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有一个核心观点，越属于过去的东西越好，这是一种“退化论”式的思维，儒家同样认为越古老的东西越有价值，古代圣王肯定比身处当下现实的人更加聪明，只不过老子走得更远，表达得更加极端。他主张，应该放弃所有远古圣王的思想，彻底回到更原始的蒙昧状态。老子的“退化论”在以下这段话中说得很明白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这是倒退着看历史，时代越古老，对“道”的理解和践行就越纯粹，因为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受到道德与礼制的污染，以后建立的各种制度开始层层加码，“礼”的规则被制定得无比细密，仪式感越来越强，到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烦琐地步。从此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政治机构的运作效率也开始不断下滑。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需要学习的知识日渐增多，懂得的东西也更加丰富，时代却反而混乱不堪到无法收拾。挽救的办法就是放弃对儒家道德观和礼仪规范的学习，抵消日益膨胀的知识增量，退入极简淳朴的生活状态，知识经过瘦身才能彰显出“道”的精髓。按老子的话来说就是“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十五章）。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悟出的道理却越来越少，只有尽量减损吸取知识的数量，而不是一味满脑子堆砌着与“道”无关的学问，才能使知晓道理的路途简明通透，于是才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洒脱风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老子画像
《老子》描述出的理想世界是一种静谧温暖的“小国寡民”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人民即使有方便的器具也不想使用，从未想着离开故土，迁徙到远方。虽有船只车辆也从不想乘坐，虽有武器铠甲也不屑去陈列示威，总是想生活在古代结绳记事的年代里，展示出的是一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的悠然闲适图景。只要做到足够封闭，彻底断绝大到国与国，小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往来，整个社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商品经济的流通与交换，这就是后来理论界常说的“小农经济”的基本模式。然而，老子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现实社会中如何才能始终一贯地保持某种绝对封控状态，满足于一辈子只和身边的几个人打交道。有没有想到，一旦交往圈子稍微扩大，人们的欲望就会不可抑制，逐利的大门就会随之打开，交往的程度越高，利益的需求越大，相互交换欠缺物质的愿望就会变得越发强烈。“谋利”效益的大小，又往往是通过掌握实践知识的深浅多寡分出高下的。
《老子》中还有一句有名的话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这话容易造成误解，好像治理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采用类似管理“小国寡民”的方法。事实却是，“小国寡民”治理目标的实现是以土地疆域的狭小为前提的，国土面积一大，人口数量增多，政治机构设置的复杂程度必然成倍增加，物资交换和商品流通的速度也将日益加快，再要采取极端严格的封闭隔离政策很难奏效。这就如同妄想用做小炒的厨艺变魔法般地烹调出一桌满汉全席，最终只能是徒劳。
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小国寡民”构想背后的真正用意在于，“治大国”时不是拉开架势轰轰烈烈地大搞运动，而是装出无所事事的清静姿态，让老百姓感觉这个君王行事大度，仁慈爱民，不苛酷待人，这与“大国”制度内里精密繁复的设计，恰恰构成了政治控制的两翼。君主在不同场合交替使用这两套方案，这才是道家为帝王私人订制的“大巧若拙”的智慧锦囊。
一般认为，老子对追求知识的厌恶是一种“反智主义”的表现，它源自一个基本判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对的，高低远近善恶美丑都只具短暂价值，不存在绝对标准，不能一根筋式地去追求虚幻的永恒。儒家盲目信任人的本性纯良，拼命通过教化礼仪发掘人性善端，忽视人的基本欲求，大多数人由于无法达到这个严苛的标准，只能矫饰伪装自己的真实面目，结果培养出一大批表面“伪善”实则邪恶之人。对人性并不信任的法家，反过来依靠编织绵密的法网，幻想限制人性恶的泛滥，由于执法过度，又难免使人陷入噤若寒蝉的窘境。面对儒法思想产生的弊端，似乎只有把一切判别人生的尺度相对化，切实醒悟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第二章），抛弃儒法衡量人性善恶的陈旧标准，才能昭示“道”的深义。有些事情不能刻意强求，越想得到反而会越快失去。比如辨别美丑，大多数人往往“求美则不得，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淮南子·说山训》）。故意追求美却不可得，没有表露寻找的愿望反而会得到美名，对丑名的态度也是一样。只有不把什么是美丑这个问题挂在心上，自然也就无所谓两者的区别在哪里了。
老子进一步讲述了一切事物处于相生相克、不断更替转化的道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各类事物若要生存，固然彼此相互依赖，如果把这种相对性推展到极致，就会发生问题。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信誓旦旦地声称，不须辨别善恶美丑，作为一个正常人恐怕也难以坚持多久。
具体来说，如果面对一个大家都公认的美女，或者一个做了许多善事的好人，你偏偏说这是个“丑女”，或者咒骂那个好人是恶人，一定会遭到众人指责，说白了，很容易被攻击为“社会化”程度不够。尽管道家认为，人们观察美丑善恶的标准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然而，一个信息高度发达流动的社会，一定会生产和引导出特定的审美尺度。只要积累到一定规模，这套标准就会渐渐固化，形成一种主导性意见。如果某个人有意违背这种主流评价体系设定的游戏规则，很可能被逐出公共交往场域，失去基本的生存空间。
或许不妨再换个思路，如果不明确分别善恶边界，那么很有可能作恶之人得不到惩戒，行善之人得不到表彰，这个世界若想变好，恐怕就更没指望。更糟的情况还有，当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如果大家还抱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的念头，幻想平息争端，显然是荒谬的。如果说“仁义”促人虚伪，“法制”使人压抑，“无为”同样未必让人自由。
本文摘自杨念群《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
《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杨念群/著，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2024年1月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