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我很高兴来到中国,在这里见到你们。令我倍感欣慰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在中国出版了我所有的十部长篇小说。
我想先讲一点桑给巴尔的情况,以便让诸位对我故乡的复杂文化现实有所了解。最近,在桑给巴尔的石头城中心,考古学家在一个被称为古堡(Old Fort)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十六世纪的大教堂。随着挖掘的深入,考古队发现有证据表明,该地所现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而其来源肯定是印度洋沿岸现在被称为伊朗的地区。
桑给巴尔石头城的古堡
以中国古代历史的标准来看,这似乎并不遥远,但仍有一些重要细节需要略作说明。
在非洲沿海的这一区域,考古学家通过分析出土的玻璃和瓷器,有了罕见精准的发现。他们能够追溯制造风格、原料来源,并利用这些信息来确定文物的年代和产地。正是这种方法,让考古队断定他们在古堡发掘的陶器产自公元六世纪的伊朗。
在这一地层上下,也就是在其所对应的跨越一千多年时间里,他们发现了各种与南阿拉伯、伊朗、印度、泰国乃至更远的东方往来的痕迹。除了这次特定的考古挖掘之外,岛上和沿海的其他地方还有大量证据表明,来自印度洋各地的旅行者曾在此地相遇、交流、定居。而东非沿海的访客里就有著名的中国郑和船队。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对郑和都是如数家珍,但我还是想简单说一下他的情况。
郑和(1371-1433或1435)是中国明初的航海家、探险家、外交家、舰队统领、宦官,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英雄。他原姓马,后来被永乐皇帝赐姓郑。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指挥了七次下西洋的远航,访问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据传说,他的大船上有四层甲板,载有数百名水手,其长度几乎是有记载以来任何木船的两倍。
下面我念一段我在李露晔(Louise Levathes)的《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1996)里读到的郑和1431年于福建长乐所立《天妃灵应之记》碑中的话: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
《天妃灵应之记》碑拓片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我们]远涉重洋,航程达十万余里。纵观海洋之上,巨大的海涛远接天涯,高大的浪头犹如山岳,遥望那些海外番国,在烟霞缥缈之中远隔分布着。但是,我们的船队都高高挂起如云蔽天的风帆,不分昼夜地像流星一般疾驰,横渡那狂涛恶浪,就像在大街上漫步一样。
我从小到大都听说,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拾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一些故事里,中国人没有随舰队离开,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老实说,这类跨洋联系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传说或神话,然而我每年在家门口看到的五彩缤纷的人类活动证据,让我相信它们是真的。
2010年东非出土的可能与郑和航海相关的重要遗物——永乐官窑青花瓷片。
我指的是信风季节(Musim)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这是我对更广阔世界,对它的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最早体验。信风季节或者说季风季节,是印度洋上一种受季风影响而形成的洋流系统,11月到1月吹东北风,3月到5月吹西南风。这个系统使南阿拉伯、南亚及更远的地方,与西印度洋沿岸之间能够频繁稳定地往来流动。我毫不怀疑郑和和他的海员们对这个系统了若指掌。
因此,每年的某个时候,旅人们都会带着他们的货物、故事、乱套的生活,从大洋的不同地方来到我们的岛屿。港口离我家只有几米之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这些人的到来,是他们带来的故事伴我长大。
桑给巴尔港口
伴我长大的,还有我们中的英国人和德国人的故事:他们如何在我们的土地上挑起战争,兵戎相见,德国人的凶残如何成为神话,后者后来成了我两部小说的一个主题。从小到大,我都对关于殖民存在和殖民活动的历史叙述感到不满,它简化了我们复杂的文化。这种不满是促使我写作的动力之一。我在十八岁那年离开了当时正处于动荡中的祖国,离别的经历,以及渴望重拾对被我遗弃之地的认识和理解,则是另一重动力。
古尔纳作品《天堂》和《来世》的故事都发生在百年前处于德国殖民阴影下的东非
感谢你们请我来中国,感谢你们的盛情欢迎,期待在这短暂的一周多时间里能收获许多美好的经历。
(本文系作者2024年3月6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译文出版社、澎湃新闻主办的“我们必须谈论痛苦:古尔纳对谈格非”活动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