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位于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之中，古称婺州，明清金华府领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八县，因有“八婺”之称。金华府各县，除浦江属浦阳江流域之外，其他县区均在婺江（金华江）干流或各个支流之上，水陆交通便利、文化交流频繁。金华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其乡村遗产更是浙中地域文化的突出体现。东阳卢宅、兰溪诸葛村、武义俞源村等重要乡土建筑和传统村落一直备受关注，也成为金华乡村的“金字招牌”。在这些闪闪发光的“焦点”村落之外，我们不妨把视野拉得更开一些，从复合、活态乡村遗产的视角去理解、欣赏那些“普通”村镇的日常景观。2020年以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和金华市博物馆、金华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武义江和永康江流域的村落调研与遗产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本系列文章向大家分享武、康流域的典型村落个案和相关专题讨论。
芝英位于浙江金华永康市城区东12.5公里的华溪盆地中部，整体地势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形态，华溪支流从东往西环绕芝英，聚落内溪流遍布、水塘众多。芝英被重重山峰环绕，外围有公婆岩、峰岘岭、皇光岭、三宝峰、石马岩等山峰，里围有两环连绵丘山带，两道山水线层次分明，[1]形成了芝英独特的山水格局，这种格局记录于应氏《里居图》之中（图一）。《芝英应氏宗谱》（1840年）诗曰：“石翁气脉自台来，渐到岘尖殿帐开。迢递西山平板走，蜿蜒报铺大田隈。宝峰古麓重重抱，龟阜鱼沙队队回。我祖卜居绵庆泽，其祥长发世光恢。”[2]
图一 芝英里居全图（来源：《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档案》，编号2016-B1-7）
山水环抱间，形成如今的芝英（图二），分为芝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村八个行政村，人口7700余人（2012年数据）[3] ，面积约59.38公顷。聚落内街巷格局保留完好，建有数量庞大、密度极高的祠堂建筑，也因走南闯北的五金工艺而知名，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遗产资源（图三）。芝英镇（即八个村的总和）在2014年入选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芝英一村、八村、六村、七村接连入选“浙江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1年芝英镇成功申报浙江省第一批“千年古城复兴试点单位”。
图二 芝英聚落图（来源：金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s://zhejiang.tianditu.gov.cn/jinhua/map，引用时间2024年2月2日）
图三 芝英航拍图（来源：2021年航拍）
芝英应氏：“千年应氏望族地”
聚落始建以来，应氏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族。谈及宗族发展的历史，《芝英应氏宗谱》将其始祖追溯至东晋将领应詹。应氏族人认为，应詹于太宁二年（324年）十月担任江州刺史，出任第二年因履职到永康县，来到距任地不远的古芝英，与其子应玄开垦荒地、屯兵屯田，故该地得名官田（又称“大田”），这里在今芝英聚落中部偏南，是聚落发祥地。后陈文帝派兵围剿芝英，应氏沿聚落东部的驿道逃出。隋唐时期社会安定后又回迁，在今聚落北部形成新的定居点。宋代芝英人口扩散，地名改称“诸应”，意为诸多应氏人口聚居之地，北宋进士胡则、南宋状元陈亮在芝英东、驿道旁的紫霄观读书作文，留下诸多诗文碑刻。芝英在元代因战乱短暂萧条，明代人口再次回迁，聚落复兴，商业发展，在西侧形成市基（定期市集所在的空地）以及由市基向东延伸的正街。同时，应氏宗族逐渐发展壮大，在八世时主要分为天常、地常、人常三大房派（“常”即房族），其中天常、地常两房派发展壮大，兴修祠堂，分别由主干道正街向南、向北拓张。
