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6年，历史学家就在讨论历史电视纪录片的问题。电视上的历史是非常强大的，对人们看待过去的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譬如，艾德里安·伍德（Adrian Wood）认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流行概念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它主要基于黑白画面；20世纪40年代的彩色电影虽然比较普及，但很少有人使用，而且当使用时，会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效果，让观众感到不安。这并不仅仅只是历史纪录片的效果问题：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认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喜剧系列节目《黑爵士四世》（Blackadder Goes Forth）延续了有关西线的流行神话，这些神话已经在当时人的战争意识中根深蒂固。斯蒂芬·巴塞（Stephen Badsey）指出，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时间观察：黑格——无名战士》（Timewatch: Haig–The Unknown Soldier）中，《黑爵士》（Blackadder）的镜头与对历史学家的采访穿插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证明黑格的漫画形象广受欢迎。该节目被用作史学辩论的证据，表明大众文化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
《黑爵士四世》（Blackadder Goes Forth）
由于这种影响，再加上一种有缺陷的看法，即认为媒介过于简单化，电视与历史之间产生了一种棘手的关系。历史学家们认为电视比较肤浅，认为它不能呈现出复杂性。汤姆·斯特恩（Tom Stearn）认为：“主流的历史节目把历史从资料来源和研究中分离出来——就像从史学争议中分离出来一样——并且依赖一个显然无所不知的主持人的讲述和演员的‘重新演绎’。”这种媒介是平民主义的、有问题的、印象主义的，而不是清晰的，它太专注于叙事。伊恩·克肖（Ian Kershaw）认识到，“尽管它无疑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它必然是肤浅的”。《战争中的世界》的制片人杰瑞·库尔（Jerry Kuehl）很久以前就指出了即时性（immediacy）的问题：
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几乎不给观众留下思考的时间。可以说，这是一个连续性的媒介，一集接一集地播放，让人没有喘息的机会。这显然意味着，这种媒介最适合讲故事和逸事，创造气氛和情绪，给人提供漫无边际的印象。
制片人杰里米·艾萨克斯（Jeremy Isaacs）天真地报道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将静态照片放在一起创造“逼真的现实（living reality）的幻觉”的常见做法，而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电视的关键问题就是将线性视觉叙事强加于（在这个例子中是错误的）根本混乱的事件上。德克·艾岑（Dirk Eitzen）的观点更具煽动性，他认为“历史纪录片的大众观众对历史的复杂性或对历史的解释都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最想要的……是一种强有力的情感‘体验’”。那些对历史真相的真实性感兴趣的人，嘲笑这种对历史知识的明显简化，把注意力集中在阐释所存在的错误和问题上。譬如，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认为：“向广大受众传播历史，必然会涉及某种程度的简单化，或者，就好莱坞电影而言，甚至是彻头彻尾的扭曲。”“真相”太过复杂，无法传递给广泛的受众；与“广泛的”受众沟通的过程本身，就不可避免地简化了信息。大众媒体不具备呈现关于过去的准确看法的复杂性，它们必然是受限制的、简化的和直截了当的。有必要控制关于过去的制作和阐释（埃文斯声称，大众历史“建立在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存在一种涓滴效应）。重要的是，对埃文斯来说，问题在于，“真相”通过简化而遭到了扭曲。然而，这是根据错误的标准来判断的，误认为电视是一种看不出纪录片形式多样性的媒介。越来越多的情况是，电视历史被认为是拥有自己的史学研究和目的的东西。格雷和贝尔引用了西蒙·沙玛的观点，即电视历史“是一种不同的传播历史的方式，不应该直接与印刷品和学术小册子进行比较”。
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实践者在讨论他们的媒介的复杂性时是深思熟虑的。沙玛从个人的角度来讨论他的节目：“从本质上讲，这完全取决于我这个讲故事的人和你这个看电视的人之间的关系。”特里斯特拉姆·亨特认为，“创造连贯性的叙事是电视历史的主要优点之一”。亨特对西蒙·沙玛的《英国史》和肯尼斯·克拉克的《文明》等节目的成就大加赞赏：“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种意识形态议程，这些节目仍然构成了引人入胜的叙事，用它们的历史镜头吸引了数百万的观众。”这些节目以叙事性、连续性、进步性的方式呈现历史。在亨特对“引人入胜”和“吸引人”这两个词的自相矛盾的使用中，我们看到了电视作为一种教育媒介的固有张力。一方面，一个系列的节目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另一方面，它把人们吸进被动的享受之中。对亨特的观点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电视可以增进人们对历史的理解。电视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故事，并从这种进一步的理解中获得移情。
