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十分，沈厂长走进吴泾镇农贸市场。他挑了一块带皮五花肉，准备红烧用，接着买了肉丝、两条鲜活的鳊鱼、香干、生姜、西兰花和菠菜，问摊主讨得一把葱。中午他得准备十几个工人的饭菜，包括他自己的。天气越来越热，菜放不起，只好每天来跑一趟。
沈厂长今年六十三岁，鬓角已经染白，腰板还挺得很直。他穿一件黑色polo衫，皮鞋皱巴巴，猜不出原本的颜色，手里拎着两大袋菜，手指粗壮，指缝里嵌着陈年的油墨。亲自下厨实属无奈，厂子不大，专门请个厨师不太划算。也试着让别的工人烧过，效果不佳，总有人不对胃口，没几口就把筷子放下了。
买完菜，沈厂长开车回工厂。厂在吴泾镇外，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右手边是厂区，左手是一片荒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建起一溜国营焦化厂、氯碱厂、碳素厂、火电厂……后来工厂相继停产或搬迁，厂房就租给沈厂长这样的私营业主。八月，阳光暴烈荒凉，照着废弃的烟囱和铁轨。几辆重型卡车隆隆驶过，尘土飞扬，像西部片里的场景。很难想象，这里也是上海。
沈厂长是上海响乐乐器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有意思的是，从员工到朋友，大家从来不叫他沈经理，也不叫沈老板，只叫沈厂长。响乐专做手风琴，生意好的时候，一年可以卖掉三五百台琴，大多是给欧美大牌手风琴厂代工。一台48贝斯的键钮式手风琴，出厂价三四千人民币，漂洋过海，贴上标签，价格变成三四千美元。沈厂长认了。
不是没想过做品牌，十年前，沈厂长注册了“MYTH”（传奇）商标，雄心勃勃，120贝斯的高档回声琴，精心制作了四五十架。送到琴行，对方一看，没听过这个牌子嘛。再一问，哦，国产的，那就更卖不出价钱了。
一台中等规格的手风琴，由四千多个零部件组成，包括两组448片发声簧片，60到120个贝斯，外加若干只变音器。由于结构复杂精密，无法实现机器量产，绝大多数的工序——从冲压金属件、铆定簧片，到安装阀门、包覆赛璐珞贴片，再到最后的调音、校音——只能依靠人工来完成。平摊下来，一名熟练工人，十到十五天可以做出一台琴。今年撞上疫情，好几笔订单取消或推延，没见沈厂长唉声叹气。开厂开到第十六个年头，他已经习惯了背负压力的日子。
比疫情更让沈厂长头疼的，是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响乐厂刚成立时，一个工人的基本工资大约是一千块，如今翻了四倍不止，琴的价格基本还是老样子。做手风琴技术门槛高，有的新员工培训了一两个月，刚能上手操作，嫌辛苦，跳槽走了。沈厂长苦笑。除了尽可能地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他能做的，就是多买一些肉菜，把两顿饭烧得好吃一点。
1976年，19岁的沈鉴进入上海手风琴厂附属技校，两年后毕业，成为上海手风琴厂机修车间的一名操作工。
师傅姓蒋，50岁出头，看着干瘦，手劲极大，能轻松捏碎老核桃。师傅是山东聊城人，童年在“谢雨戏”的庙会上，见过卖梨膏糖的小贩拉简易的手风琴，后随家人来上海，看到罗宋人（俄侨）在租界马路上拉琴卖艺，也目睹了抗日救亡时，手风琴为《放下你的鞭子》《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等街头剧伴奏。师傅说，战争年代，手风琴就像枪一样，是背着行军打仗的。
1951年，上海百乐音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集资成立，师傅是第一批工人。“百乐”是英语 parrot（鹦鹉）的音译，寓意像鹦鹉一样给人带来快乐，也像鹦鹉学舌一般不断提高。当时市面上见到的都是外国手风琴，百乐老板家里有一台意大利的斯堪达利，师傅他们把琴拆开，一个个零件琢磨。1952年3月20日，一架12贝斯的手风琴组装成功，取名“白鹦鹉”。师傅坚信，那是中国第一台手风琴。
