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故国招魂”的志向，可以追溯到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思想界的发展。由于政治革新的幻灭，知识分子开始采取思想救国的路子。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诚如张佛泉所指出的，在这一时期任公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在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的影响下，形成了“国家”与“国民”的观念。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3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一篇是《中国魂安在乎》。在这两篇文章中，梁任公开始触及所谓现代国家之精神基础的问题。简单地说，任公追问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时，需要具有何种精神品质的现代“国民”。任公将此基础分别称为“国民之元气”与“中国魂”。他认为文明有“形质”面与“精神”面：“衣食器械者，可谓形质之形质，而政治法律者，可谓形质之精神也。若夫国民元气……是之谓精神之精神。”任公指出，“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
在第一篇文章之中，梁任公本来想写国民所需要的十大元气，后来只写了“独立论第一”，其他的部分则未能写成。任公说：“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具有独立精神的是“国民”或“公民”，不具者则是“奴隶”。他后来所写的《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谈到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应该与“十大元气”的论旨有关。
在同一期，任公又写了《中国魂安在乎》，这一篇和同期《自由书》专栏中前一篇《祈战死》相关。任公呼吁：
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欲将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
这两篇文章大致上触及了任公国民思想的两个面向，亦即个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与为国捐躯的爱国心。在任公看来，这两方面是未来中国所需要的“国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说就是现代国民对国家的认同。
1902年任公再次编辑《清议报》《新民丛报》上他的文章，如《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等，加上“伤心人”（麦孟华）的《论中国今日当以竞争求和平》与《排外平议》两文，由上海冯镜如所经营的广智书局出版，名为《中国魂》。这本书尤其凸显了任公“招魂”的志向。在该书序文之中，任公说这本书是为了“舒中国之症结，凿中国之沌窍，延中国之血脉，提中国之精神。他日钗拿［中国］人雄飞大地，即此其原动力也”，又说“呜呼！大和魂既翔于东方矣，中国如待招也。吾将起灵均于九原”。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之中的“中国魂”，一方面是以“新民德”为宗旨，因此包括《新民说》（如《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上的文章；但也包括“开民智”的部分，亦即提供国民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如当时中国的人种、人数、宗教、地理状况、经济建设与对外关系等“中外大势”。
例如梁任公所“想象”的中国人种有以下八种：汉种、通古斯种（满种）、蒙古种、高加索种、马来种、土耳古种（日文的汉字表记，即土耳其人）、西藏种、苗种。再者，书中列出的中国宗教则有以下九种：儒教（以“忠恕”为宗旨）、道教（以“制欲养心”为宗旨）、佛教（以“脱俗离欲”为宗旨）、白莲教（以“激发民心，谋为不轨”为宗旨）、喇嘛教（以“结众联盟”为宗旨）、回教（伊斯兰教，以“求长生说天道”为宗旨，教主“谟化灭独”）、天主教（以“造世界”为宗旨）、耶稣教（以“救众生”为宗旨）、拜物教（以“崇拜自然物”为宗旨）。总之，全中国四万万人作为一个有“魂”的人种，即由不同种族与宗教之人群所组成。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任公在思索“中国魂”时也提到其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他和后来的孙中山一样，非常强调铁路的重要性。他拟定了十多条铁路路线，并说“铁路者中国之血轮也，未有血轮已凅，而灵魂尚能依附者。此哀时客所谓铁路时代也”。这样一来，中国魂所代表的不但是“魂”之比喻所具有的抽象意涵，也和凝聚此一精神的经济建设密不可分。
在铁路表之后，任公还附上了“历代革命军及割据国所凭借地理表”，列了陈胜、吴广以降七十余位领袖的姓名与根据地。这或许显示在1902年对中国魂的“想象”之中，任公还欲掩弥彰地插入了“革命思想”，这与他在访美之前所主张的“破坏主义”相互呼应。