芝英百祠：应氏宗祠营造
芝英祠堂众多，天常、地常两个大房派下，几乎每个小房派都有自己的宗祠，永康市首届人大代表、曾从事教育30余年的芝英七村人应正东老师曾编著《芝英应氏百祠说》，描述近百座/百余座应氏宗祠与祖厅。宗祠兴建始于明中期，它们是应氏宗族发展和芝英聚落变迁的见证者。
芝英现存最早的祠堂是仕濂公祠（图四），也称小宗祠堂，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是第七世仕濂公的孙子即第九代孝友翁为祖父所建，祭祀仕濂公及其祖上祥、良、恭、荣五世祖，仕濂公即天、地、人三常共同的祖公。仕濂公祠位于一村正街中部，坐北朝南，临街而建。仕濂公祠共三进，工字形平面，中轴线上依次为前厅、过廊、正厅及寝堂，左右建有厢廊，前厅、正厅、寝堂均为五开间。
图四 仕濂公祠（小宗祠堂）（来源：李玥摄影，2021年）
仕濂公时，芝英经济水平已较高，其后代的功成名就更使得应氏在社会地位上都显著提升，成为了永康望族。此后随着子孙繁衍，不断建造宗祠，逐步形成了现今壮观的祠堂群（图五）。据编修应氏宗谱的应CJ介绍，在第八世天、地、人三常中，人常为一脉单传、子嗣稀少，地常与天常是主导的两支。天常一派发迹较早，思文公（天常）之孙一代已有十二个房派，孙中多有家产富庶、读书做官之人，如思文公之子孝友公为郡邑乡贤，之孙方塘公应奎“乙榜进士，武昌府学教授，两广文衡”、应恩“举人高安县知县，平叛宸濠功列榜首”、应照“举人，广西思明府同知”[4] 。天常思文公有思文公祠（图六），一派下的第九世清常、慎常、勤常分别有自己的祠堂，即孝友公祠、尚德公祠、尚材公祠；第十世房派已众多，如清常之后文常、行常、信常等分别有方塘公祠、凤山公祠、月邱公祠等。地常一派后来居上，思行公其子尚端恭、尚材公皆为郡邑乡贤，孙代分为九个房派，其孙天彝公中进士、任兵部车驾司主事，如今族人数量超过天常一房。[5] 地常一派下有第九世敦常，敦常之下有第十世荣常、华常、富常、贵常，分别建有天成公祠（图七）、天言公祠、天相公祠、天彝公祠。这四座公祠的祭祀祖公属于同一行辈，其建造时间先后不同，子孙有经济实力之后才为先祖造祠堂，天成公祠建于清中晚期，天相公祠建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
图五 小宗仕濂公房派世系图 （来源：龚逸婷绘制，2021年）
图六 思文公祠（来源：赵晓梅摄，2021年）
图七 天成公祠（来源：李玥摄，2021年）
图八 月邱公祠（来源：李玥摄，2021年）
现有研究发现，兰溪地区不同平面形制的祠堂代表了不同等级，但芝英与此不同，其祠堂格局与祭祀等级或者祭祀神主行辈先后没有关联。自明代到民国时期，合院形、工字形两种平面共用，大宗祠和房族祠堂在院落进数上几乎没有差异，供奉始迁祖的应氏大宗祠（图九）是三进合院；仅供奉禄常神主的天與公祠同样也是三进（图十）。工字形祠堂有文常的方塘公祠、富常的天相公祠、正常的眉山公祠（正房公祠），也有为祭祀有功绩之人而建的专祠，如在城庄屋敏斋公纪念厅。工字形祠堂祭祀先祖并非只有做官之人，如睦常的尚材公虽非高官，“方塘公倡议族人建应氏宗祠以祀始祖，翁即捐四十白银，其轻财重义类此甚多”，因此建有尚材公祠，与兰溪所提拜厅做法“是有高官的宗族的祠堂才能有的”有所不同。
图九 应氏宗祠（来源：李玥摄，2021年）
图十 应氏宗祠（大宗祠堂）与天與公祠（来源：《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档案》，编号2017-B3-编著3）
芝英还建有厅，它指的是一种与祠堂平行的祖先祭祀建筑，也摆放祖先神主，但建筑等级较低、规模较小，常与住宅相连或寓于住宅之中。芝英最知名的当属婆婆厅，根据应氏流传的讲法，“婆婆”一词专指从皇宫遣出的宫人，芝英的婆婆厅祭祀的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她后来成为仕濂公的小妾，按照应氏族规妾室神主不能入祠，但仕濂公生前很喜爱这位宫人，后人就为她在仕濂公祠右手边单独建了一座厅[6] 。
图十一 婆婆厅（来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应军摄，2009年）
应氏各个分支后人数量、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上存在较大差异。根据芝英人的介绍，某位祖公的子孙人数较多、财力尚可就会修建祠堂，越富裕的子孙建造的祠堂就越“豪华”，来彰显家族荣耀；而子孙较少、人数不多的房派就只有能力来建造厅。因此或许对于芝英应氏来讲，建造祠堂和厅，不仅仅是因为要祭祀祖先、团结宗族，同时这些建筑也逐渐成为一种相互攀比的财富展演。
