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时空文化：1880—1918》是一部具有特殊架构的思想史，聚焦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技术和文化的全面变革，讲述了一场在沟通和运输方面的革命，分析了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认为这场革命改变了人们的观点和看法，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作者透过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以跨学科的视野在音乐、艺术、文学以及哲学方面提供了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例证，开启了理解、体验时间和空间的新模式。这里摘发其中关于时间的部分内容。
正如每个孩子都迅速得知的那样，时间只有一个。它流动着，可以在时间线的任何地方被划分成相等的部分。1687年牛顿是这样定义时间的：“从本质上来说，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的流动与外在的任何东西无关。”在《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中，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拒绝了牛顿关于绝对、客观时间的理论（因为这种经历是不可获得的），他认为时间是所有经验的主观形式或基础。但即使它是主观的，它也是普遍的——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毫无疑问，牛顿和康德经历了不同的私人时间节奏，但在19世纪末期之前，没有人[可能除了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他曾在《项迪传》（Tristram Shandy）中探索过私人时间]系统地质疑过时间的同质性。我们可以在每年制造的数以百万计的钟表上找到相关证据。自14世纪机械钟发明以来，在统一的公共时间历史方面最重大的发展是19世纪末标准时间的引入。促进统一时间的先锋是加拿大工程师桑福德·弗莱明（Sanford Fleming），他在1886年列出了一些采用统一时间的原因。电报的使用“使全球的整个表面都受到文明社区的观察，这导致了相隔很远的地方的时间与其距离不成比例”。这个系统将日与夜混淆为“中午、午夜、日出，日落都是在同一时刻观察的”，以及“周日实际是在周六中间开始，周一中间结束”。一个活动可能会在两个不同的月份甚至两个不同的年份举行。确定当地时间、精确地知道法律什么时候生效、保险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他的结论是，只有采用协调的世界网络才能阻止当前系统导致的无数政治、经济、科学和法律问题。
《时空文化：1880—1918》
标准时间最著名的支持者是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伯爵（Count Helmuth von Moltke），他在1891年呼吁德国议会采用标准时间。他指出，德国有五个不同的时区，这将阻碍军事计划的协调；此外还有其他时区，他抗议说：“我们害怕在法国和俄罗斯的边界会面。”当弗莱明向《帝国》编辑发送莫尔特克的演说去出版时，他做梦也想不到在1914年，世界将根据标准时间促成的动员时间表发生战争，他原认为这将促进合作与和平。
尽管从科学和军事方面看，世界时间有很多好处，但最早使用世界时间的是铁路公司而非政府。1870年前后，如果一位从华盛顿到旧金山的旅行者在经过路上的每一个小镇时都设置一次时间的话，他得设置200多次。铁路公司试图通过对每个地区使用单独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的城市被置于费城时间，比纽约时间晚五分钟。然而在1870年，仅在美国仍然有大约80个不同的铁路时间。1883年11月18日，铁路实施统一时间的那一天被称为“两个中午的日子”，因为在中午的时候必须把时钟拨回每个地区的东部时间。这最后一次必需的破坏是为了帮助铁路公司结束那种让它们的功能复杂化、利润减少的混乱。1884年，25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的本初子午线会议上提议将格林尼治设为零子午线，确定一天的确切长度，将地球划分为相隔一小时的二十四个时区，并确定了世界日的精确起点。然而尽管此举的可行性显而易见，采用这个系统的进程还是非常缓慢。
1884年10月13日，格林尼治天文台旧址。地球有了计算地理和“时区”的起点，格林尼治国际标准时间诞生。
1888年，日本把铁路和电报服务协调到了格林尼治时间9个小时之前。比利时和荷兰于1892年紧随其后；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于1893年也行动了；但是在1899年的时候，约翰·米尔恩（John Milne）调查了世界各国如何确定他们的时间及其与格林尼治的关系，他发现其中仍然存在很多混乱之处。中国的电报公司使用的时间与上海大致相同；沿海港口的外国人使用当地的太阳时；其他所有中国人使用日晷。在俄罗斯有一些奇怪的当地时间，例如圣彼得堡比格林尼治早2小时1分钟18.7秒。在印度，城市中的锣、枪、钟宣告着数百个当地时间。
