝土结构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很快使得信息和“大都市”区域的模拟预测模型成为城市最新的“构筑材料”。可计算的系统、界面、模型、集成和虚拟现实叠加成为城市最新的构成元素。与混凝土支持的模块化不同，数字模型和感应网络等材料将城市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可供复制的通用模块。它们像编程插件一样被嵌入到不同的城市系统，发生融合重塑，创造出新的形态。建模系统对城市的设计，优化和利益的最大化成了其中的关键。自动嵌入大都市景观的标准化智慧城市，如今也成了城市乌托邦包罗万象的愿景。与此呼应，巨大的预制板材、建造生产组装过程的一体化、可移动模块化墙板等技术让整个城市逐渐转化为规模巨大的预制模型。城市原本层级制的社会形态随之变为由居住单位（点）和交通通信流（线）汇聚勾连的开放平台。譬如，新陈代谢派在东京设计的插入式巨型建筑和预制模块单元建筑，就可以随时通过加入新的组件来实现城市的生长升级，适应新的功能需求。城市成为可以根据插入系统进行实时扩展和再编程的有机体。从无到有地创造新模型和新插件的可能，被作为新一代城市规划者的电子工程师和科学家赋予了道德上的义务和意识形态的含义。 

规划视角和景象改变

新城镇运动中，航空摄影和大众媒介以不同方式设定了规划视角和景象。视角变化同样切实地改变了新城镇实践与乌托邦之间的关联方式。

军事技术“无心插柳”，使航空摄影成为城市规划的默认媒介。自上而下的观看支持了新城镇建设中的“家长主义”和科学奇观。通过飞行器的视角，规划师得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整体的规划。垂直距离的拉大使城市地理和基础设施在规划视角中被非人化。摄影技术将三维现实“压平”表现为二维的平面对象，大大增强了城市的“可分析性”。城市被视为俯瞰对象加以客观的分析。整体客观的观测让规划师得以设定更宏大的“世界范围的规划”。规划师对改善城市整体状况的掌控感，加之战争中民族国家展现出的惊人力量，让帕特里克·艾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等规划师提出“规划的道德使命……需要自上而下的安排”。由此，国家、规划机构和企业在新城镇的规划建设上多少带有自上而下“温和的家长作风”，与市民形成了基于进步承诺的社会契约。同时，鸟瞰作为可视化城市规划的视觉框架，产生出包括《大伦敦规划》等大量未来城市的视觉奇观。航空摄影测量图成了评估土地征税、划分分区和规划区域环境的工具。在牵涉城市的社会形态时，鸟瞰视角让城市类型学、规模分类和人口数量统计学在规划设计中被构建起来。社区成为社会工程科学的衍生。城市的每一平米都被赋予功能，每个单位都处于社区等级中。令人着迷的未来城市景象由此成为承诺现代化和民族独立的乌托邦范本。

但居高临下的规划视角也隐含了反乌托邦的阴影。数学家和城市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对此批判说“让邻里单位成为城市形式的观点一败涂地，与社会现实不符。设计师根本看不到人们会对他们设计的绿色田园做些什么”。航拍的规划视角看不到乌托邦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后，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被美化为乌托邦试验地的移民营中艰苦度日。随后，控制论的精确和纯形式逻辑与俯瞰的权力控制形成了新的耦合。魏克曼指出“系统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当它从空中视角跨地区向人们展示时尤为如此”。1960-70年代大量被设计史学者雷纳·班汉姆（Reyner Banham）叫作“现代运动的恐龙”的巨型建筑出现，也与规划者高高在上的俯瞰角度有关。现代主义者提出的“去规划实验”恰是对此进行的反抗。

此外，大众媒介的运作让市民与规划师都获得了更戏剧化的空间感知。譬如，1939年纽约世博会制作的纪录片《城市》直观地展示了新英格兰村庄的静谧和谐和匹兹堡城市机械、拥挤和令人窒息的日常压力。进行类似对比的还有英国中央新闻署制作的卡通电影《查理在新城》。关于大型城市疾病、污染、拥挤、人口过剩等令人厌恶的景象，被影视反复地呈现给普通市民，与田园城市的样板形成对比。城市景象的呈现体现了影视系统的运作逻辑和摄像镜头的语言语法。二战后，工业重组过程中格拉斯哥和科尔比钢铁小镇贫民窟衰败的状况也通过影视传播——大量新移民涌入，遍地破瓶、垃圾，满街是酗酒的工人。如此画面激发起更多对美好城市的期待和乌托邦实践。人们对传统城市的惊惧也受到当时各类通俗读物影响。如《人口爆炸！》手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共发行了十三个版本，登上了《时代》的封面。与此类似，苏联社会主义样板城镇的政治象征也在新闻报道、电影、小说、诗歌和流行音乐中传达出宏大的憧憬。比如诺瓦胡塔在大量文学、电影和音乐中被建构成表演各种奇迹的剧场。《我在建设这座城市》《一座城市的诞生》等纪录片用镜头捕捉到波兰新城镇中新人（青年劳动模范）高昂的精神面貌。在《明亮的夜》等社会现实主义小说中，女主人公梦见自己“俯瞰”即将成为田园城市的斯大林施塔特。巧合的是，英国规划师借助广播电影媒介，也利用俯瞰的视觉奇观向民众展示他们的城市梦。在各种建筑展中，游客充满震惊地直面伦敦大都会地区巨幅的航拍照片。乌托邦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后，媒介同样为市民描绘了想象中的应许之地。1961年以色列宣传片《阿什杜德》将沙海中的新城镇描绘为“有未来的城市”。处境悲苦的印度难民在新城镇的媒介影像中，被描绘为自信英勇的公民，积极投入国家的独立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城的诞生》等纪录片向大众表现规划师、建筑师和社会学家如何弓身坐在办公桌前，勾画城市蓝图。市民则被媒体表现为个性自由、家境优渥的摩登青年。事实上，媒体夸张和奇观式的表达也构成了城市乌托邦最直接的表达。阿特尔斯坦·斯皮尔豪斯（Athelstan Spilhaus）的漫画《我们的新时代》（Our New Age）在全球一百一十家报纸上连载——漫画中充满了关于太空旅行、激光和实验城市的图像。乌托邦的影像激发了明尼苏达实验城项目的灵感和实践。

由此看来，《实践乌托邦》从实践入手，细致阐明了乌托邦与本地经验在历史连接中呈现出的复杂面向。交通、建材和规划视角是历史叙事背后的草蛇灰线，构成三条隐含的关键线索。其中，交通通讯直接指向了连接乌托邦和实践经验过程中运动和传输的潜能；建筑材料更多关涉将乌托邦理念外化与留存的可能；而规划视角和景象则设定了实践者从哪个站位出发来连接理念和经验世界。三条线索相互纠缠，共同创造出新城镇运动中乌托邦和实践之间彼此转化的物质条件。新城镇是潜力与抱负的物质结构，是现在与未来两个世界的中介。交通、建材和规划视角设定了中介的样貌和边界上各种张力的产生。与其将乌托邦视为被实践的对象，从实践和乌托邦间发生连接的可能条件入手，或能切实窥见城市和现代生活更多另类的可能。魏克曼教授围绕城市乌托邦的考察立足具体实践，为我们更好的理解数字时代激进的城市乌托邦，更充分地实现乌托邦和经验之间存在的诸般潜能指明了方向。人们多大程度上能从实践入手，在具体条件中不断调整、不断尝试、不断创造和更新“乌有之地”关切到都市星球居民的集体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