肩贩云集：三八集市与商街
明中期不仅是芝英应氏祠堂建设的高峰，也是商业繁荣的阶段，商业为祠堂提供了建设的资金，而祠堂祭祀巩固着应氏宗族组织、进而更好地发展商业。
正德年间，方志中已有对芝英市的记载[7] ，由此可知芝英彼时就已具备了商业集市的功能和地位。
芝英聚居区多为山地，耕地面积较少且不宜开发，据历史文化文员会会长应业修言，紫霄观曾是古驿道所在，驿道承担着重要的对外交通功能[8]，其存在为商业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后来芝英大力发展五金相关手工业和商业。
市基原本在芝英的外围，随着人口增长，聚落不断向西拓展，最终将市基包裹在聚落之内。横穿芝英的正街东段建有大量祠堂，临近市基的西段林立着众多商铺。据当地居民口述，现今市基一片的土地皆为仕濂公所有，是应氏的祀产，仕濂公将这块空地用作供商贩进行买卖的场所。在明代，应氏每年向来此经商的牙行收租十二两。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应氏聚族募集四十金作祠产，废除了牙行的十二两租金，从此以后集市变为了不收租金的“义市”，商贩对义举感激不尽。[9]
芝英的集市，有着“三八集日”的传统。根据现今流传下来的三八集日传统来看，它应属于一个区域内的地方性集市，囊括了永康、派溪、胡堰街、石柱、芝英、杜山头、胡库、古山、江瑶、俞溪头等地区。市场集日卖家和买家以五日为循环，初一集市地点为永康，初二为派溪、胡堰街、石柱，初三为芝英，初四为杜山头、胡库，初五为古山、江瑶、俞溪头[10]。开创市基的仕濂公就被附上“三八太公”的名号。
历史探源：遗产话语建构
看到这里，我们对明代以来芝英宗族和商业的密切联系有所了解。读者可能会有些疑惑，明代之前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始建年代久远、距离芝英聚落中心较远的紫霄观，如何与明清时期商业和宗族引导的建立联系，芝英历史发展连接起来的呢？
事实上，在史书中对明代以前芝英的官方记载很少。在应氏历史的叙述中，对明代以前的历史描述多为宗谱记载的传说故事，这种历史表述中尽管引用了一些原始历史资料，同时更多呈现出人为补充和建构的特征。接下来就让我们细读这段东晋到宋元的历史，看看应氏在回溯历史中做出怎样的回应。
首先从东晋应詹所建的官田讲起。《芝英应氏宗谱》根据文献资料和文物遗存将应氏的始祖追溯至东晋时期名将应詹，称应詹在此屯田，将官田作为芝英聚落的发源地（图十二）。根据《晋书·卷七十·列传第四十·应詹传》记载，应詹生于274年，平定王敦之乱封观阳县侯，至太宁二年（324年）十月“迁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来到东阳郡附近的江州任职，不久，咸和元年（326年）病逝。[11] 对照《晋书》，宗谱称正是应詹出任江州刺史的第二年携子应玄开发芝英，一年后在芝英逝世[12]。然而，宗谱之外的官方文献中暂未发现这样的说法，从东阳郡的建制沿革来看，芝英所在的永康，在两晋时期依然沿袭三国孙吴时的建制，隶属扬州东阳郡；当时应詹所任职的江州包含扬州豫章、庐陵等七郡，其中并无东阳郡。也就是说，芝英并不在应詹任职的江州范围内。
图十二 “官田”在芝英的位置示意图（来源：《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档案》，编号2016-B1-7）
宗谱还以“始祖应詹公墓”这一传说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佐证——应詹逝世后首葬芝英镇前山杨上前村，此处属“官田”的地界，直至今日清明祭祖之时，族人都会先去上前村的应詹公墓旧址进行祭拜[13]。但这里是否曾有应詹之墓，尚未发现考古依据。
始建于梁大同二年（536年）的紫霄观也成为历史话语的依据。紫霄观距离官田有一定距离，而在其东面的灵溪河畔、古驿道旁。对此，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应业修老师提出，549年之前南朝梁简文帝来到芝英巡幸时，[14] 紫霄观旁已有道路可供皇帝车马行经，可知在此之前驿道就已建成，而只有应詹父子有实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工作[15]。在其著作中，他进一步将该驿道分为三段（图十三），并作了详细解说。蓝色部分是连接东阳郡和南部临海郡的古驿道，临海郡辖今浙江台州市、温州市、丽水市全部及闽北部分，这段也是当时去往仙居、丽水的驿道[16]，又称“苍岭驿道”[17]。这段驿道并无遗存，由于作为“盐道”又承担商贸运输功能，故猜测大致与灵溪平行。黄色部分是官田与紫霄观之间的驿道，经过上、下报铺，驿站、驿道遗存位于报铺山脚。红色部分是通往婺州（现金华市区方向）的驿道，但也暂无遗存。这样一来，芝英的驿道连接起金华、永康和仙居丽水，为其商贸往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南朝杂记》对芝英的描述中，也有“升高楼临大路”的记载，即往东边古驿道处扩散。