在西欧国家中，法国的情况最为混乱，一些地区有四个不同的时间，没有一个时间能简单地转换为格林尼治时间。每个城市的当地时间都取自太阳读数（solar reading）。比每个当地时间晚大约四分钟的是固定恒星的天文时间。铁路使用巴黎时间，比格林尼治早9分21秒。1891年的法律使其成为法国的法定时间，但铁路实际上落后了五分钟，以便为乘客提供额外的上车时间。因此，火车站内的时钟比轨道上的时钟早五分钟。1913年法国记者L.乌勒维格（L. Houllevigue）将这种“逆行行为”解释为民族自豪感的一种体现，他使用了一部1911年的法案中的措辞，那部法案旨在倡导这个别的欧洲国家两年前就实行的系统。这部法国法案宣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定时间比平均巴黎时间慢9分21秒”。乌勒维格指出了这一措辞的意图：“由于一种可饶恕的沉默，法律没有说明定义的时间是格林尼治的时间，我们的自尊可以假装我们采用的是阿根廷时间，这个时间碰巧几乎完全与英国天文台在同一个经线上。”尽管他们先前已被孤立，但法国最终在1884年的指导方针下率先开展了统一世界时间的运动。如果零经线是在英国的土地上，至少世界时间的建立是在法国。因此总统雷蒙德·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决定在巴黎于1912年主办国际时间会议，该会议提供了确定和维持准确时间信号和传输的统一方法。
无线电报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早在1905年，美国海军就通过无线电从华盛顿发出时间信号。在法国正式宣布法国时间之前，埃菲尔铁塔于1910年传送了巴黎时间。到1912年，南锡、沙勒维尔以及朗格勒都安装了该系统，以便整个国家可以同时接收相同的信号。乌勒维格吹嘘巴黎“被格林尼治取代为经络的起源，被宣布为最初的时间中心，是宇宙之表”。巴黎的天文台将采用天文读数并将它们发送到埃菲尔铁塔，在这里它们将被转发到地球上的八个站点。1913年7月1日上午10点，埃菲尔铁塔第一次向世界各地传送了时间信号。全球电子网络的框架一旦建立起来，当地时间的独立性就开始崩溃。无论当地时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魅力，以光速在全球各地引发蜂鸣和铃声的脉冲注定将世界唤醒。
在国际时间大会召开之际出现了各种日历改革提案。这些提案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的后果，但它们展现了合理化公共时间的共同努力。1912年，一位美国改革者指出，虽然年、月和日都基于自然，周和小时却完全是人为的。他认为，应该将日历的“愚蠢”安排简化为将每一年分为四个相等的季节，新年这一天排除后每个季节均为91天，此外每四年要排除一天。法国科学作家卡米尔·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在对1913年日历改革的提案介绍中称赞了国际时间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日内瓦改革，并指出应该修改对年度的不等分划分。他赞同德拉波特在年中增加一个闰月，将每月缩短为28天的建议，以便工人工资、每月租金、利息计算都可以每四周循环一次，每个月的长度也相等。每一年也总是在同一天开始，从而避免重印日历。在1914年，一位英国人强调了在商业和政府安排方面遇到的困难，并推荐了一个日历，其中每个季度由两个三十天的月份和一个三十一天的月份组成，闰年完全不被计算在内。德国改革者提出“一百小时一天”，他所指的一小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四分之一小时。他争辩说，正如在空间计量中引入小数使得德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一样，引入时间十进制可以为其他追求释放资源。
《无城无国之地》
1893年关于火星生命的科幻小说结合了之前十年标准时间的一些发展。在亨利·奥列里希（Henry Olerich）的《无城无国之地》（A Cityless and Countryless World）一书中，每个住宅和工作场所都配有天文控制、电子同步的时钟。金钱的标准是时间：“在商业方面，当你说我的一件物品要卖这么多美元美分时，我们说我需要这么多天、小时、分钟和秒钟。”火星货币包括标有时间单位的纸币。这种时间货币可能受到了工厂引入时间记录机器的启发。奥列里希的书出版的同年，《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中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台自1890年起投入使用的机器，在员工进入和离开的时候它会在员工的卡片上盖章。虽然工资以美元支付，但其数量取决于卡片上盖的章。奥莱里奇只需稍作改动就能创造一个时间就是金钱的乌托邦世界。
对守时和工作时间的记录并非这一时期才开始，但时间的精度从未像电力时代一样准确和普遍。批评是一开始就有的。乔治·比尔德（George Beard）在《美国神经质》（American Nervousness）中就列出了一些危言耸听的病理影响。他将那种造成“几分之慢导致灭顶之灾”的神经质归咎于时钟的完美以及手表的发明。每一次看到手表上那些令人紧张的数字，神经都会更加紧张，心跳也会加速。还有不少别的危言耸听的人反感标准时间的引入，但现代社会已经接受了标准时间和准时，因为它们满足了更大的需求。在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中，俄罗斯农民在黎明就得到达火车站，等待一辆可能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才到的火车，这种革命前的田园形象表明这样的生活方式是田园牧歌式的，但更是令人沮丧和浪费的。
