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的可能与不可能

【编者按】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版40年后，美国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再度合作，聚焦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者，讲述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故事。吉尔伯特与古芭曾共同获得美国书评人协会颁发的伊万·桑德罗夫终身成就奖。本文摘自《依然疯狂：女性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张艳/许敏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4年3月版）前言“可能与不可能”。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依然疯狂：女性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书封

希拉里·罗德姆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

不管你是爱她、恨她，还是对她无可奈何，……这位被称作希拉里·克林顿的女人……对我们而言，她是她所处的时代的典型代表。在21世纪的一场逐渐转变为两性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政治竞选中，这位来自中西部保守家庭、名叫希拉里·罗德姆的小女孩是如何充分体现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所面临的紧张局面的？在1969年到1979年这段关键的历史时期里，人们或多或少能找到答案。当时女性运动蓬勃发展，希拉里·罗德姆做出了改变她一生的决定。

21岁时，罗德姆在卫斯理女子学院获得了政治荣誉学位，成为第一个被选中在学校开学典礼发言的学生。有趣的是，当时她和全国其他三位学生演讲者一起接受了《生活》杂志1969年6月20日刊的采访。尽管刚上大学时，她是共和党的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的支持者，但本科期间的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现在她出现在《时代》杂志上：长直发，不化妆，一副老气的眼镜，一副意志坚定的样子，看上去就和无数投身校园游行队伍的美国年轻女性一样。

确实是这样。在她胸有成竹的开学礼演讲上，她即兴地对共和党参议员爱德华·布洛克（Edward Brooke）所持的理念表达了抗议。这位议员在她前面发言，多次就他认为徒劳的学生抗议活动进行了评价。据一位好友所说，在他讲话时，她在讲稿边缘潦草地写下了对议员的回应。“我不得不对参议员布洛克说的一些话做出反应，”希拉里·罗德姆说，“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从政视作一门艺术，用它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克林顿那一辈的年轻女性——我们这一辈也是——在成长过程中都坚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4年前来卫斯理时，我们就是带着关于可能和不可能的问题来的，”她果断地说，“我们刚来时，还不知道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期望很高。”然后她细说了4年后她依然认为可能发生的那些事物，至少是理想中的事物：不是“眼下无处不在的、贪婪的、竞争激烈的职场 ……而是某种更迫切的、热切的、穿透人心的生活模式”，还有最重要的“人类解放”。

这位理想远大的年轻女性在20多岁时，必须接受哪种生活模式呢？希拉里·罗德姆在大学期间就与非裔美国人关系要好；她们一起缅怀马丁·路德·金的逝世，梦想着更美好的未来，修改了学校的录取制度。等到70年代，她也在不断重复当年卫斯理学院取得的成绩。1973年，她决定去耶鲁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一部分原因是“哈佛法学院有一位教授——一位睿智且热心的长者，近期在招博士生——看着我说，‘我们哈佛不需要再多一个女人了’”。然后她前往华盛顿工作（处理弹劾尼克松一案）。1975年，尽管一度举棋不定，她最终还是搬到了阿肯色州，嫁给了她在法学院时交的男朋友比尔·克林顿，后者很快成为阿肯色州司法部长，并在1979年成为该州州长。在阿肯色州时，她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成为著名的罗斯律师事务所（Rose Law Firm）的第一位女性合伙人。

让我们从大获全胜的1969年快进到至关重要的1979年，31岁的希拉里·罗德姆——没错，依然叫希拉里·罗德姆——就她阿肯色州第一夫人的新身份接受采访。这个时候，她的形象和大学毕业时偏嬉皮士的风格已截然不同。身为州长妻子，她身着粉色大摆裙套装、白色镶边衬衫、齐膝高的深红色长靴：非常女性化的粉色和白色，非常正式的靴子，那种“专门用来走路”的款式。男主持人对她百般刁难，她却能保持冷静，有些问题反复强调她和阿肯色人心中的州长妻子形象不合，她都能精准流利地应答。