图十三 应业修认为南朝梁时存在的驿道（来源：《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档案》，编号2016-B1-7，李玥增绘，2021年）
根据《陈书》记载，南朝陈永定三年（559年）置缙州，芝英属缙州，后缙州刺史留异挑起战乱[18]，陈文帝派兵围剿，芝英官田因地处冲要，死伤惨重，村民顺着这条延展向东南的苍岭驿道，逃往仙居等地。隋唐时期社会安定后，应氏又回迁官田。这次回迁在当地话语叙述中被作为聚落扩张的又一新节点。永康市诗词学会会长徐小飞在《千年古镇——芝英八村风物史迹钩沉》中，按照当地居民沿驿道回迁的设想，认为由于人口繁衍，位于东西向驿道旁的原聚落可能不足以满足回迁应氏的居住要求，族人向北扩张至上坟塔一带。上坟塔一带成为唐宋时期的聚居区，应氏“环塘夹道，依墓而群居”[19]，上坟塔之“坟”指的就是官田应氏中兴之时的始祖墓。这种说法以上坟塔这一符号，将聚落北扩联结起来，为应氏带来宗族认同。
宋时芝英已由官田被改称“诸应”，两宋之际文学得到重视和崇尚，文士的重要地位也得到突显，紫霄观成为芝英的“文人领地”，吸引着地方文士回流。根据宗谱记载，北宋进士胡则曾在紫霄观读书，留下诗作《紫霄观》，其中有对紫霄观旁的“武陵溪”及驿道“碧桃花下马频嘶”的描写[20] ；更为知名的是南宋状元陈亮（1143-1194年），《光绪永康县志》有“紫霄观，旧名招仙，在县东三十里，梁大同二年建，陈文毅，亮，曾读书于此，有记”的叙述[21]，观中留存有陈亮撰写的《紫霄观重建记》石碑[22]，这些文学作品也成为驿道的佐证。
然而，也正由于人口回迁、聚落和驿道向北延伸，宋代作为“文人领地”的紫霄观因贸易往来过于嘈杂喧嚣，或许频嘶的驿马使得读书人受到干扰，文人墨客失了雅兴。在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档案中，自明代起，文人墨客“常会见于芝英览翠楼，嘉楼之幽胜，为诗而章之”[23]。览翠楼原址位于二村与八村交界处，彼时文人或许更偏爱远离驿道的览翠楼做雅集之所。这里现在是后代祭拜应廷育的地方[24]，这也暗示了自然村扩散后村落中心的转移。
宋代蓬勃发展的芝英，在元代文献记载里几乎不复存在，像是形成一片短暂的历史空白。对这段历史，芝英应氏这样描述：元初由于战争惨烈，诸应各村遭到空前浩劫[25]，芝英外围的山峰公婆岩一带有18个村庄围墙及不少建筑被毁掉，人员伤亡惨重，加之元朝屠城，其后又下令销毁永康很多关于蒙元残酷的记载，那段历史可能因此未能留存下来[26]。将这段空白历史的成因，为后来明清时期有显著依据的聚落变迁提供说辞并实现过渡，将明代及之后有据可循的历史和之前宗谱中追溯和建构的历史连结起来。
自2014年入选历史文化名镇后，芝英镇以其悠久的历史传说被冠以“千年古镇”之称，历史文化研究逐渐得到关注。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图十四）由应氏几位年长者于2014年自发成立，前文所引用内容不少出自研究会的整理的档案和发表的著作。
图十四 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来源：李玥摄，2021年）
2020年，为参与浙江省发改委“千年古城复兴试点”的遗产申报，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在其《缙州官署位于芝英初探》一文中，认为梁末陈初芝英地区比永康更加富足且已有官府重地，以芝英的古驿道、古井和旧有古城墙等遗存为佐证，结合诸多颇为“合理”的猜想，发现古芝英与缙州时期州府的诸多吻合之处，提出梁陈战乱时期缙州官署位于古芝英的结论，芝英由此被赋予了“古城”的身份，将缙州古城历史资料进行整合形成《缙州古城资料汇编》（图十五）。
图十五 芝英缙州古城示意图（来源：缙州古城资料汇编，应业修绘制，2021年）