除了莫尔特克之外，只有很少的人支持世界时间，而且他们也只在改革派的狭小圈子中为人所知。然而，公共时间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被认为是时间持续和连续的适当标记。关于它的好处并没有什么详细的辩论，因为看来并无必要。关于同质与异质时间的辩论热情来自那些小说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研究了个体创造的不同时间，那与生活方式、参考系统和社会形式一样多。
在这一时期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对统一公共时间权威的攻击中，最直接的是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ent, 1907）中指派给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一种。他的任务是在英格兰作为特工煽动者去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这是康拉德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无政府主义目标，是政治权威最生动的象征。
一些文学作品探讨了私人时间的异质性及其与公共时间的冲突。1890年，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想象出在多里安·格雷（Dorian Gray）的身体时间和公共时间之间存在的一种灾难性的不和谐，在他年轻时，他的肖像就已经老去。当多里安刺穿肖像时，魔法结束，两种时间各归其位：肖像变回天真的青年，肖像隐藏的腐败则浮现在了多里安的脸上。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发生在一个可明确识别的公共时间内：从德雷福斯事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叙述者马塞尔的私人时间却以与其他人物不同的不规则速度移动，这是与任何标准系统都不符合的。马塞尔说，他的身体在他睡觉的时候保持着自己的时间，“并不是在钟的表面标记，而是通过我补充稳定增长重量的力量，像一个有力的发条装置一样，一点一点地从我的大脑渗透到身体各处”。在对过去时光的追寻中，机械的钟表是全然无用的，它不可能像普鲁斯特那样学着倾听很久之前就被灌输在身体中的微弱记忆之弦，这些声音注定要以不可预知和神秘的方式回旋。
对于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困境中的英雄们来说，肤浅地为普鲁斯特记录时间的表盘都是他们的虚拟敌人。当格雷戈尔·萨姆萨（Gregor Samsa）在《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中醒来并发现自己是一只大虫子时，将要错过火车这事加剧了他的痛苦。与公共时间的第一次分裂是他与世界的关系彻底崩溃的象征。在《审判》（The Trial, 1914—1915）中约瑟夫·K.告诉雇主关于他第一次被传唤去听证会的事：“他们电话通知我去某个地方，但忘了告诉我该什么时候去。”他认为应该九点到却睡过了头，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几分钟后，检察官责备他：“你本应在1小时5分钟前就到这里。”第二周，他准时去了，但那里没有人。这种混乱反映了他与世界之间更大的问题。正如他无法决定谁应该对失约负责一样，他最终丧失了区分内疚的内外部来源的能力。卡夫卡在1922年的一篇日记中对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之间令人发狂的不一致做出了评论，“没法入睡，也无法醒来，无法承受生活，准确地说无法承受连续的生活。时钟不让你做到这些。内心的时间像撒旦和恶魔一样，以不人道的方式往前冲，而外部时间却蹒跚地以它惯常的速度前进”。对于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来说，早到让他们感觉荒谬，迟到却又会引发内疚。
让普鲁斯特感觉肤浅、让卡夫卡产生恐惧的公共时间对于乔伊斯来说太过随意，也不适用于管理多样的尘世生活。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他将奥德修斯二十年的旅行压缩到利奥波德·布鲁姆在都柏林市中心商店酒吧闲逛的十六个小时的生活中，改变了对时间的传统处理。我们事无巨细地得知了布鲁姆在那一天的所想、所为、所感，而乔伊斯在故事的有限时间内通过内心独白和对布鲁姆独特时间的体验及其与宇宙时间无限扩张之间的关系做出评论来扩大时间的范围。
时间的异质性是通过每章散文的特定节奏正式呈现的。在“风神”一章，节奏的变化就像将奥德修斯吹离航线的不可预知的风一样；而在《尤利西斯》中，这一节奏如饶舌的记者，他的观点散落在各篇文章之中。在“食人族”一章中，布鲁姆去吃午餐，节奏是消化的蠕动。布鲁姆看着河流回想着一切事物流动的方式：通过消化道的食物，通过产道的胎儿，都柏林的交通，他的肠子、思想、语言、历史以及时间本身。“太阳神的牛”一章中的长篇大论就如妇女生孩子的节奏一样冗长。在“伊萨卡岛”这一章中，乔伊斯将斯蒂芬和布鲁姆回家的旅程描述为一个教理问答，他们的思想及其脚步一样在一系列问答中交替前行。在最后一章中，莫莉的意识流则构成了节奏。
在讲述布鲁姆如何翻过后面的栅栏进入他家的过程中，乔伊斯突然列出了一系列描述布鲁姆测量的方式。这是“公元1904年这个闰年的5月12日（犹太历法的5664年、伊斯兰历法的1322年），金色数字5，闰余13，太阳周期9，基督字母CB，罗马指示2，朱利安时期6617，MXMIV”。我们被告知1904年6月16日布鲁姆正好在都柏林，只是乔伊斯让我们好奇具体是什么时间。
