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帝国的治理

治理哈布斯堡的土地

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年登基到利奥波德一世1705年去世这段时间，哈布斯堡基于王朝世袭领地的帝国治理体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该家族的领地扩张与1520年前后的帝国改革高潮相吻合，加速并改变了这一进程。强大的实力使该王朝统治者成为显而易见的皇帝人选，也威胁着德意志的自由。皇帝作为帝国的君主和最强大的诸侯，有利亦有弊。帝国政治体希望强大的皇帝能够击退奥斯曼人，并准备交出他们所珍视的一些自由，以建立他们认为能够保证哈布斯堡家族履行其帝国职责的机构。哈布斯堡家族则接受了对自己的特权施加更大宪制上的约束，以此作为代价，构建出更有效的基础框架，从帝国各政治体调动额外的资源，以实现他们自己的野心和承诺。这些宪制调整的实质结果将在下一节中探讨，本节讨论的是哈布斯堡家族如何管理帝国和他们自己广泛的领地。

利奥波德一世

哈布斯堡家族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国家或创建一个独立的奥地利。然而，他们的行动确实将自己的领土区分得更加清楚，因为他们遵循了自1273年以来国王们的做法，加强了自己属地的自主权，以此作为治理帝国的基础。他们的宫廷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时期，宫廷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顾问的职能移交给了帝国议会，帝国议会就此成为皇帝与帝国政治精英谈判的主要场所。同时，马克西米利安按照查理四世的思路，把他的王朝宫廷打造得光彩照人，体现了其家族权力，从而大大突出了宫廷展示形象的作用。尽管哈布斯堡宫廷继续陪同皇帝出行，但除了1576年至1612年在鲁道夫二世治下长期停留在布拉格外，它一般都留在世袭领地上，特别是维也纳。虽然皇帝或其代表至少会出席帝国议会的每次开幕式，但他的行程现在也受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等各邦政治体或其议会所影响。

1566年，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成了最后一位在公开的传统仪式中受封的诸侯。此后，诸侯的臣服礼都是在维也纳关起门进行的。使用的标志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而不是帝国的了。皇帝不再穿传统的长袍，而是按照西班牙腓力二世宫廷的时尚，让所有参与者穿上黑衣。越来越多的王公贵族派出代表作为代理人出席仪式，进一步削弱了旧有的个人封建关系，而趋向转变为正式的宪制关系。

宫廷仍然是谈判调停的中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但主要是为了管理哈布斯堡家族的贵族。最近的研究已经推翻了近代早期国王是“幕后操纵者”的想法，这种观点认为国王用糖衣炮弹诱使贵族落入陷阱，使他们失去武装和在政治上无害。大多数贵族从未进入过宫廷，宫廷中总是有几个竞争性权力中心，围绕君主的妃子、亲属和其他重要人物。然而，宫廷确实是权力的集中地，是连接王家中心和地方的赞助网络的枢纽。它使自加洛林王朝以来在帝国普遍存在的那种政治形式更加稳固，因为宫廷现在是永久性的和固定的。与国王关系亲近提高了个别贵族的威望，使他们能够培养自己的庇护关系。哈布斯堡家族利用这一点，在1579年至17世纪中叶调整了他们对自己土地的统治方式。只有那些保持天主教徒身份或从新教皈依从而证明自己忠诚的人能获得宫廷职位和行政职位。哈布斯堡家族利用他们的大公权利和帝国特权，对忠实的仆人进行册封，并将帝国贵族的尊贵地位授予来自波希米亚、意大利、匈牙利以及整个帝国其他地区的忠诚臣民。在1500年至1800年间，约有1.5万人被授予帝国贵族身份，授爵在17世纪20年代的危机时期达到顶峰，每年有多达600人被授予贵族身份，是整个近代早期平均水平的五倍。

