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回忆录和自传是特别值得怀疑的一类文字。围绕着前者，几乎总会发生旷日持久的口水之争。而所谓自传，里面貌似刀枪剑戟，仔细一看不过是化妆用品。所以我比较欣赏奈保尔的态度，在他的笔下，既有鸡毛蒜皮的家书，也有直言不讳的回忆。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差不多做到了毫无保留，哪怕别人写出来的传记让他起了找巫医下咒的念头。
基于相似的理由，我比较喜欢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直率而坦诚；比较不喜欢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自恋而傲慢。可当我读到李幼蒸先生的《忆往叙实》时才意识到，自己对待此类作品的评判标准还是过高了。
我是在读《哲学和自然之镜》（理查德·罗蒂著，商务印书馆）时第一次接触到李幼蒸这个名字的——他是该书的译者。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欠缺分析哲学训练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就是正文之前的那一部分，值得相互参详。罗蒂在再版序言中称李幼蒸为“老友”，说他们二人之间的谈话富于启示性，自己受益匪浅。可是“老友”李幼蒸在译者再版前言中却委实不客气，说罗蒂这个“今日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哲学家”（哈罗德·布鲁姆）论断偏颇、自相矛盾。虽然我认为在别人的著作之前添加这种批判性的前言有些不妥，但李先生仍给我这么一个印象：此乃诤友。
如果不读《忆往叙实》，我竟不知李幼蒸先生是符号学方面的专家，更不会了解，所谓“诤友”，李先生却是别有滋味在心头。
在这本“自传性质的回忆文集”中，李先生再次提到了与《哲学和自然之镜》有关之事。经他披露，原来贺麟先生为罗蒂此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也是李先生的捉刀之作。在李先生的描述中，事情原是这样的：贺先生曾经邀请罗蒂访华未果，而李先生之后提出的邀请则得到单位许可。贺先生可能将之前的邀请与李先生的邀请混淆了，故对李先生提出“严肃”要求，让自己的一位后辈学人“徐君”参与接待，并与李一起合译《哲学和自然之镜》。理由是徐君已经着手翻译了。李先生自忖贺乃学术委员会主任，“假如”在职称评议会上忽然说出“他（指李先生本人）连大学还没毕业，还是再考验一段时间吧”之类的话，岂不是前景不妙？所以在拒绝合译的前提下，主动提出代贺先生为罗蒂的书拟序的建议，并得到贺先生的应允。
就这件事情李幼蒸先生洋洋洒洒写了不少文字，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想证明中国学界长期存在着不问真才实学，只问知名度和资历的“封建主义传统”，像贺麟那样的老知识分子们大多不懂装懂，“心安理得地借助年轻人发挥余热”。然而荒唐之处在于，我读到的却是一个世故的后辈学人揣度前辈心思，曲意逢迎，自己不思反省，待前辈逝去又出来翻旧账的故事。
《忆往叙实》里当然也少不了“老友”对罗蒂的评价，读来更是令我诧异。李先生自承，罗蒂是他赴美的第一位学术访问邀请人，之后两人联系颇多。罗蒂待李应算不薄，不仅为李落实了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访问，李访问弗吉尼亚大学期间又邀其住在他家。在伯林国际科学研究院做客座时，罗蒂不忘推荐“老友”，从普林斯顿大学迁往斯坦福大学，他又为李安排访问学者事宜，罗蒂夫人玛丽还多次提出义务为李的英文手稿润色。然而罗蒂所做的这一切显然在李幼蒸先生看来不过是别有所图，是维持彼此间“历史性友谊”的手段。我不知罗蒂若泉下有知，该做何感想？
为何李先生对罗蒂如此不满？待我读到《忆往叙实》的下一章就明白了。原来李本有机会到斯坦福研究所工作，而推荐人里的那位“西方朋友”却采用了“明助暗损”的作法，使得他的项目申请功亏一篑。那位与李先生在学术上渐行渐远的西方朋友是谁呢？李先生没有明说，但并不难猜。问题在于，李先生指责的所谓“明助暗损”的作法是什么呢？原来是“西方朋友”建议斯坦福研究所把李先生申请的“比较伦理学研究项目”转予一个汉学家过目。而众所周知，那些可恶的汉学家是“多么讨厌懂得西方现代理论的中国学者”。
为此时隔多年，李幼蒸先生的怨怼依然郁结于胸。在书中他这么写到：“可抱怨之处在于，他完全可以拒绝担任推荐人。但他接受了，而到时竟然‘顺便’破坏了此事。当然不是说申请失败原因即在于此〔这是无法证明的〕，而是说他的作为证明了他的‘心迹’在于此。”老实说，读到这段话，我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李先生这样的“老友”。
事实上，猜测、猜想、感觉等极为主观的词语在这本名为“叙实”的书中并不少见。而在评判与他人的交往时，李先生不是觉得别人“以……自许”或者“以……自居”，就是感到对方的打压、挖苦和讽刺，这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态。
不止于此，李幼蒸先生在回忆他要感谢的人时也不乏诛心之论。譬如他讲到了对他多有襄助的华裔哲学家王浩。李先生曾翻译过王浩先生一篇旧文，王先生觉得不满意。李去信讨教，王回信无须改正。李便就此兀自猜测了一通，自觉尴尬，二人就少了来往。后来李到美国，偶遇王浩和一位同行女孩。王向女孩介绍说：“李先生英文非常好。”而李先生的感想竟是：“我听出来，这是挖苦话，原来王浩对我还未‘释怀’，以后我也就想不到再与他联系了。”
本还想就《忆往叙实》中的诸多细节多谈一些，却发现李先生在后记里已将《忆往叙实》定性为“一个‘独立学者’在全球学术强制度化时代，对国际人文学术现状所进行的‘反应’和‘反省’”，将自己在学界遇到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上升为围绕着真理进行的路线斗争。如此逻辑，我再评论下去不就成心理学的案例了吗？
最后还有一点感想：一定要加强锻炼，争取长寿。这是贺麟先生、罗蒂先生等人的最大失败。相反，像书中形象也甚负面的李泽厚先生，是否如李幼蒸先生所宣称的那样“不懂装懂，利用他人，里外两面”，已是一种“历史的残余”，我看还说不定。因为从《忆往叙实》这类回忆录看得出来，有的人认为，“真相”往往掌握在长寿者手中，谁活得长，谁就是赢家。
不由想起李幼蒸先生应该相当熟悉的伽达默尔。那位活了102岁的德国哲学家也写过一本回忆录，名叫《哲学生涯：我的回顾》。在那本书中，哲学家是一个多么值得尊敬的形象。（文/西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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