“白鹦鹉”全年共生产519台，零售价为150元，次年增加16、18、36贝斯等规格。1956年，以百乐公司为主体，成立公私合营百乐手风琴厂，1966年更名为上海手风琴厂，沿用“百乐”牌商标。
技校生算学徒工，每月工资17块8毛4分，转正后涨到24块。再往后，就一直是36块，叫“36块万岁”。师傅手把手教。有一回，讲到阳模和阴模，公螺纹和母螺纹，师傅启发：想想自己那个地方。沈鉴的脸红了。后来他晓得，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一样，凡是凹进去凸出来、成双成对的，一律冠名以阴阳公母。师傅讲，以前拜师，要吃三年萝卜干饭，天天早上给师傅师娘倒马桶，现在新社会了，不提倡这些，但生活还是要清爽（上海话，干活要利索漂亮），出手就要有。啥叫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生活做得好，才叫领导阶级，才叫当家做主。
别的工人也常来请教师傅，师傅长，师傅短。中午去食堂打饭，师傅被一堆人簇拥着，像一棵行走的卷心菜的菜心。师傅神气死了。
沈鉴做事踏实，又肯钻研，很快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有个中年女工对沈鉴比较关心，常来嘘寒问暖。有一天女工问，小沈朋友谈了吧？沈鉴说，还没有。女工笑笑说，小沈要求高。沈鉴低头说，没啥要求。女工讲，我女儿大你两岁，卖相老好，人品没得挑，小沈要是没啥事体，礼拜天晚上来阿姨家里吃饭。沈鉴一呆，说，啊。女工说，啊什么啦，吃个饭又不要紧的。
半年后，沈鉴的婚礼在新雅饭店举行，摆了二十桌。阿姨升级为丈母娘，笑眯眯地发糖。新娘子在某国营零件加工厂，也是一线职工。来宾纷纷称赞，好一对年轻的工人阶级，未来的主人翁。
师傅感慨，沈鉴这批人“赶上了好时候”。过去的十多年间，西洋乐遭到毁灭性打击，钢琴、小提琴、黑管、萨克斯、吉他……“资产阶级趣味”的东西，市面上基本销声匿迹。手风琴天生带有布尔什维克式的浪漫，可以演奏苏联歌曲，可以给样板戏、忠字舞伴奏，成为唯一幸免的西洋乐器。百万青年下乡，从北大荒军垦农场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鄱阳湖畔到西双版纳，年轻的身体围坐成一圈，等待手风琴声响起，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进入八十年代，社会风气放开，上一个时代的印记仍在，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余钱，手风琴的需求量大增。1980 年，百乐牌手风琴的产量约为2万台，此后逐年增加，1988年达到创纪录的5.3万台。厂里有二十间校音室，装配好的手风琴送进去，通过校验，再包装出厂，河水一样奔流不息。
在那个人均收入几十块的年代，几百元一台的手风琴无疑是奢侈品，要不惜工本地做好。最高端的百乐805售价上千，拿过国家质量银奖，号称能和意大利的索布拉尼“掰掰手腕”。沈鉴有个邻居，听说中百公司进了一台百乐805，揣着钞票，马路上排了一整夜的队。
1990年，在上级主管单位的安排下，长期亏损的长征制刷厂并入上海手风琴厂。合并造成了人员冗余，生产效率下滑。有职工抱怨。领导出来讲，工人阶级觉悟要高，都是社会主义兄弟工厂，兄弟有困难，当然要帮忙。
上海周边的一些乡镇企业，过去为百乐加工零配件。乡镇厂厂长来参观，见人就发香烟，一副憨厚朴实的样子。烟是好烟， 港版红双喜，黄壳子的，比平常的红壳子贵一倍。到后来，一听到“乡下人来了”，隔壁几个科的人都拥过来，领香烟吃。
渐渐有了传闻，个别厂里的老工人，偷偷接私活，给乡镇企业当技术指导。礼拜六下班后（当时是六天工作制），匆匆挤上绿皮火车或者长途客车。礼拜天晚上再回上海，手里拎一条黑鱼或者一只甲鱼。规格高一点的，桑塔纳一大早停在工人新村门口，一天的外快抵得上厂里数月的工资。
沈鉴去看望退休的师傅，说起这些事。师傅讲，也不见得是坏事情，至少说明，现在技术值铜钿了。不像从前，大家吃大锅饭，36块拿到死，有啥意思。
