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君子斗不过小人的例子比比皆是。相对宽柔仁厚的郑昭公，在郑国政治内斗中输给了权臣高渠弥，黯然出局。杀死郑昭公后，高渠弥为掩人耳目，扶立郑昭公之弟公子亹为君，充当傀儡，由自己实际操控郑国的政局。
祭仲怕死误国，出自清刊本《东周列国志》。
高渠弥的所作所为，即使是在礼崩乐坏的当时，也未免有点过分，突破了一般人的道德容忍底线，如鲁国大夫公子达就预见：“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左传·桓公十七年》）历史告诉我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在高渠弥身上，这一点也很快得到了验证：第二年的秋季，齐襄公率军进抵卫地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子亹会之，高渠弥相”（《左传·桓公十八年》），君臣两人前去凑热闹，殊不知这一去，却是自寻死路。原来齐襄公与公子亹年轻时曾经玩命斗殴，结下深仇大恨。齐襄公是一个无恶不作、睚眦必报的人渣，哪里会轻易忘却这个过节？所以，这趟子亹君臣的首止之行，是风险系数极高的冒险，但是，考虑到盘踞在栎邑的郑厉公正厉兵秣马、虎视眈眈，企图卷土重来、复辟上位这个现实，为了防止郑厉公勾结、拉拢齐襄公，将其引作外援，子亹与高渠弥只得不计前嫌，前往首止，与齐襄公会面。
结果可想而知，郑国君臣这一去，正中仇人下怀。齐襄公之恶，表演得可谓是淋漓尽致，“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左传·桓公十八年》）。高渠弥更惨，让对方生擒活捉后，生生地遭受车裂之刑而死。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至此，这个犯下弑君大逆之罪、在郑国权倾一时的权臣，终于惨烈地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
这样一来，郑国又得重新拥立新君了。高渠弥死了，郑国政治上的实权，完全落入了三朝元老、留守大臣祭仲的手中。祭仲经历了太多政治上的大风大浪，早已熬炼得百毒不侵，老谋深算。他对郑厉公的厉害早有领教，可不敢放虎归山，养虎遗患。所以，祭仲绕开郑厉公，将流亡在陈国的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迎回郑国，拥立他为国君，让其接公子亹的班。不过，公子仪实力与能力都很有限，对占据栎邑公开抗衡自己的郑厉公无可奈何，郑国依然延续着自郑昭公以来的“双头竞逐”格局，这局面，颇类似于晋国翼城大宗与曲沃武公之间的对峙。
郑厉公与公子仪的并峙竞逐，先后延续了十四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郑厉公以时间换空间，渐渐完成了双方优劣态势的转换。到了公元前680年，也就是鲁庄公十四年，顾盼自雄的郑厉公认为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足以将对手赶尽杀绝，实现自己念兹在兹的复辟梦想。另外，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郑国政权的顶梁柱祭仲已在两年前（公元前682年）去世，郑厉公心情大快，便痛下杀手，启动大军，进攻郑国都城。军队开进到大陵（今河南临颍巨陵）时，郑厉公俘虏了郑国的重臣傅瑕，“及大陵，获傅瑕”（《左传·庄公十四年》）。傅瑕是个软骨头，贪生怕死，马上重新选边站队，乞求活命，甚至不惜出卖主子，为虎作伥：“苟舍我，吾请纳君。”（《左传·庄公十四年》）郑厉公当然不会放弃收买内应的机会，就答应了傅瑕的哀求。为了郑重其事，他们还信誓旦旦地立盟为据，以申诚意：“与之盟而赦之。”（《左传·庄公十四年》）
这个傅瑕极为阴狠，在生死关头，屈服于郑厉公的死亡威胁，屈膝投降，但是，一碰上原先效忠的君主、弱势疲软的公子仪，又马上换了另一副嘴脸，穷凶极恶，残酷无情，将“君义臣忠”的道德伦理彻底抛到九霄云外，亮出屠刀，大开杀戒：“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左传·庄公十四年》）用公子仪及其儿子颈上的人头，作为迎接郑厉公复辟的见面礼和投名状。
可是，郑厉公是一个残忍厚黑，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狠人，什么盟誓、信义，在他眼里，都可以弃之如敝屣。他的信条是：做大事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可以不拘小节、不讲诚信！因此，他一入国都，复辟成功，第一件事，就是恩将仇报，推翻几天前刚立的盟誓，杀了卖主乞活的傅瑕：“厉公入，遂杀傅瑕。”（《左传·庄公十四年》）而且把理由说得振振有词、大义凛然：傅瑕对国君有二心，西周就规定有惩处这类奸臣的刑罚，我现在严肃执法，让傅瑕受罪伏诛，他是死得其所：“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左传·庄公十四年》）