哈布斯堡家族还授予与他们自己的宫廷和机构有关的头衔和职位。斐迪南三世在其统治期间为400人授予了“宫廷顾问”（Hofrat）的称号。宫廷从15世纪末的400名廷臣扩大到1735年的1500人，而哈布斯堡的军队和行政部门则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只有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在16世纪50年代和1700年左右曾在规模上短暂地接近过哈布斯堡的宫廷。大多数诸侯的宫廷由几百人组成，其中很少有贵族。例如，1747年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u?ttel）的宫廷有381人，但其中只有20个职位被认为是适合贵族的，此外还有26名侍从和15名女仆。规模最大的群体是81名马夫和52名男仆及信使。维也纳的礼仪和建筑风格仍然是整个帝国的范式，只有科隆在波恩的选侯宫采用了凡尔赛宫的内部布局。尽管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与哈布斯堡家族有竞争关系，但他在18世纪中期改造柏林时还是采用了维也纳的模式。1786年建成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直接复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顶级建筑师80年前的方案。

行宫伯爵的权利只允许他们授予地位较低的“诏书贵族”（Briefadel）身份，这允许平民在其姓氏前插入让人梦寐以求的“von”。哈布斯堡家族的波希米亚领地巩固了他们在创造更有声望的头衔方面的垄断地位，因为在萨克森选侯成为波兰国王之前，没有其他诸侯拥有王室地位。萨克森人利用这一点使他们自己的一些臣民变得高贵，而汉诺威人在1714年后对英国王室权力的使用却相对谨慎。只有霍亨索伦家族在为普鲁士获得国王头衔后，试图与哈布斯堡家族针锋相对地竞争。1742年，腓特烈大王迫使短命的维特尔斯巴赫皇帝查理七世宣布普鲁士的贵族头衔在整个帝国内都有效，从而增加了其吸引力。

哈布斯堡王朝的行政机构从他们的宫廷发展而来，以应对不断增加的事务和满足家族更清楚地划分土地的愿望。阿尔布雷希特二世早在1438年就已经把奥地利的书记官署和“罗马”（即帝国）的书记官署区分开了。1496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因斯布鲁克建立了自己的财务局（Hofkammer），而不是将奥地利的普遍税交给法兰克福的帝国财政大臣。当查理五世在1522年至1525年间将世袭土地的控制权移交给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时，进一步的区分出现了。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查理的行为体现了向近代早期的过渡。查理与他指定的继承者斐迪南分享权力，类似于中世纪通过共治国王管理帝国。然而，斐迪南所在的地理位置是固定的，并受到帝国和哈布斯堡机构的共同支持，而查理则一直四处奔波，在他统治期间进行了40次不同的旅行。他在位期间有一半时间是在帝国之外度过的，而他在帝国内部的大部分时间则是在意大利或勃艮第度过的，而不是在德意志。

查理作为西班牙国王的身份在他当选时就已经让人们担心他会成为一个常常不在国内的皇帝，这主要是因为已有两次前车之鉴：腓特烈三世不愿意离开奥地利，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则被指责花了太多时间在勃艮第和意大利北部打仗。帝国议会已于1500年7月强行为马克西米利安设立了摄政机构“帝国执政府”（Reichsregiment），以使选定的帝国政治体能够帮助实施帝国改革的议程：维护治安、秉公执法、管理财政和规范社会行为。马克西米利安设法在1502年初解散了这个机构，但在1521年查理离开西班牙后，该机构重新建立起来，与斐迪南一世分担责任，而斐迪南一世也更认真地与其合作。帝国政治体很快就厌倦了他们自己创建的这个机构。帝国执政府的成员应该是轮流任职的，但它总是被选侯团所支配。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和“自由”，诸侯愿意接受他们对皇帝的传统从属地位，但不接受从属于同级的贵族。他们抓住了查理在1530年返回德意志的机会，解散了执政府。斐迪南在第二年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这给了他足够的准皇帝权力，使他可以自行采取行动。同时，制度化的帝国议会似乎才是更适合分享权力的场所，而不是规模有限的执政府，后者从未恢复。