乡镇企业有着国营工厂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条条框框少，销售策略灵活，逐渐占领了市场。加上电子琴、钢琴、吉他等乐器的冲击，学手风琴的人逐年减少，百乐的销量一路下滑。琴卖不出去，款收不回来。国营单位不好开除工人，只能放假，放假工资照发。此外还有两百多名退休工人，工资福利全部由厂里承担。一到发退休金的日子，财务科门口排起长队，一两天才能发完。
当时的思路，是继续购进原材料，加工成半成品，以后总归有用的。职工也着急，他们更加卖力地生产，更加用心地做琴，以为生产搞上去，厂子就有救了，自己也有救了。这批半成品后来进了仓库，一直等到十多年后，工厂几度易主，还没完全消化掉。
进入新世纪，上海手风琴厂已是风雨飘摇。谣言满天飞，工人一批批地下岗，也像流水线。剩下的，坐在车间里，发呆，打扑克，喝劳保茶，等待另一只靴子的落下。
有个师兄，提前下岗了，每天早上仍准时出门，做出上班的样子。找个公园坐一天，等到差不多下班时间，再推着自行车回家。
沈鉴当时是技术科科长，动了心思，想把厂接过来，自己来做。妻子坚决反对。妻子说，下岗不怕的，节省一点，我这些工资够用，你在家做做家务，把儿子管好就行。沈鉴说，我一个大男人，待在家里算什么名堂。妻子说，要么你来我们街道，帮领导开车子。沈鉴说，我好歹是个科长，给人家开车，帮帮忙好吧。
沈鉴跑去找师傅，师傅说，上海人的传统，是做大班，不做老板，老板风险大。沈鉴闷了一会，说，总要有人做的。师傅笑了笑，说，真的要做，那我也一起来。重生活做不了，弄几个零件还是可以的。
2003年底，上海手风琴厂正式停产。工人按各自的工龄和级别，领一笔买断费回家。厂没有了。沈鉴找了十几个老职工，创办了上海响乐乐器有限公司。沈科长成了沈厂长。
沈厂长拿出买断的四万块，外加一点积蓄，购置了些老厂的设备。库存满坑满谷，沈厂长一样没要。他要从头开始，做自己的琴。
成立之初，响乐厂除了几台车床，几条人马，一无所有。车间人手不够，沈厂长自己顶上；看不懂外文邮件，请儿子帮忙翻译，或者翻字典，一个个单词抠；设计产品，对接客户，培训员工，买菜做饭……样样自己来，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忙得四脚朝天。
2004年秋天，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上，一个外国老头子走过来，寒暄了几句，问沈厂长，能不能帮忙做一个样品。
沈厂长回到厂里，用了一天时间，把东西做好。老头子很高兴，又是拍肩又是拥抱，说这个样品很复杂，别人做不出来，你做出来了，我要跟你合作。沈厂长这才知道，老头子是意大利某手风琴世家的传人。
沈厂长说，意大利人蛮有劲的，一开始上来，百般挑剔，傲慢得要死。一旦认可，就无条件信任。老头子对沈厂长说，决定留一个人在上海，和沈厂长一起做琴。后来晓得，留下的是他的儿子安东尼。
安东尼四十多岁，鼻梁高挺，眼神深邃，每天骑个电瓶车来厂里，换上工作服，像个老师傅一样做生活。隔壁厂的人对沈厂长说，你这地方不大，还有外国人来上班，沈厂长老卵（挺厉害）。
安东尼有着地中海男人的浪漫，换女朋友是家常便饭。一次吃饭，见他带新女伴来，大家起哄，安东尼又调女朋友啦。女朋友落落大方，上前跟大家握手，自我介绍叫某某，也是安东尼的翻译兼秘书。女朋友说，以后有事情找安东尼，先跟她谈。
女朋友对沈厂长的报价不大满意，好像他故意欺负外国人。女朋友讲，人家厂××元就可以做，你凭什么贵。沈厂长说， 便宜的我也能做，可按照要求的工艺精度，就得是这个价格。
有一回，安东尼的老爹也在上海，席间又起争执，老头子悄悄对沈厂长做手势——不要跟他们吵了。过了一会，老头子找个机会，把沈厂长拉出去，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不要去管他们，我是认可你的。
合作了两年多，到后来，双方都不大开心，女朋友张罗着要走。安东尼在厂里租用了一间仓库，差一笔水电费没结清，跟工人起了争执。碰上雨天地滑，安东尼被推搡倒地。女朋友奔过来，捞起一柄雨伞乱打。