其后，通过1902-1903年在《新民说》上发表的文章，尤其是其中的《论尚武》一文，以及1904年他所编辑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任公又继续探索上述《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但这时他不再感叹中国缺乏武士道精神，反而在中国传统之中找寻“尚武”精神的渊源。在《论尚武》一文中，任公说：“孔子固非专以懦缓为教者也，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阵无勇，斥为非孝：曷尝不以刚强剽劲耸发民气哉！”在《中国之武士道》的凡例中任公又表示：“武士道者，日本名词，日人所自称大和魂，即此物也。以其名雅驯，且含义甚渊浩，故用之”，“本编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
任公的国民观念无疑源于西方“citizenship”（市民）观念与日本明治之后国家主义之国民观。他的想法不但受伯伦知理之启发，也受到中村正直所译英国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著《西国立志编》（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onduct and Perseverance）与弥尔《自由之理》（On Liberty），以及日本思想界吉田松阴的影响。他的国民观念不但强调国家认同的“形式的公民权”（formal citizenship）之层面，也重视国民应具有何种政治社会之权利的“实质的公民权”（substantive citizenship）之层面。
那么中国所需要铸造的“国魂”是否全由西方与日本引进呢？任公不以为然。诚如上述，在他看来，中国所需要的爱国精神就是屈原与墨子的精神，而武士道在中国也有悠远的传统。在谈国民的独立精神的时候，他说“独立者，实行之谓也”，也就是实现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再者，独立也指奋斗不懈，其实就是儒家所谓“舍我其谁”：
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故能与旧风气战而终胜之。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孟子曰：“当今之势，舍我其谁。”独立之谓也，自助之谓也。
由此可见，任公借国民观念而铸造的“中国魂”，其中包含了来自西方（与日本）的文明精神，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固有的精神资源，而两者之间可以相辅相成。
这样的想法一直贯穿于梁任公思想之中。在上述两篇文章出版之前，1897年，梁任公曾撰有《论中国之将强》（流亡日本之前，刊于《时务报》第31册），认为中国物产富饶、人才充足、智力优越、勤劳朴实，擅长移民海外，他因此大声疾呼“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1899年中，任公又撰写《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清议报》第19期），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中国必亡论”与“保全中国论”，提出他的看法。任公乐观地说，“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这是因为中国人种有以下四个特质：“富于自治之力”“有冒险独立之性质”“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
在1903年之后，任公对墨子学说与阳明思想的反复探究，也都是为了挖掘中国固有的精神资源，找寻源于传统文化的“元神真火”。1903年自美返国之后，任公在他所撰写的《论私德》中，提出“正本”“慎独”“谨小”等王学的德目，来铸造新民，正是《新民说》所揭橥“采补”与“淬厉”并重的具体展现。接着在1904年的《子墨子学说》中，梁氏则强调中国人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自私自利，一是“命”的观念太强，因而不知自立自强，也缺乏西方冒险进取的精神。他觉得墨子的学说可以帮助国人解决这些问题。如墨子以兼爱为中心的“利他主义”，可以帮助国人医治自私自利的毛病，了解到正确的群己关系。而墨家精神之中最让他感动的，就是由兼爱、明鬼观念而产生的“轻生死”“忍苦痛”的精神，他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则何以哉，舍墨学之轻生死则何以哉？”换言之，在“新民”的理想之下，梁启超觉得传统儒家“杀身成仁”“舍身［生］取义”的理想在实践之上有其限制性，“非学道有得者，不能切实体认，其平时养成之既甚难，其临事应用之抑亦不易，以故往往不能逮下”。他认为如果要使每一个国民都变成儒家的君子，具备现代国家思想，至少必须也要仰赖像墨家那种宗教观念，才能让人们为一个群体的道德理想而超越生死，在关键时刻敢于为国捐躯。总之，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任公努力地会通中西思想资源，以国民来建构国魂、充实中国人种，希望借此能使国人屹然强立于天演界，而免于亡国与灭种的威胁。
（本文摘自黄克武著《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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