哈布斯堡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重组，而帝国和王朝的角色在查理和斐迪南之间进行了划分。1527年，斐迪南建立了一个独立于原来的宫廷顾问的咨询性质的枢密院，宫廷顾问则保留了司法职能：这种权力划分比诸侯领地的权力划分早了约50年。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在1526年移交给斐迪南后，保留了自己的机构。斐迪南在查理去世后于1558年自己成为皇帝，此后扩大了奥地利新机构的职权范围。哈布斯堡的国库现在开始从帝国司库征取的帝国税收中获得收入。马克西米利安在1497年建立的帝国宫廷法院被恢复为最高法院，负责处理涉及帝国特权的案件，特别是与封建关系有关的案件。它暂时吸纳了奥地利的宫廷顾问，帝国书记官署和奥地利书记官署也合并了，开始同时处理帝国领地和哈布斯堡领地的信件。这些变化反映了对过去做法的回归，是为了节省开支，而不是为了集中管理帝国。现在，斐迪南一世将帝国和哈布斯堡的当局结合在一起，似乎没有必要设立单独的机构了。然而，基本趋势仍然是区分哈布斯堡和帝国的职能。例如，1566年的书记官署条例将帝国和王朝的事务分开，由同一机构的两组官员负责。

斐迪南二世于1620年正式将王朝机构和帝国机构分开，而波希米亚的书记官署则在四年后迁往维也纳，一部分原因是想集中管理哈布斯堡的土地。哈布斯堡书记官署和帝国书记官署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和帝国副书记官的个人关系。像其他诸侯一样，哈布斯堡家族发现他们自己的机构往往成为大而无当、光说不做的部门，无法迅速做出决策，但其成员又太过重要，而无法解雇。因此，他们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咨询机构，最初规模较小，旨在制定政策和协调其他部门。这些内部委员会经常绕过帝国书记官署，直接与重要的帝国政治体打交道，只是为了方便。沟通不畅和职能重复在欧洲其他地方很常见，但它们无疑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直至18世纪中期都决策缓慢和管理不善的显著原因。

斐迪南二世

哈布斯堡的土地和帝国

1477年至1526年间，王朝领地的迅速积累并没有扩大帝国。那些本来就在帝国境内的土地仍在帝国之内，包括勃艮第、米兰、波希米亚；那些不在帝国之内的土地则没有被纳入帝国的管辖范围，包括匈牙利、西班牙、西西里岛、那不勒斯。同时，帝国内的哈布斯堡属地在1512年被分别归入奥地利和勃艮第的帝国大区，而波希米亚则完全被排除在新的地区结构之外。诸侯坚持要整合结构，希望通过新的共同结构扩大对哈布斯堡土地的财政贡献和军事贡献的审查和控制。哈布斯堡的土地总是贡献出最大的份额，远远超过根据登记册评估标准应缴的数额，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他的继任者决心不让诸侯指导他们如何使用自己臣民的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布斯堡家族开始意识到将奥地利和勃艮第的土地纳入帝国大区的好处，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同时以帝国政治体和皇帝的身份参与地区政治。1558年后，这使奥地利的分支能够保留对勃艮第的控制，尽管查理五世在1548年已将勃艮第划归西班牙。查理曾同意勃艮第应按双倍的税率（如果协助对抗土耳其人，则支付三倍的税率）缴税，而西班牙最初也遵守了这一协议，但它直接把税款交给奥地利，而不是通过帝国司库缴纳。奥地利拒绝将1566年后的尼德兰起义视为对公共和平的破坏，这使双方关系恶化，并导致西班牙暂时不再纳税。尽管如此，西班牙也意识到了将其勃艮第领地保留为帝国的一部分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使它可以作为帝国政治体而不是“外国势力”行事。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西班牙为支持奥地利而进行的干预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以削弱反哈布斯堡的新教宣传。

1532年，奥斯曼-哈布斯堡战争，巴伐利亚的弗里德里希部队在行军中对抗土耳其军队

勃艮第和奥地利都只是在纸面上作为帝国大区而存在；它们都没有帝国大区议会，尽管它们都有一些非哈布斯堡家族的小成员。同时，1530年和1548年的帝国警察条例使奥地利免受帝国议会通过的大量法律的约束。1559年的帝国货币条例也给予了类似的豁免，而哈布斯堡的臣民在1637年后被禁止向帝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允许哈布斯堡家族将其所有属地正式列为天主教国家，并剥夺了其仍为数众多的新教徒的权利，而该和约给予了其他地方的少数群体同样的权利，除了在西里西亚建立的六个“和平教堂”。

