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侯景之乱前后的士林
梁太清二年（548年），何敬容言当时的士风会导致梁朝的覆亡，他说：
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
何敬容此语虽是针对时为太子的萧纲“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之事”而发，但指向却是受老庄思想影响、远离政治实务的士风，担心东宫太子的兴趣会进一步鼓励这种风气。《梁书·何敬容传》载：
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时萧琛子巡者，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
何敬容自中大通三年（531年）接替徐勉参掌机密，至大同十一年（545年）解职，他是实务派，但因作风不合晋、宋以来的宰相传统而“为世所嗤鄙”，玄学政治观在梁朝后期仍主导着舆论。又 据《梁书·侯景传》，“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大同末距太清二年（548年）仅两三年时间，“竞谈玄理”、不尚实务之风在梁末达到顶峰。
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萧梁与东西两魏对河南地的争夺完全失败，侯景又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而朝野上下既缺乏应有的危机感，又缺乏正确把握形势的能力。接纳侯景、与东魏和谈，这些决策的出台不仅仅是因朱异的力主，而是“议者并然之”，名士谢举、张绾皆有参与，见识明睿者仅有萧介、何敬容与傅岐等寥寥数人。侯景之乱发生后，很多士大夫的表现堪称拙劣，王质、庾信、谢禧等相继“未阵便奔走”，将京口航道、朱雀航、石头城、白下城等要冲拱手让出，而这些要冲是侯景最为顾忌的。侯景初入建业之时，“城内四万许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羊）侃一人安之”。这正是颜之推所言“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难可以应世经务”的情形。萧纲在《围城赋》中所愤懑地批判的，并不单指朱异，士大夫皆有其份。
不仅如此，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士大夫的道德表现甚为不堪。贺琛为梁武帝后期的重要大臣，侯景之乱时负责东府防务，东府陷，为景兵所伤，他居然“辇至阙下，求见仆射王克、领军朱异，劝开城纳贼”。“京城陷，朝士并被拘系”“时景军士悉恣其凶威，（侯）子鉴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见者，莫不卑俯屈折”。梁元帝说当时“京师搢绅，无不附逆，王克已为家臣，陆缅身充卒伍”。对于士大夫的表现，颜之推感到非常耻辱，他说：“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他感慨：“何贤智操行若此之难？”王夫之将梁亡的原因归结为“国无君子，则无以立”。
有过梁末惨痛经历的士大夫，最普遍的情绪是对离乱经历的悲痛。沈炯“妻息诛夷，昆季冥灭”，群从兄弟仅剩他一人，所作名篇《归魂赋》，“引古今之悲凉，并攒心而沾袂”，哀叹身世之不幸。江总“避难崎岖”“乃制《修心赋》，略序时事”：
不意华戎莫辨，朝市倾沦，以此伤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岂摅郁结，庶后生君子，悯余此概焉。
徐陵之父徐摛死于侯景之乱，当时他被扣留于东魏，虽然对侯景充满“愤厉”之情，对妻子充满了担忧，但也无一语提及梁末丧乱的责任。
悲痛的确是丧乱中最需表达的情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些士人都没有走出这种心境。天嘉六年（565年），陈朝已经建立了九年，江总送陈使，仍自称“中朝流寓士”“痛哉悯梁祚”。然而当陈朝建立后，士大夫延续他们在梁朝的精神生活，梁末丧乱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精神方向。徐孝克曾在侯景之乱中卖妻养母，入陈后热衷于“与诸僧讨论释典”“昼夜讲诵《法华经》”。周弘正“梁末为玄宗之冠”，入陈后仍“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徐陵在宣帝时“讲大品经，义学名僧，自远云集，每讲筵商较，四座莫能与抗”。江总自述“官陈以来，未尝逢迎一物，干预一事”，《陈书·江总传》称其任尚书令是“尸素若兹”，与后主“为长夜之饮”。以上诸人皆为陈代士林领袖，颜之推所言“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这种情况在侯景之乱结束后并没有得到改变。
事实上，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与政治有着切近的关系。萧允对侯景之乱的认识是：
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岂可逃而获免乎？但患难之生，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祸从何生？方今百姓争欲奋臂而论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于一书生哉？
萧允把讨伐侯景看作是求利的行为，从而抹灭了其中的道义色彩，故而选择旁观。江总在逃难时写下《修心赋》，表明面对乱世，希望通过隐居来改变自己的心境，通过把现实的一切看作是假象、无意义的存在来寻求解脱。
折四辩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缠之系缚，袪五惑之尘滓，久遗荣于势利，庶忘累于妻子，感意气于畴日，寄知音于来祀，何远客之可悲，知自怜其何已。
舍身佛寺。梁武帝由信佛发展到佞佛，为表忠心事佛，四次舍身入同泰寺，前后耗费几亿钱，方才将身赎出。这种昏聩腐朽，最终导致了“侯景之乱”。葬送了梁王朝。此图出自《帝鉴图说》
二、易代之际的士人政策
如果说江左士风从东晋迄于宋、齐、梁的变化可以归因于士林与皇权之间关系的变动，那么这一视角虽然仍可贯穿于陈朝，但问题的逻辑却发生了反转。皇权一直试图干预士风，贯彻皇权权威，而士大夫则力图维持其文化上的自立性，不论刘宋时代二者的冲突、还是南齐时代二者的妥协，都反映出士林与皇权的关系是在对立中达成统一。梁末侯景之乱与江陵沦陷，使士大夫遭受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乱，基本丧失了与皇权相抗的力量，陈朝的名士风流更多地取决于朝廷对士大夫的宽待态度。