两人叫了辆出租车，气咻咻地跑了。第二天又来，安东尼的耳朵包扎过，神情阴郁，像梵高的自画像。女朋友说，喏，昨天弄伤的，抬手打了110。派出所高度重视，沈厂长赔了五千块钱。
隔壁厂的人说，别看沈厂长闷声不响，光起火来连外国人都打，沈厂长老卵。
安东尼离开后，开了一家小型手风琴加工厂，也和国内其他厂家有过合作。数年后的一天，安东尼回来了，还是骑那辆电瓶车，头发稀疏了一点，讪讪地笑着，请沈厂长加工一个零部件。沈厂长也笑。安东尼说，别的工厂试了一大圈，都不满意。没办法，打相打归打相打（打架归打架），还是要跟沈厂长合作。
另一个意大利老头，六十多岁，某品牌的技术总监，头发雪雪白，像白头翁，也像白求恩。头一回来中国，总共十天，九天在沈厂长厂里。大家开玩笑，说来了个洋插队，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叹气，说意大利的年轻人都不肯做手风琴，辛苦不说，赚钱还少，不少品牌后继无人，许多工艺也快失传了。“白求恩” 一头扎进车间，毫不吝惜地传授自己的毕生经验。沈厂长唯一的开支，是请人家吃了九顿麦当劳，外加一罐雀巢速溶咖啡，带咖啡伴侣那种，电视里做广告的，味道好极了。“白求恩”也不挑，一口一杯，喝完继续做生活。
到了第八天，沈厂长实在不好意思，问“白求恩”，明天我开车带你出去转转吧，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外滩，城隍庙，东方明珠？
“白求恩”想了想，诚恳地说，哪里都不想去，就想来厂里，行吗？
响乐厂地处偏远，沈厂长借了辆11座金杯，用来接送职工。早上六点钟，车从家里开出去，绕市区一大圈，把工人们都接上——车上的是外地牌照，七点以后上不了高架。晚上八点，高架解封，再把大家一个个送到地方。自己回到家都快十点了。有时妻子给他留一点饭菜，开水泡一泡，或者煮一碗面。那是他珍藏的温馨时刻。周六周日也是如此。工人有轮休，厂长没有。工人有基本工资，厂长没有。
沈厂长称呼妻子，不叫爱人，不叫老婆，叫“阿拉女的”。“阿拉女的”在零件加工厂工作了近二十年，做到副厂长兼工会主席。九几年，街道干部刚开始面向社会招聘，“阿拉女的”请了假，去应聘一个街道办事员的职位。面试官诧异道，你已经是厂领导了，为啥还来这里？回答是，不想当领导，不想再管人，管人吃力。
沈厂长讲起“阿拉女的”，颇有几分骄傲：伊是真的不想管人，管人管得烦了，但是没有办法，工作能力摆在那里，结果做做还是当了小领导。
到了年底，街道分配任务，每人负责发放八笔慰问金。别人打八个电话——喂喂，明朝下半天，2点到3点钟，来街道领钞票，好吧，不要忘记——就结束。“阿拉女的”花三天时间，一笔一笔送上门，陪孤老、困难户拉家常。沈厂长说，效果一样吧，效果不一样的呀。
2016年，响乐厂陷入困境，欠着几十万的债，工资一直发不下来。厂房租金一天五百块，对方穷催，说沈厂长，再不交房租，我们只好来搬东西了。妻子咨询了法律界的朋友，建议申请破产。破产清算之后，按法律程序走，能免除部分债务。沈厂长不甘心，也不舍得，说情怀，说信念，那是台面上的话，具体来讲，就是借朋友的钱，怎么办？欠员工的工资，怎么还？妻子说，公家算公家，私人算私人，你欠朋友的钞票，我跟你一起承担。我有退休金，你有技术，可以出去打工。慢慢还，也不是还不了。沈厂长不响。
数次沟通无效后，饭桌上，妻子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破产，要么离婚。
沈厂长正吃着面，一口咸菜呛在喉咙里，咳了半天，憋得面红耳赤。与妻子结婚三十多年，风里雨里过来了，他想不通。妻子的态度很决绝，在她看来，开厂就是个无底洞，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扔进去，听不见一声响。她跟着遭罪就算了，儿子还没成家。沈厂长若一意孤行，她也只能以婚姻为代价，划出一条线，不让火势蔓延到这一边。