尽管哈布斯堡家族将自己的土地隔离开来，但他们仍然需要与帝国的其他地区打交道，以巩固合法性并争取支持。在帝国改革时代发展起来的新机构中，传统方法也得到了采用。士瓦本在15世纪末成为“近王”的地区，因为该地区紧邻哈布斯堡家族在阿尔萨斯和黑森林周围的原始封地。与士瓦本打交道的过程表明了哈布斯堡家族如何巧妙地利用地位等级秩序的延长所提供的机会。哈布斯堡家族故意以当地领主这种平等的身份与邻国接触，通过1488年成立的士瓦本联盟赢得他们的合作，该联盟构成了所谓“马克西米利安体系”的基石。腓特烈三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不仅与那些受邀加入新的帝国议会的领主和城市进行谈判，而且与那些正在组建领地政治体的地区的间接贵族和城镇进行谈判，这些领地本身仍在形成过程中。尽管他们更愿意与高级贵族合作，但两位皇帝都准备在必要时与市镇居民合作，并提供现金、特权、官员和有利的司法判决，以培养有用的附庸。

这些方法在皇帝能够吸引广大居民的地方效果最好，但在离哈布斯堡属地较远的地区就很难使用了，这些地区的领主或居民通常也较少。帝国大区的发展为帝国政治体提供了一个独立于皇帝的地区合作的替代框架。尽管如此，哈布斯堡家族仍然认为联盟是在日益正规化的帝国机构之外与帝国各政治体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这在宗教改革后变得更加困难，当时路德宗诸侯和城市在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中联合起来，要求宗教自治，从而加速了亲帝国的士瓦本联盟的消亡，该联盟在1534年未能续订盟约。

1547年，查理在米赫尔贝格战役中战胜了施马尔卡尔登联盟，这似乎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能够在次年奥格斯堡的“武装帝国议会”上尝试对帝国的管理进行重大重组。根据《勃艮第条约》，米兰和哈布斯堡西部的属地被移交给西班牙。同时，斐迪南仍然负责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事务。所有的诸侯联盟都被正式废除了，除了已经失效的士瓦本联盟，它以一个新的联盟方式重新恢复了。帝国联盟（Reichsbund）旨在将帝国各政治体与哈布斯堡家族联系起来。所有的帝国政治体现在都要向一个中央帝国军需库交纳资金，以维系哈布斯堡控制的军队。这些措施不是为了中央集权，而是为了更加明确责任分工，哈布斯堡的两块领地由斐迪南和查理的儿子腓力照顾，而德意志的土地则被归入联盟，以便管理。所有这三块土地都仍然以查理这个皇帝为宗主。

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查理欲速则不达。查理试图将所有选侯都纳入他的新联盟，这就允许他们利用帝国议会联合起来反对它，而帝国议会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不能被忽视了。查理决定在“武装帝国议会”上亲自推动这些措施，因此很难在不失去威信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抵抗力量聚集成1552年的诸侯叛乱，迫使哈布斯堡家族不仅放弃了帝国联盟，而且最终在1555年达成了《奥格斯堡和约》。

1530年，奥格斯堡会议

这一结果暴露了管理如此广阔领土的困难，促使查理在1556年至1558年间通过一系列措施分割了哈布斯堡的属地。在《凡尔登条约》（843）的分割之后，法兰克的贵族们仍然认为自己属于更广阔的帝国的一部分；而在1558年之后，分割的领地之间只有家族王朝的联系，哈布斯堡的两个分支都认为自己属于“奥地利王朝”。西班牙通过其延伸到新世界的广阔领地而成为帝国，而奥地利的地位则归功于斐迪南一世保住了皇帝的头衔。

斐迪南还试图通过一个名为兰茨贝格联盟的亲帝国联盟来管理德意志的土地。该联盟成立于1556年，一直持续到1598年，但其成员从未超过9个局限于东南部的帝国政治体。该联盟的重要性在于其拥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跨教派成员。斐迪南通过领导联盟，展示了哈布斯堡帝国未来的治理方向：这个家族通过将自己标榜为共同利益、帝国内部和平与外部安全稳定的可靠捍卫者，来证明其继续把持皇帝头衔是合理的。斐迪南和他的三位直接继承人现在接受将帝国议会作为与帝国政治体谈判的主要场所，在1556年至1613年间举行了12次帝国议会，确保了大量的财政支持。