采访者似乎想知道，她真的在意自己身为第一夫人要承担的责任吗？是什么驱使她保留自己的娘家姓，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她在椅子上稍微挪动了一下，但依旧泰然自若，就好像在迁就一个烦躁的孩子。“我对社会活动和公民活动感兴趣，但对我的职业生涯也感兴趣。我看不出一定要二选一的理由。”她耐心地解释道。她用自己好听且理性的嗓音指出：“我不想把自己的职业活动和（比尔的）政治活动混为一谈……保留娘家姓就是其中一个方法。”事实上，她还补充道：“我是自愿来阿肯色州的。”她希望阿肯色州能接受一个“出于自我意志”到来的人。

你可以察觉到分歧从这里开始。一个目光清澈、梦想着“人类自由”的小女孩被迫面对不可能。她的内心深处会不会愤愤不平，想逃离这场侮辱人的采访？在外界看来，她“坐拥一切”——嫁给了一位相貌英俊、事业成功的丈夫，同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有所建树。但在电视上，面对来自公众的盘问，她越过重重难关，献上一场表演，就好像这种事对她这种“坐拥一切”的人来说很正常一样。不可能的事真的不可能吗？她似乎不这么想，至少当时不这么想。她身处这场带有微妙敌意的采访之中，笑容亲切，就好像她还在期待自己未来将有所作为，一如当年她年少有为地在开学礼上讲话，挤进华盛顿政治圈，成为执业律师和法学院教授，甚至是成为州长妻子。这块拼图为什么拼不起来？

很显然，和很多……年轻女性一样，希拉里在成长过程中坚信自己在世界上值得拥有一席之地。五六十年代上学的那批女孩，是第一批进入大学的女孩。她们、我们，以及我们行业里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仔细审视教科书后，我们从中发现了很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塑造了希拉里·罗德姆1979年在阿肯色州的采访，也将塑造她之后的职业生涯。课本和老师（尤其是女子大学的老师，但有些“男女同校”大学的老师也是如此）都鼓励我们不断超越、勇夺奖项、以荣誉学位毕业、被选中去开学礼上演讲、编写学生报纸、上法学院、出版诗歌和小说。但与此同时，心灵鸡汤专栏、受众为青春期女孩的杂志、时尚设计师，甚至我们的父母都会直接推翻这种言论，不断告诫我们要美丽端庄、身材傲人，做贤妻良母。

有时候，哪怕我们坐在课堂的学术研讨小组里，深度探讨柏拉图谈话集，也会有很多人穿着因设计师迪奥风靡起来的大裙摆淑女长裙，或者后来流行的那种小小的迷你裙，外加大红色口红和深黑色眼线，甚至还有（如果需要的话）带软垫的胸罩，就是为了向他人保证我们有充足的女性气质。没错，我们有些人上大学不是为了赢得荣誉，而是为了赢得所谓的“夫人学位”。但其他人——希拉里·罗德姆就是其中一位——似乎已经想到一个人不一定要“二选一”。

1996年11月5日，美国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与妻子希拉里·克林顿出席庆祝竞选连任成功的活动。

在阿肯色州待久了，有关她姓氏的闲言碎语越来越多，于是希拉里·罗德姆变成了希拉里·克林顿。她坚信丈夫在1980年的州长竞选中落选，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还保留着娘家姓”。后来她变成了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甚至为了应对来自四面八方对她个人形象的品头论足，她改变了她那备受瞩目的发型。与此同时，希拉里——现在她在公共场合只使用“希拉里”这个单名，听上去就像个流行歌手或公主之类的——变得越来越低调行事，而且由于丈夫作为州长薪水不高，她对于钱的问题越来越紧张。她在罗斯律师事务所深陷不明不白的“交易”，惹上不少公众危机。同时，因为丈夫私生活不检点，她不得不经常替他掩护，佯装一切安好对她来说可不容易。