电视制片人泰勒·唐宁（Taylor Downing）声称：“一个优秀的历史节目主持人，会通过自己的视角，带领观众回顾关于过去的一段历史。”他还说，电视历史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讲述者。是他们把研究成果带出了学术界，并提供给许多人”。把历史学家比喻成讲故事的人，这是人们看待大众电视历史学家的关键方式。唐宁还指出，前沿研究由此传播进入到了主流。然而，在他对电视历史叙事方面的颂扬中，有一种史学感和一种精英主义的观众观：“因为有成千上万聪慧的、有思想的人对过去如何帮助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很感兴趣。”“讲故事”的概念很明显与当前国族的故事有关；这些节目的重点是向我们解释“我们是谁”。从受众人口统计的角度来看，这一声明是有问题的，它具有独家性和排他性。唐宁还声称，学院派史学应该与大众历史进行互动：
电视历史学家最好是大众历史学家，能够将一些这类（学术性）著作转化成能够吸引数百万聪明观众的叙述，这些观众不想把宝贵的闲暇时间花在观看《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或《最薄弱的一环》（The Weakest Link）或者再看一集《伦敦东区》（East Enders）上。
唐宁想象中的电视历史的受众是独立的、非平民主义的精英。他力图将电视历史与电视节目的平民主义取向区分开来。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肥皂剧或游戏节目更加重要、更为有趣、更为高明。尽管电视历史和这些节目一样，都是电视节目的一部分，而且它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而这些观众并不是第一次观看电视历史。电视历史的观众似乎很喜欢观看肥皂剧、游戏、纪录片。的确，在后来的电视历史游戏节目中，肥皂剧和纪录片的形式非常恰当地融合在一起。虽然电视历史在作为一种流派和频道内容的教育元素的一部分方面具有特殊性，但电视历史也是丰富的节目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而不是与之分开。对于当前的讨论来说，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唐宁的这种观点，即认为历史是在“宝贵的闲暇时间中”消费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过去如何帮助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的兴趣是一种业余活动；它同时具有教育性和休闲性。
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可能会认为，作为叙事的历史纪录片只是一种专业性的或制度性的实践的明确版本。海登·怀特令人信服地主张：历史学家应该认识到自己作品中的叙事冲动和策略。当代史学著作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与过去的接触充其量是印象主义的：“既然关于‘过去’的定义并不存在，那么我们当然只能通过表象来‘认识’它。”正如基思·詹金斯所指出的：“所有历史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修辞、加以利用、加以规划，并从历史学家自身的立场出发进行论证……这不是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历史，而是作为一种美学的历史。”历史纪录片敏锐地意识到，它无法重构一个真实的过去，因此呈现出一个必然不确定和不完整的画面；同样，它有意识地将过去呈现为一系列的叙述和故事。观看历史纪录片的目的，就是要接触一系列的修辞、形式概念和技术元素，它们凸显了历史知识的非真实性。电视历史的认识论事实上是不完整的，带有偏见的，受叙事和讲故事影响的，传记性或虚构的；它展示了观众处理复杂性的能力。
此外，电视纪录片是一种混合类型，从各种其他形式的节目中引入观众期望和技术实践，并配置各种意义系统。历史纪录片的电视语法是复杂的，可以包括重演历史和重构历史、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作者的陈述、档案文件、档案影像和剧照、目击者证词、文献来源、信件、日记、录音、剧情音和非剧情音、观众以多种方式参与、外景拍摄和专业人士的采访等内容。同样，创作历史节目的实践需要一套新的技能，鼓励主持人或制作人做出不同的智识选择：地点；剪辑；音乐；混音；脚本；数字和在线工作等。这种纪录片是制作团队的所有成员共同合作的成果，它也是在明确的界限内发展起来的，这种边界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标准限制。的确，历史纪录片非常正式的复杂性，挑战了认为电视历史过于简单的轻率断言。正如史蒂文·约翰逊所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化的非线性和复杂性具有认知效应，将观众转变为一种比迄今为止所认为的更为复杂的信息消费者。当代历史纪录片的多重形式需要一种复杂的回应。
（本文选摘自《消费历史 : 历史学家与当代大众文化中的遗产》，[英]杰罗姆·德·格鲁特著，于留振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1月出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