2021年，浙江省发改委公布全省第一批11个千年古城复兴试点名单，永康市芝英镇成为金华市唯一上榜的试点单位。彰往察来，借船出海。芝英的历史建构因遗产政策而获得契机，因为与村落建设相融而获得更多认可，而这些话语仍是为了更好地追寻过去生成的遗产认同，为了传承那些散落在芝英百祠里、市集商街间、千年史话里给应氏以力量的东西。
（参加芝英村落调研的同学还有陈雨薇、龚逸婷、刘悦歆，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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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康市芝英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2012-2020年）·基础资料》，2012年，第1页。
[2] 《芝英里村》，出自《芝英应氏宗谱》（特传卷之二），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
[3] 《永康市芝英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2012-2020年）·芝英历史文化名镇说明》，2012年，第1页。
[4] 应正东：《应芝英氏百祠说》，出自《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档案》（编号2017-B3-编著3），2016年。
[5] 2021年7月26日于芝英应CJ家中访谈应CJ。
[6] 应正东：《应芝英氏百祠说》，出自《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档案》（编号2017-B3-编著3），2016年。
[7] 永康市图书馆：《永康县志（正德修嘉靖刻本）》（卷一：市镇），2004年。
[8] 2021年8月4日于永康市应YX家中访谈应YX（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9] 永康市图书馆：《永康县志（康熙三十七年重修）》（卷三·市集），2004年。
[10] 2021年7月27日于芝英六村应LH家中访谈应LH（芝英六村村长、副书记）。
[11] 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晋书·卷七十·列传第四十·应詹传》，中华书局，1974年。
[12] 《芝英应氏宗谱》，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
[13] 2021年7月28日于芝英二村应大宗祠访谈应JL。
[14] 应军：《<紫霄观重建记>石碑考释》，《东方博物》，2013年第3期，第93-96页。
[15] 应业修：《千年应氏望族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16] 应业修：《千年紫霄观》，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17] 徐小飞：《千年古镇——芝英八村风物史迹钩沉》，杭州出版社，2017年。
[18] 姚思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陈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九》，中华书局，1972年。
[19] 徐小飞：《千年古镇——芝英八村风物史迹钩沉》，杭州出版社，2017年。
[20] 《芝英敦下公常家谱》，2006年。.
[21] 永康市图书馆：《永康县志（光绪十七年修）》，2004年。
[22] 应军：《<紫霄观重建记>石碑考释》，《东方博物》，2013年第3期，第93-96页。
[23] 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档案（2018-B15-应氏-9），2018年。
[24] 2021年7月29日于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访谈应ZX。.
[25] 徐小飞：《千年古镇——芝英八村风物史迹钩沉》，杭州出版社，2017年。
[26] 2021年8月4日于永康市应YX家中访谈应YX（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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