春秋时期，贵族精神尚存，其中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将“信”作为为人处事最高的伦理准则，视为最可贵的情操与道德。所谓“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也是协调天人关系、祈求神灵保佑的必备条件：“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传·庄公十年》）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巩固和发展，需要有三个基本要素：强大的国防，“足兵”；丰厚的经济基础，“足食”；以及政府公信力，“民信之”。如果迫不得已只能留下一个最重要的，那也唯“信”而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因此，孔子一再强调：“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中所写，“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就是对这种历史文化现象的洗练概括。
可是，社会历史现象是很复杂的，哪怕在当时，也有不少人没有将“信义”当作一回事，他们贵为王侯将相，却出尔反尔，食言而肥。在他们身上，那种建立在贵族精神上的荣辱观被彻底颠倒，是非心、敬畏心几乎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甚嚣尘上、笼罩一切的功利之心。郑厉公是这类人物的典型，后来的越王勾践也大同小异。
郑厉公不但无“信”可言，也同样无“仁”可述。复辟成功后，逼死大臣原繁一事，更体现了他的冷酷残忍。傅瑕死时，他命人对原繁说：帮助我回国而没有二心的臣下，我都答应给他们上大夫的职位，我愿意和你一起商量。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流落在栎邑的时候，你没有向我汇报国都内的情况，如今我回国重新上位了，你又不主动亲附我，我实在觉得不是个滋味！
“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左传·庄公十四年》）
原繁是聪明人，立即领悟了郑厉公这番话背后的潜台词。死，当然是可以的，原繁对此毫不畏惧；但道理可要讲清楚，不能死得不明不白。于是，他做了一番义正词严的临终陈辞：先君桓公命令我的先人管理宗庙列祖列宗的主位。国家有君主而自己的心却在国外（你的身上），还有比这更大的二心吗？如果主持国家，国内的百姓，谁不是他（郑昭公到公子仪）的臣下？臣下不应该有二心，这是天经地义的。公子仪居于君位十四年，现在有人策划并帮助您回国，这难道不是有二心吗？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个，如果都用官爵做贿赂、做诱饵，劝说别人三心二意，且可能取得成功，君王您该怎么办？您难道能认可？我明白您说话的意思，马上就死在您的眼前！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贰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左传·庄公十四年》）
说毕，他义无反顾地上吊去死。原繁之死，鲜明地反衬出郑厉公的鲜仁寡耻，狭隘残暴！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讲仁义、不守信用的郑国国君，在“小霸”郑庄公去世后的郑国延续多年的政治倾轧与内讧中，咬牙坚持了下来，笑到了最后。不仅如此，他还在周王室的内乱中站对了队，襄助周惠王平定了王子颓的反叛，并因勤王有功而获得丰厚的回报，获取了虎牢以东的大片地盘，“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左传·庄公二十一年》），使郑国在郑庄公之后再度复兴，可谓是名利双丰收。
遗憾的是，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小人逞志，君子出局。郑昭公失败，郑厉公成功，令人叹息。
（本文选摘自《诸侯的天下》，黄朴民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