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孩子来说，美好的事物是否也会过量？

【编者按】

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布莱斯·格罗斯伯格曾在纽约以擅长帮助阿斯伯格综合征儿童以及学习障碍儿童而闻名，15年间辅导了数千名学生。在《我在上东区做家教：一位心理学博士视角下纽约富豪阶层的育儿战争》一书中，她讲述了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看到的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来自纽约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利用高超的手腕精心运作，努力为孩子争取常春藤联盟为数不多的宝贵席位，上演了一出出育儿战争，但孩子们可能已经不堪重负、郁郁寡欢。。

这些孩子几乎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在自己房间里长时间独处了。我小时候经常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对上面的每一条纹路都了然于心。在夏日的午后，我经常在房间里读书、睡觉或做梦。这些孩子没时间也不愿意这么做，他们时时刻刻和手机黏在一起。的确，在当下的美国，很多中产以上的家庭的小孩都严重依赖手机，而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富豪家庭的小孩尤甚。

这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呢？首先是睡眠不足，然后是焦虑，甚至抑郁。纽约精英孩子身上的焦虑和抑郁是显而易见的。住在布朗克斯南区或纽约东区的平民家的孩子连每天平安到达学校都是一种挑战，他们还需要帮父母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而专家却认为，富人家孩子的抑郁程度是这些平民家孩子的两倍。这似乎说不通，但研究数据确实证实了这一结论。像亚历克斯、特雷弗和莉莉这样的孩子是温室里的花朵，他们被家长和一众后勤人员托举起来，内心却深知自己的能力不足。家长把他们一路送上大学，而他们如何把握此后的人生就很难预测了。

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荣誉教授苏妮亚·卢塔尔（Suniya. Luthar）的研究表明了财富带来的风险。根据常识，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孩子不太可能染上滥用药物的不良嗜好，但研究结果证明恰恰相反：富裕家庭的孩子比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患上因药物滥用导致的紊乱症状。

《我在上东区做家教：一位心理学博士视角下纽约富豪阶层的育儿战争》

卢塔尔等人认为，富裕家庭孩子面临的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其一是家长对孩子施加的压力过大，部分家长重视成绩甚于个人品质，孩子被迫承受了这种压力；其二是家长对孩子的疏离，因为富裕的家长与孩子共处的时光往往较少，而孩子往往也会参加更多课后活动，从而占用了亲子时光。与家长共进晚餐可以对孩子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在富裕家庭里，这并非常态。第五大道的孩子常常独自在家，家长对他们的关注又往往仅限于成绩、而非生活的其他方面。卢塔尔发现，极其富裕的家庭和极其贫困的家庭的孩子都可能会羡慕敢于挑战权威的同龄人。

研究人员和大众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带来的益处就越多。但卢塔尔认为，事实上，社会阶层越靠近顶部，其优势可能会越来越不明显甚至下降。虽然许多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孩子人生更为顺利，但卢塔尔指出，这些研究的对象大多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直到现在，以卢塔尔为代表的研究人员才开始剖析所谓的常识，研究“多即是少”是否成立，以及对于孩子来说，美好的事物是否也会过量。财富往往与高压生活相伴相随，而卢塔尔的研究显示，高压生活会导致孩子产生各种问题。

最富有的1%家庭的孩子比其他经济阶层的孩子更有可能吸毒和酗酒，亚历克斯就是这样。卢塔尔对富裕家庭小孩进行的追踪研究发现，到26岁的时候，这些孩子滥用药物的概率是普通孩子的2到3倍。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酗酒，也更有可能滥用毒品。卢塔尔认为，孩子们使用这些药物是为了缓解家长对他们的期望所带来的压力。她说，在过于重视成绩的家庭里，许多因素都会导致问题。

卢塔尔说：“这是一种适者生存的心态。”平民家的孩子为了胜出而竞争，精英学校的孩子也是同样的心态：“顶级名校和好的工作岗位就那么几个，不是你输就是我输。”