沈厂长面临痛苦的抉择。辗转反侧了几个夜晚，他觉得自己想清楚了：离了婚还可以复婚，厂要是没了，那就彻底没了。所有的心血和抱负，统统付之东流。沈厂长对自己的技术有充分的信心，把眼下的困境归咎于一连串的坏运气。只要再给一次机会，他沈鉴是可以东山再起的。他理解妻子的苦衷和不得已，真要到了那一步，他也只好先搬出去，拼死拼活干几年，把厂做做好，赚一点钞票，再回来找妻子。他心里清楚，自己不会再寻别人，妻子也不会。妻子身体一直不太好，一只眼睛近乎失明，其实需要他的照顾。他相信，妻子会等他的。他只能这么相信。
沈厂长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阿拉女的”落了泪，说没见过这样的厂长，开厂开到最后，赔钱不说，把家也赔了进去。
此前，他们住在东昌路附近的一个旧小区，抬头就是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年年有拆迁的传闻，年年拆不掉。妻子，确切说是前妻，说，房子是留给儿子结婚的，你不要想。沈厂长说，我不要房子。妻子说，我给你一点钱，你去把债还了。妻子跑到姐姐家借钱，姐姐说，你脑子坏掉了，给他不是打水漂吗？又跑去哥哥家，被臭骂一顿，一分钱没借到。
妻子还是想方设法凑了一笔钱，交给沈厂长，包括儿子跟朋友借的十几万。靠这笔钱，响乐厂还了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沈厂长搬进了厂里的宿舍，不足十平米的房间，刚好塞得下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对木质桌椅。没有窗，天花板发了霉，一到下雨天就渗水。“妻子”来过几次电话，催沈厂长把自己的东西搬走。沈厂长赌气，一直拖着没去。以后总归要回去的，搬什么搬。不久，一个纸箱寄到厂里，沈厂长拆都没拆，直接往仓库一扔。过了快一年，有天不知怎么的，沈厂长记起那只纸箱。打开封口，只见一打打的汗衫、内裤、袜子、牙刷……都是全新的，叠放得整整齐齐。这只戆女人啊，他想，用力忍住了泪水。
手风琴制造是过去的产业，依赖小作坊式生产，琴好琴坏，全凭工人的一双手。上海寸土寸金，人力、环保成本高昂，做手风琴实在不划算。如今，老百乐的那批人里，只剩下沈厂长还在做琴。他说自己是个恋旧的人，对昔日的国营工厂岁月充满感情。从十九岁到四十六岁，最好的年华都在老厂度过。响乐响乐，其实有“想念百乐”的意思。
上海手风琴厂关门后，“百乐”商标收归上海市文教用品公司所有，多年来一直在仓库吃灰。沈厂长跑去有关部门，询问买下品牌或授权使用的可能性，却被告知，品牌属国有资产，不允许买卖，也不方便授权。沈厂长不死心，问，要多少钱？对方答，不是钱的事。
朋友评价沈厂长，骨子里还是从前那个技术科科长，上海老一辈工业人的做派。慢工细活，技术至上，讲究“生活清爽”，而不是成本、绩效和利润。他也的确像个活在过去的人，别的手风琴厂开公号、拍视频，响乐连个淘宝链接都没有。朋友劝沈厂长，那你也开个直播好了。沈厂长说，我只会做琴。朋友说，人家也会做琴。沈厂长说，我做的琴比人家好。朋友看了他许久，说，不是做出好琴就能赚到钱的……时代变了。
师傅真正地老了，一只眼睛看不清，耳朵也不大好使。别人跟他说话，得对着耳朵吼，手风琴响起来，哪只簧片不准，哪个阀门松了，一本账清清爽爽。当初说好来做几年，结果一做做到九十岁。每个礼拜一，早上五点钟不到，师傅背个小包出门，包里是一周的换洗衣物。地铁还没开，师傅调三辆公交，横穿整个上海，抢在老年卡失效之前（早晚高峰不能用），坐上最后一班车。白天做一些轻巧的活，或者帮忙指导一下新工人，晚上就睡在厂里的宿舍。到礼拜五下午，师傅又背上小包，赶在晚高峰之前回家去。
沈厂长过意不去，劝师傅，以后不用再来了，回家休息吧。师傅误会了，以为多一张嘴吃饭讨人嫌，连忙说，让我来吧，我可以出饭钱的。
师傅有苦衷。老伴去世后，他住在儿子家里，三餐靠儿媳妇伺候。儿子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大冬天，师傅睡在沙发上，一盆冷水飞过来。对师傅来说，工厂像一个避难所，车间的气息，机器的低鸣，空气中木头和胶水的味道，一切都是熟悉的。累了，靠在椅背上打个盹，睡眼蒙眬中，往昔的时光回来了。只有在工厂，他才能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受尊敬的。离开响乐后，师傅没了去处，唯一的娱乐是坐公交车。看到哪辆车有位子，就跳上去，坐到随便哪一站下来，再换一部。