然而，由于帝国政治体数量众多，寻求共识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这也促进了一种平行的趋势，即在帝国议会之前征求选侯的意见，或直接以咨询诸侯来代替帝国议会，就像斐迪南二世在位期间发生的那样。查理五世于1556年8月3日史无前例地退位，这大大增强了选侯团的影响力，因为斐迪南要想在其兄长于1558年9月去世之前确保自己获得帝位，就必须依靠他们的持续支持。斐迪南通过反对查理将帝位改为世袭制的计划，以及确认选侯有自行组织会议的权利，争取到了选侯团的支持。尽管1560年左右普法尔茨选侯皈依了加尔文宗，但合作仍在继续。选侯们分别在1562年和1575年接受斐迪南一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孙子鲁道夫二世为“罗马人的国王”，两次都确保了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无缝延续。

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帝国治理

鲁道夫二世的拒婚行为引发了一场继承危机，这场危机随着哈布斯堡家族在漫长的土耳其战争（Long Turkish War，1593-1606）之后的财政破产和政治破产而加深。与之前1400年由选侯团策划的废黜文策尔的选择不同，哈布斯堡家族在自己内部解决这个问题。西班牙支持马蒂亚斯，认为他是比抑郁和隐居的鲁道夫更周全的人。马蒂亚斯试图迫使鲁道夫移交权力，这引发了1608年后的兄弟阋墙，双方都对主宰其各省政治体的新教贵族做出了破坏性的让步。到1611年5月，鲁道夫被剥夺了所有哈布斯堡的土地，并被实际软禁在布拉格的城堡里。他在1612年死亡后，马蒂亚斯得以当选为皇帝，但他本人却无儿无女，而且身患疾病，整个事件严重损害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威信和影响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分治在德意志土地上造成的部分政治真空，由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填补，这两个联盟分别于1608年和1609年由互相敌对的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分支组成。到1617年，马蒂亚斯通过强迫巴伐利亚接纳新成员，使得该联盟不再适合承载其自身利益。同时，1608年普法尔茨故意破坏帝国议会的做法，促使皇帝倾向于只与三个教会选侯（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和通常支持帝国的萨克森协商。巴伐利亚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帮助镇压了波希米亚起义（1618-1620），作为回报，巴伐利亚在1623年获得了普法尔茨的土地和选侯身份，选侯团也立即把巴伐利亚容纳进来。1627年、1630年和1636-1637年召开了选侯大会。萨克森在1631年至1634年间暂时叛逃到瑞典一方，以迫使斐迪南二世推翻他判断错误的《归还教产敕令》。斐迪南的让步虽然是有限的，但足以让萨克森在1635年5月的《布拉格和约》中重返同一阵营。

1621年6月21日，哈布斯堡军队在攻破布拉格后将27名波希米亚的起义贵族在老城广场处死

萨克森获准吞并之前属于哈布斯堡的上、下卢萨蒂亚，它自1620年以来一直占领着两地，当时囊中羞涩的哈布斯堡家族将其抵押给萨克森，以保证偿还萨克森在粉碎波希米亚起义的过程中提供的军事援助费用。作为回报，它接受了斐迪南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叛乱的做法，因此斐迪南只要能够击败对手，就可以把剥夺对手的土地和头衔正当化，就像在普法尔茨那样。《奥格斯堡和约》是在帝国议会上公开谈判的，而《布拉格和约》是先在萨克森和皇帝之间达成一致，然后提交给帝国政治体的，各政治体只能接受或拒绝。只有巴伐利亚以及科隆和勃兰登堡能够通过谈判获得特别优惠，不过后两者得到优待的程度不及前者。对小帝国政治体的排斥加剧了其权利被剥夺的感觉。许多小领主和城市已经加入了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因为他们认为在政治和宗教紧张的局势下，现有的机构不再能保证他们的自主权。尤其是普法尔茨，它利用了他们的不满情绪，以宗教平等的名义对宪制进行了更为贵族化的解释，因为两个教派团体的会议可以缩小帝国议会的三个阶层（选侯、诸侯和帝国城市）的等级差异。