比尔·克林顿成为总统后，她用自己的精力和智慧大力支持他，两人合体成为“克林顿夫妇”，反对的声音从阿肯色州低级的闲言碎语，变成了一首恢宏的国际交响曲，大多数时候，矛头直接指向“希拉里”。她的戒备心变得空前强烈，但野心也越来越大。最终，她搬进了白宫西翼的办公室。从此以后，比起第一夫人，她反而更像一名活动中的政治家。丈夫离开白宫后，她先是成为参议员，后成为国务卿。

她的公众形象逐渐变得小心谨慎，从前的希拉里·罗德姆逐渐向自己曾谴责的“眼下无处不在的、贪婪的、竞争激烈的职场”妥协。她支持伊朗战争，也多次为戈德曼·萨克斯（Goldman Sachs）之流的华尔街大亨演讲辩护。团队悉心打理她的外表，她穿着拉夫劳伦牌的定制长裤套装飞往全世界，直到精疲力竭。她的口号（“女性权利也是人权”）一定还在驱动她前，但她曾思索过的“真实现实”（authentic reality）和“非真实现实”（inauthentic reality）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等到她第一次竞选总统，并在初选阶段输给了年轻的巴拉克·奥巴马时，她已经在通过否认自身的女性气质来塑造个人形象。“我不想别人觉得我是‘女性候选人’。”她后来解释说，我们国家当时不会欢迎她急切想表达的叙事，只会对此嗤之以鼻。“我的人生被女性解放运动塑造，也将奉献给女性解放运动。”在2008年，这种故事显然是说不出口的。

不管她愿不愿意，2016年多灾多难的竞选终于让她重回女性主义的怀抱。丑闻缠身的唐纳德·特朗普莫名其妙地指责她为“骗子希拉里”，而她似乎铁定心思要用微笑忍受这个骂名。她内心深处肯定还保留着希拉里·罗德姆的一面——那个开学礼上意气风发的演讲者，那位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女性。2016年6月，她的一位同学向《纽约客》透露：“我们当时就预测希拉里会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近期，畅销书作家柯蒂斯·斯坦菲尔德（Curtis Sittenfeld）在《罗德姆》（Rodham，2020）中也做出了这个预言，书中激动人心的情节完全颠覆了惨淡的现实，取而代之的是一篇优美的童话，故事里的希拉里终于成为“真实的”自己。然而现实是，竞选惨败后，希拉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退出了一线。她自称很享受这种隐退。然后她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政观察者们好奇她在想什么、她此刻是什么感受。在2017年的自传《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中，她强调“性别歧视和厌女症”带来的厌恶与仇恨是“美国的一大流行病”。

我们密切关注希拉里·罗德姆的复杂棘手的人生，是因为这位年轻的卫斯理学院毕业生耀眼的职业生涯中充满了悖论，从而在国际层面生动地展现了70年代女性主义面临的紧张和冲突。我们接受教育是为了取得成功，社会却斥责我们的成功。我们被催着步入婚姻，婚姻却会阻碍我们的志向。老师教我们要实现自身理想，社会却指引我们支持丈夫的目标。我们决心要做真实的自己，不化妆也不讨好这个世界。社会却指引我们要多加粉饰，多打扮，好好打扮。经历“性别歧视和厌女症”时，我们只能紧咬嘴唇，克制自己的愤怒——然后竞选领导岗位，竞选编委会成员，竞选CEO，竞选美国总统。

我们所面临的文化乱象

纵观特朗普胜利的前后几年，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审视女性的生活、梦想、希望和绝望变得空前重要。……

如今，贫困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女性属性，说明全球还有很大比例的女性在经济困境中苦苦挣扎。全球数百万女性被困在性交易中，无法接受正式教育，被当成财产对待。在美国，尽管企业家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建议我们“主动出击”，但玻璃天花板依然难破。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妈妈若想赚钱养活自己，育儿依然是一大难题。在基督教保守派的推波助澜下，立法机构多次试图侵犯女性的生育自由。第一位黑人总统和他的活动家妻子离开白宫后，一群保守主义白人亿万富翁上任，占领了内阁。竞选前和竞选后，奥巴马的继任者都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曾对女性动手动脚。在这名继任者发表就职演说之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82%的女性都说性别歧视是如今社会面临的问题”。