陈寅恪先生说，陈朝为陈霸先依靠南方土著而建，其政权性质已大不同以前的王朝，“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上之大变动”。入陈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与陈朝的士人政策密切相关。可以将梁末丧乱与北魏末年的丧乱作一对比。与陈霸先势力类似，尔朱氏也是在旧统治秩序崩溃后崛起的新兴力量。尔朱荣大集朝士，“列骑围绕，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固有更为深刻的政治思量，而且这一政策也并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使其失去争夺天下的道义支持，但他以士大夫“不相匡弼”作为制造屠杀的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这表明在社会观念中，士大夫对天下兴亡是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的，这个责任是理当被追究的。西晋中朝名士王衍在“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的名义下为石勒所杀，桓温也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均为同类之例。
与尔朱氏不同，陈霸先并未追究士大夫对梁末丧乱的责任。梁敬帝禅让诏书云：
梁德湮微，祸乱荐发，太清云始，见困长蛇，承圣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窃神器，三光亟沈，七庙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坠，我武、元之祚，有如缀旒，静惟屯剥，夕惕载怀。
诏书将萧梁的灭亡视作“梁德湮微”，德运所致。“运不常夷，道无恒泰”，王朝兴亡是历史的规律。陈武帝登基诏书称：
有梁末运，仍叶遘屯，獯丑凭陵，久移神器，承圣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祸，复罹寇逆，嫡嗣废黜，宗枝僭诈，天地荡覆，纪纲泯绝。
随后分遣大使宣劳四方，下玺书敕州郡曰：
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应天，五胜相推，轩、羲所以当运。梁德不造，丧乱积年，东夏崩腾，西都荡覆。萧勃干纪，非唯赵伦，侯景滔天，踰于刘载。贞阳反篡，贼约连兵，江左累属于鲜卑，金陵久非于梁国。有自氤氲混沌之世，龙图凤纪之前，东汉兴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乱，天下分崩，未有若于梁朝者也。
陈武帝说自己“冒愬风尘，骋驰师旅，六延梁祀，十翦强寇”，都不能改变梁朝“天禄斯改，期运永终”的命运。不论是梁朝自己的总结，还是陈朝的盖棺定论，都没有言及梁朝的灭亡是人事所致，而是将之看作德运的转移。这些诏书虽皆为士大夫领袖徐陵所作，但其政治观点无疑来自最高统治者。如果说禅让诏书所言还只是例行文字的话，那么三年后，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八月戊子诏书则明确表达了梁朝风俗的看法：虽然对梁末奢丽风俗不满，却也并无整饬之意。
对于梁朝法统，陈朝给予了充分尊重。天嘉元年六月壬辰，陈文帝下诏“车旗礼章，悉用梁典，依魏葬汉献帝故事”改葬梁元帝于江宁，称此举是因“梁孝元遭离多难，灵榇播越，朕昔经北面，有异常伦”。六年（565年）八月丁丑又下诏“检行修治”“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坟冢被发绝无后者”。对于梁朝士大夫，陈朝也尽量将其吸纳进政权。永定二年（558年）十二月丁亥，陈武帝下诏：
梁时旧仕，乱离播越，始还朝廷，多未铨序。又起兵已来，军勋甚众。选曹即条文武簿及节将应九流者，量其所拟……于是随材擢用者五十余人。
事实上，陈武帝擢用的“梁时旧仕”绝不止此数。天康元年（566年）徐陵时为吏部尚书，他说：
永定之时，圣朝草创，干戈未息，亦无条序。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存抚接，无计多少，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
天嘉元年（560年）二月，陈文帝平定王琳后，下戊戌诏书：“其衣冠士族，预在凶党，悉皆原宥”“并随才铨引，庶收力用”。三月又下丁丑诏书：“萧庄伪署文武官属还朝者，量加录序。”据《陈书·袁泌传》，王琳败后，袁泌“独乘轻舟送（萧）庄达于北境，属庄于御史中丞刘仲威，令共入齐，然后拜辞而归，诣阙请罪，文帝深义之”“寻授宁远始兴王府法曹参军”。袁泌之所以敢在护送走萧庄后投靠陈朝，正缘于陈朝的宽待政策。陈朝以袁泌为侍中。《陈书》中与袁泌合传的刘广德，也是在王琳败后投降，被委任为宁远始兴王府限外记室参军，“仍领其旧兵”。不惟平定王琳时如此，陈朝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都会擢用流寓于当地的萧梁士大夫。举以下数例：
平定陈宝应后，陈文帝令虞寄还朝。“及至，即日引见，谓寄曰：‘管宁无恙。’其慰劳之怀若此。”
陈文帝频召谢嘏。“嘏崎岖寇虏，不能自拔。及（陈）宝应平，嘏方诣阙，为御史中丞江德藻所举劾，世祖不加罪责，以为给事黄门侍郎，寻转侍中。”
陈宣帝即位后，延续了此前的政策，如平定欧阳纥势力，引袁敬、萧引入朝。
陈朝士风的逻辑已不同于以往。士族在梁末丧乱中受到沉重打击，幸存的士人在梁末陈初的政治中不仅没有表现出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要依附新兴的政治军事集团，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郗昙、谢安的墓葬在陈朝被发掘，就表明士族势力的衰弱。然而，新兴的陈朝在文化上对士大夫有着仰视感，他们希望利用士大夫在社会文化上的权威地位作合法性辩护，这也是士大夫在这个时代残存的价值。所以陈朝并没有以政权的力量清算、整顿士风，反而优待士大夫，使梁朝士风在陈朝继续存在下去。
（本文选摘自《流风回雪 : 六朝名士的庙堂与山林》，李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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