卢塔尔的研究表明，这些孩子上大学后会继续滥用药物，而家长可能选择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更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不过亚历克斯的父母很重视这个问题，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发现，亚历克斯沉默、麻木、无法向他人敞开心扉。

许多富人家的孩子都有强烈的优越感，仿佛是害怕自己能力不足，只有优越感才能填补心中的空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白人男孩进入了纽约一所精英私立学校，却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先天的优势以及自己是如何凭借这种优势入学的。我在曼哈顿一所私校教过的一些学生甚至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一个人有钱是因为他人品好——并竭力为其辩护。一个居住在公园大道的学生堂而皇之地说：“我们能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比别人的父母更聪明、更健壮。”我还挺欣赏他提到的“更健壮”这一点，不过这个孩子的确不太聪明。

起初，我虽然能感受到我的学生们十分焦虑，不过这种焦虑还没有对我产生太大影响。诚然，当他们忙得焦头烂额、半夜3点才睡觉，或者因为要去罗得岛参加排球比赛而没时间复习期末考试时，我也为他们感到担心，但这是他们的生活，我还不至于为此辗转反侧、早晨起床恶心反胃。直到我开始在深更半夜接到电话，一切都变了。

例如，苏菲的妈妈有一次晚上9点半给我打电话，用她沙哑的长岛口音说：“苏菲很喜欢你。”电话那边传来餐厅的嘈杂声。“她生物考试没考好，很伤心，你能给她打个电话吗？她哭了一晚上了。”

我给苏菲打了电话。我能听出来她心情不好只是因为她刚刚度过了大起大落的一天，想找个人说说话。“我生物考试得了B-，”她抽泣着说，“可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努力了。”她开始没完没了地抱怨，包括“我的朋友没有邀请我一起吃早午餐”以及“我的英语老师霸凌我”。在她眼里，只要是她不喜欢的行为就是霸凌。在控诉身边大多数人都在霸凌自己后（包括她最好的朋友的妈妈，因为她要求女儿晚上11点以前回家），苏菲的心情很快好转起来。她告诉我明天要考数学，她要去学习一会儿，然后挂断了电话。我意识到，她只是需要有人听她倾诉，而她母亲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她的父母投身于社交活动，没有时间陪伴她。她的抽泣声回荡在空荡荡的白色公寓里，落在镶着金边的法国利摩日瓷器上。还有一次，苏菲在学校组织的夜间旅行中扭伤了脚踝，带队的老师打不通她父母的电话，只好开车把苏菲送到一家急诊室，处理完脚伤后把她送回家。她父母解释称刚才在参加一场生意上的宴会，实在走不开。

后来，苏菲也遇到了麻烦。她妈妈给我打电话，请我给一名法官写一封信。即名法官想知道苏菲为什么没有积极履行公民义务、参与社区工作。她妈妈希望我向法官解释，苏菲放学后的时间都用来补课了。

“苏菲摊上事了，我觉得是她朋友怂恿她做的。她只偷了两件东西，但商店想以儆效尤。”她妈妈说，“她一直很喜欢你。”她总是拿这句话来让我帮她办事，因为她知道我心软，愿意帮助她女儿。“我会把苏菲的律师把关于这类信函的说明发给你。希望你在下周前把信给我们。”

我写的这封信意在向法官说明苏菲是个好公民。苏菲从一家高档商店里偷了几件东西，包括钻石耳钉。她偷的东西不多，但物品金额不低。商店对苏菲不依不饶，并且已经对苏菲提出了控告。我用苏菲的律师提供的模板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苏菲学校的学习安排、她患有的学习障碍，以及我每周给她辅导的时长。我想到了她房间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瓷器，以及她在小狗和管家的陪伴下在家度过的许多个夜晚。她到底想从那家商店里偷什么？是不是关注和爱？我等着她告诉我答案，但她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在这个家长们晚上不是在参加慈善舞会就是在巴黎出差的世界，我不只是一个家教。在这个成绩、SAT分数、升学和壁球排名主宰一切的世界，孩子们的每个行为都有重大意义。在这个世界里，却没有人把他们当做孩子，当做晚上需要向人倾诉的青少年，当做偶尔会长粉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