乔伊斯提醒说，时间与它的测量系统是相关的，这一说法也指向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即所有时间坐标都与特定参考系统有关。在1883年的一本教科书中，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提出了一些关于经典物理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预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革命。马赫反对牛顿关于绝对空间和绝对运动的观点，认为绝对时间是“无用的形而上学概念”。这种对经典力学的抨击引发了一系列的修改，最终导致了爱因斯坦对它的大胆推翻。对绝对时间的下一次打击来自一个实验，这一实验旨在验证能传播光的发光醚的存在。根据经典力学，地球运转会产生以太流，而与之垂直的光速本应比与之平行的光速快一些，但迈克尔逊和莫利在1888年做的那个有名的实验表明这两个速度之间并无可见的差异。这个讨厌的结果导致了几个假设，那就是时间在通过以太之后速度会变慢。
1895年，亨德里克·洛伦兹（Hendrick Lorentz）推测，可能通过以太的运动会延长时间就足以解释两种光速相等的现象。这是对经典物理学和相对论的折中。它认为运动会修正时间的测量，即存在多个“本地时间”，每个时间取决于时钟与观察者的相对运动，这预示了相对论的出现。但它也赞同绝对时间的传统概念，坚持认为物体通过以太后所产生的变化类似于其他弹性物体在通过气体或流体时产生的收缩。洛伦兹认为时间的膨胀是真实的，因此他保留了绝对时间的概念。爱因斯坦却认为，时间的膨胀只是一种透视效果，是由观察者和所观察事物之间的相对运动产生的。它不是一个物体固有的具体变化而仅仅是测量行为的结果。这种解释否定了绝对时间，因为时间只在进行测量时才存在，并且这些测量是基于两个物体的相对运动的。
利用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计算了在一个参照系统中，匀速运动的时间从另一个相对静止的系统来看时是如何减速的。在1916年的广义相对论中，他将理论扩展至加速体的时间变化。因为世界上的所有物质都会产生引力，而引力又相当于加速度，因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每个参考物体都有自己特定的时间”。在这个理论的后续推广中，他对比了只使用一个时钟的更老的力学和他需要我们想象出“尽可能多的时钟”的理论。广义相对论具有象征性的效果，即在宇宙中的每个重力场中放置一个时钟，每个时钟运动的速度都由该点的引力场强度和被观察物体的相对运动决定。爱因斯坦位于伯尔尼的专利办公室墙上一个时钟都没有，但他让给出不同时间的钟表充满了整个世界。
虽然在19世纪后期人们对时间的社会起源进行了几次调查，但是首先构成重要意义的却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奇妙作品。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充满了关于原始社会的信息：关于他们对于生命周期过程和天体的运动的庆祝；他们对季节变化的依赖以及植物和动物的节奏活动；对祖先经历充满异国情调的庆祝活动；以及他们对历史的循环和宿命的看法。难怪涂尔干相信时间的社会相对性。在《原始分类》（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1903）一书中，涂尔干曾提及时间是与社会组织密切相关的，而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1912）中，他详细探讨了这一主题。在此书中他区分了私人时间和“一般时间”，后者的社会根源为：“时间范畴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节奏。”更具体地说，“天、周、月、年等的划分是与仪式、宴会和公共仪式的周期相对应的”。社会按时间来组织生活、建立节奏，然后将其统一地作为所有时间活动的框架。因此，“一个日历表达了集体活动的节奏，同时它的功能是确保活动的规律性”。
精神病学家和哲学家也对相对时间进行了争论。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现象学精神病学方面的著作概述了在精神疾病中可能发生的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感知方式。在关于记忆和时间观念的历史中，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讲述了“整整一代”研究主观时间的实验心理学家和临床医生的贡献，他们在19世纪晚期调查了主观时间。他引用了自己在《神经症与固有想法》（Névroses et idées fixes, 1898）中关于精神病患者对时间扭曲感的描述，还认为让·居约（Jean Guyau）在1890年的文章开启了“时间心理学的新时代”。雅内还讨论了查尔斯·布隆代尔（Charles Blondefs）1914年的作品《病态意识》（La Conscience morbide），此作研究了精神病患者不同时间的世界。一位病人“像动物一样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一种对过去和未来的撤退中”，时间似乎是无休止的。过去的几天就如几年，所有时间中的事件都处于梦魇般的混淆之中。对于另一名患者“加布里埃尔”来说，时间是萎缩的，未来的可怕事件被颠倒至过去，就像它们已经发生并会一直持续一样，如此就会产生焦虑。就如同她的思想不断检视整个时间范围，将所有病态的思想收集并浓缩成一种当前的和不可避免的焦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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