……厌女倾向严重的特朗普团队上任后，我们似乎随时要步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1985年的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里刻画的世界，2017年流媒体平台葫芦网（Hulu）将该书改编成电视剧集后，该书再次登上畅销书榜。……它讲述了美国的“指挥官”滥用群众对外国恐怖主义的恐惧，最终导致国家垮台，满目疮痍的废墟上成立了一个叫吉利德的极权主义国家。故事围绕父权制神权统治下的吉利德共和国展开。吉利德的女性受到奴役，不能离婚，不能工作，不能开银行账户，更不能从政。她们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彼时地球已经受到严重污染，出生率断崖式下跌。堕胎和节育都被视为非法行为，指挥官的妻子不育，为了繁育后代，便曲解引用《圣经》里的故事，模仿拉结和利亚的行为。在希伯来《圣经》里，拉结和利亚两人不育，便让女仆为自己代孕。

《使女的故事》书封

……剧版《使女的故事》也提到了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漫长过程中的另一个层面：对早前里程碑式文本的回收利用。……在80年代早期，曾凭借连环画小说《欢乐之家》（Fun Home）获奖的作家艾利森·贝克德尔（Alison Bechdel）开始刊登一系列名为《小心蕾丝边》的漫画，在漫画中回忆作为女同性恋活动家的每一天。在1985年的连环画《规则》中，一个角色创建了3条准则，只有通过这3条准则，电影在她这里才算过关：“一、片中必须有两个以上的女性；二、她们必须和对方说过话；三、她们谈论的不能是男人。”从2010年开始，bechdeltest.com网站开始罗列通过贝克德尔测试的电影。

贝克德尔测试……不能用来衡量一件艺术品的好坏，但它确实能追踪女性形象的变化。对今天的男性和女性来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我们通过回忆自己的母亲，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女性”的言论听上去有些复古；但这种文本的存在，加上21世纪的游行中出现的打扮成使女的抗议者，都能证明我们在试图和长存的性别问题抗争时，会回顾前辈走过的路。

继续前行

吉利德不允许使女读书写字。19世纪的奴隶也是这样，奴隶必须是文盲，因为读写能力一定会引向反叛。那么，女孩的受教育程度一直是民主国家是否繁荣的重要标志，也就不奇怪了。吉利德的剑桥大学教学楼被“上帝之眼”（秘密警察）控制。“救援行动”（公开处决）在哈佛园执行。……当然了，并非所有活动家都是学者。但她们基本都从高等学府获得过学位，深受第一代进入高等学府的女性创造的讨论、语言和研究方法的影响，或对这些成果做出进一步贡献。这里的第一批女性指的不是作为平等的象征而零星地录取的女性，而是日后大量进入校园，可以形成关系网的那批女性。

希拉里·克林顿那代女性很多上过大学。国防奖学金和各大公立大学鼓励大量年轻女性在各个领域接受本科或硕博教育。1973年，希拉里·克林顿在《哈佛教育评论》发表文章，关注儿童权利，从此声名鹊起，她在人文领域的同伴也创作了大量作品，为分析歧视性行为提供了方法论。与此同时，一些从事创意写作的女性发表了很多观点，为一些关键性谈话提供了讨论的话题。事实上，艺术和人文学科很少在社会运动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我们为什么选择只关注女性作家？一方面，我们这一生都在关注并赞美她们的成就。另一方面，女性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记者、歌词作家、散文作家和理论家正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重要动力来源。对这些思考者来说，想象别的可能——设想其他可能的模式、探究这些模式是什么——依然是促进社会和政治体系公平的前提。……（她们的）思想如何在七八十年代到达巅峰，在世纪之交走下坡路，然后在2016年大选前后复苏，尽管这波浪潮的发展确有其部分合理性。但对于身处社会运动洪流之中的个体来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历史阶段或能以某种隐秘的方式，为挑战重重的未来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