顾师傅跟沈厂长同年，一起上的技校，一起进厂，一起买断，又一起来到响乐。算起来，四十多年的老相识了。顾师傅有一个心愿——做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风琴。退休后，他跟沈厂长要了一个工位，还是像上班时一样，早出晚归，打磨他的琴。从设计到制作，已经花了两年多时间，说话时，他正在安装琴键，全黑的键盘，是自己调的漆，用小刷子一个一个刷出来的。琴身锃亮，贴着三个金属字——“顾师傅”，这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等做完这台琴，了却心愿，他就回家，喝茶养花，当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子。
马师傅早年是长征制刷厂的工人，后来并入上海手风琴厂，分配到技术科。马师傅手巧，之前没接触过手风琴，一点就通，干起活来毫不含糊。提前下岗后，马师傅在外边打零工，看仓库、修水电、当保安……什么都干。沈厂长找到他，说想自己开厂，马师傅话不多说，辞掉手头的工作，跟着过来了。转眼十六年过去，马师傅年过七十，精力大不及前，背也驼了，上个半天班，吃过中饭，就回家休息。再做做吧，马师傅笑，哪天做不动，也就不来了。
老兄弟们一个接一个退了，沈厂长无路可退。他努力去抵抗那种日渐孤独的感觉。几乎每一天，他都要忙到凌晨两三点。白天，杂事一堆，电话一个接一个，工人穷叫，沈厂长，沈厂长。到夜里，大家都回去了，一切静下来，可以定心做一点生活。师傅说，生活要清爽。师傅说，这才叫当家做主。累了，坐着打一会盹，醒过来，揉揉眼睛，继续手里的事情。情愿把自己折腾到筋疲力尽，扔到床上，倒头就睡。不能空下来，空下来会瞎想，想了心里会疼。
姆妈去世时，沈厂长在厂里，没赶上见最后一面。他把姆妈的照片抱回来，挂在墙上，心里说，姆妈，以后我可以天天陪你了。
离家后，沈厂长见过妻子两次。一次是前年，儿子腰椎间盘突出，医生建议开刀，他和妻子轮流陪护。妻子陪白天，他陪夜里，交接班的时候，两人说说话，像一对寻常的夫妻。护士进进出出，看不出异样。沈厂长心里暗暗地高兴。
另一次是去年，丈母娘打来电话，声音听起来十分焦急，说好几天联系不到女儿，好不容易接通一次电话，说在吊盐水，没几句就挂了。丈母娘不放心，叫他去看看。沈厂长打不通妻儿的手机，就跑到家附近的东方医院，一个个科室找。他在肝胆外科病房找到了妻子，已经是术后第三天，妻子的姐姐陪着照顾。看见沈厂长走进来，妻子别过头去。姐姐见气氛不对，赶紧摆手，叫他走。后来姐姐出来跟他讲，手术蛮凶险，差一点没挨过去。指指病床，小声说，一个人闷在被头里偷偷哭。沈厂长心中酸楚。姐姐说，现在没事了，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了，你走吧，她不想见到你。
沈厂长不肯走。姐姐推他，说，医生讲了，现在需要静养，看见你会影响情绪。以后不要再来了。
那天，肝胆外科的护士都看见了，一个男人怎样安静地涕泗滂沱。他终于承认，妻子是对的。事实上，这么多年，小到买什么菜，大到人生抉择，妻子一直是对的，包括离开他。妻子看透了他的脾气，上海话叫“耿”，死不悔改，一条路走到黑。无数次，他在心里说，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回去。别人问，有没有一个期限？他愣了愣，咬着牙说，不把厂做好，不会回去的。没脸回去。
午休时间到了，工人们停下手中的活，招呼着去吃饭。大家围着圆台面坐，菜一盘盘端出来。两大碗红烧肉，两条煎鳊鱼，番茄炒蛋，蒜蓉菠菜，香干炒西兰花，外加一大盆豆腐羹。有人大声说，沈厂长，今天伙食不错嘛。沈厂长笑笑。
本文选自《弄堂里的西西弗斯》，路明著，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