斐迪南三世在1637年登基后解决了这些问题，希望在《布拉格和约》的基础上争取广泛支持，结束三十年战争。1640年至1641年间，他在雷根斯堡举行了27年以来的第一次帝国议会。尽管现在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法国已经介入支持瑞典，而西班牙也不再能够帮助奥地利，但他还是恢复了人们对哈布斯堡领导层的一些信任。斐迪南的举动抑制了帝国各政治体之间形成明确的反哈布斯堡集团，尽管法国和瑞典愿意支持宪制改革，而宪制改革确实会使帝国变得更类似于贵族统治。他避免了父亲在《布拉格和约》中的错误，并邀请所有帝国政治体参加1645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号召大多数政治体拒绝让法国和瑞典提出的更激进的调整得到通过。

帝国的稳定，1648-1658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视为德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据称，它使帝国沦为一个名义上由皇帝统治的松散联邦，使各邦摆脱了宪制的约束，而宪制现在据称已“保存在琥珀中”。条款提到了“领地权”（ius territorii）和“联盟权”（ius foedera），但事实上并没有授予新的权力。与1618年之前的情况一样，行使这些权力仍然受到帝国法律和帝国义务的制约。尴尬的宪制问题只是被推迟到下一次帝国议会解决。帝国的特权大体上保持不变，尽管其中一些特权的行使现在明显取决于帝国议会的协商结果。整个和约中反复提到的“帝国政治体”进一步削弱了帝国政治的个人特征，最有代表意义的是诸侯失去了先前（自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以来）改变其臣民宗教信仰的权利，现在每个领地的官方信仰已被固定为新教或天主教。

法国和瑞典作为外国担保者介入其中，可能是一系列主要变化中最不重要的。这场战争证明较大的领土有潜在的军事优势，而萨克森、巴伐利亚尤其是勃兰登堡在这时获得了额外的土地。哈布斯堡家族实现了他们的核心目标，包括在17世纪20年代接受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内部对私有财产的全面重新分配，这使哈布斯堡君主国重新平衡，成为统治王朝和主要贵族地主之间的联盟。哈布斯堡家族权力的巩固使帝国的等级制度得以保持，因为没有其他诸侯能够挑战他们的领导地位。同样，选侯们联合起来，确保他们在其他诸侯面前继续保持优越的地位，而不管物质资源的实际分配情况如何。

1648年后，奥地利的政策主要关注保持皇帝头衔，以及主张对西班牙的继承权，因为在1665年无子且身体虚弱的卡洛斯二世登基后，该分支绝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与帝国保持紧密联系对实现这两个目标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在优先考虑获得西班牙的意大利土地的情况下。斐迪南三世小心翼翼地在帝国各政治体中培养广泛的支持，确保他的儿子斐迪南四世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斐迪南三世于1653年在雷根斯堡为他儿子的加冕和新帝国议会的开幕举行了盛大的入场仪式，在烟花和歌剧表演中，这一切都表明，尽管最近发生了惨烈的战争，但他的家族仍然拥有权力。他建立新诸侯的能力受到了额外的限制，但修改宪制的更激进的尝试失败了，而且斐迪南赢得了北德新教领主们的新支持，瑞典对他们领地的野心使他们感到担忧。

斐迪南三世

帝国政治仍然是开放的，皇帝和帝国政治体有各种途径来实现其目标。这些选项在17世纪80年代初之后逐渐缩减，但宪制没有完全瘫痪。法西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才结束，而斐迪南四世在1654年7月年仅20岁时就英年早逝，随后他那只有48岁的父亲也在1657年4月去世了，这一连串事件使一种不确定感挥之不去。斐迪南三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确保他的次子利奥波德一世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这导致了法国人的干预，使皇位空缺了长达14个月。选侯团不仅拒绝了路易十四的候选资格，而且在1658年7月选举利奥波德为“罗马人的国王”时，没有对皇帝的特权施加过多的限制。

永久的帝国议会

利奥波德当选为皇帝时年仅18岁，结果他的长寿（1658-1705年在位）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实现其目标所需的稳定性。利奥波德的成功关键在于他愿意在1648年后的宪政秩序中工作，而不是反对它。与选侯们以及一个小型帝国代表团进行谈判的各种尝试都未能解决悬而未决的安全和改革问题，这使得利奥波德在1662年面临土耳其对匈牙利的攻击时不得不召集一个新的帝国议会。自1663年1月20日开幕之后，帝国议会便永久化了，直至帝国灭亡。这并不是计划中的：在1741年之前，有过四次结束它的认真尝试，而在1692-1697年、1747-1750年和1780-1785年，由于政治局势紧张，特别是普奥竞争，没有举行正式会议。

然而，帝国议会比1495年约定每年召开的会议更持久，也比英国的“议会之母”开始得要早得多，后者在1717年后才成为永久性议会。英国的《三年法令》（1694）限制每个议会不得超过三年，因为常设议会被视为像“常备军”一样，是暴政的标志。这正是英国的议会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议会之间的最大区别。英国的议员是由获得选举权的居民选出的代表，如果这些人无限期地担任议员，这些居民就会失去权利和影响力。

帝国议会（Reichstag）不是一个议会（parliament），因为它代表的是帝国的各个政治体，而不是其人民。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帝国混合君主制的特征，不把选举权赋予居民而非领地，它就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民主机构。

帝国议会能保持永久化，只是因为它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协商场所，所有帝国政治体和皇帝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谈判，从而使其他大多数顾问机构变得多余。这为哈布斯堡帝国的治理确定了基本模式，直到1806年。皇帝会通过与帝国议会谈判来争取让宣战等重要措施得到正式批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皇帝还会与帝国大区议会谈判，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帝国大区议会谈判，这些议会使他能够联系上许多小封地。同时，更加非正式的渠道被用来实现更为局部的目标或加快正式批准的速度，方法是派特使或靠信件直接与有影响力的个别帝国政治体进行谈判。与王公们结成双边联盟（偶尔也结成多边联盟），通常是为了获得多于官方义务的额外军事支持。这些方法进一步削弱了帝国政治中的个人因素，不同参与者之间签订多重书面协议越发成为帝国政治的特点。

政治仍然是不对称的，而非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是平等的；如果帝国在1648年后真正成为一个联邦的话，那才会是平等的。诸侯以请愿者的身份出现，寻求皇帝的支持，以提高他们自己、他们的贵贱通婚的妻子或情妇的地位，或提升他们的领地在帝国中的正式地位，或争取其他利益，如在与邻国的争端中得到有利的裁决。因此，诸侯的目标仍然是具体的，他们并不寻求普遍的宪制变革；事实上，当其他诸侯得到他们自己所寻求的那种好处时，他们往往会提出抗议。参与大面积的欧洲战争通常是由类似的愿望驱动的。绝大多数诸侯都在寻求与已经是皇帝盟友的其他国家搞好关系，如英国与荷兰共和国，希望这些国家能替他们向皇帝施压。

虽然哈布斯堡家族占据了强势地位，但他们却很难施展拳脚。他们仍然常年缺钱，而且常常无力偿还诸侯提供的额外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提供的令人向往的荣誉是有限的。册封小贵族和争取地方政治支持花费不大，但直接干预帝国的司法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威望，最终削弱他们管理帝国的能力。哈布斯堡给予的支持通常仅限于对有关各方施加压力，以达成理想的解决方案。1654年后，地位显著提升更难实现了，因为它们需要帝国议会的同意。

利奥波德善于许诺一些很少兑现的承诺，至少不会完全兑现。1690年1月，他确保了他的长子约瑟夫一世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保障了哈布斯堡统治的延续性。美因茨大主教积极推动了这次选举，他与其他五位选侯一起亲自出席，投下了一致的选票。这是在帝国与法国及奥斯曼双线作战的情况下对哈布斯堡统治的有力支持。然而，1672年后的不断冲突加速了帝国政治的国际化，因为有更多的欧洲大国热衷于雇用德意志帮手。法国准备花大价钱让重要的诸侯不参与帝国的防务，在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的继承问题迫在眉睫时，增加了利奥波德的压力。1692年，他被迫兑现承诺，将卡伦贝格公爵（汉诺威）提升到选侯地位，这加剧了其他“老诸侯家族”之间的竞争。他又不得不在1696年授予萨伏依大公地位，而奥地利则协助萨克森选侯，让波兰人在第二年选择了他作为他们的国王。最后，利奥波德还做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于1700年11月同意承认勃兰登堡选侯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以换取他在几个月内即将开打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提供军事支持。每一次，他都会疏远哈布斯堡的其他政治支持者，并为未来埋下隐患。

（本文摘自彼得·威尔逊著《欧洲之心：神圣罗马帝国，800-1806》，王顺君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