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吕思勉的剪报资料中，有两包他自己包扎好的讼案材料，分别用旧报纸包扎，上面写有“龚案”和“瑞案”数字。这是吕思勉一生所涉及的两场诉讼案，前一场就是“《白话本国史》诉讼案”，后一场是他的堂妹吕瑞之的离婚诉讼案。
吕瑞之，生于1893年，与吕思勉同为高祖吕子珊的后代，从世系关系上说，已经是处于“五服”的边缘，算来是很疏远的。然而，这两家的关系却特别亲。瑞之的父亲朗山君死后，留下妻子董夫人、侧室包夫人和一子四女七口人，都由吕思勉的父亲把他们接来常州一起居住。那时，瑞之只有两岁。吕家的境况本不宽裕，如今要维持这样一个大家庭，是极其为难的：一大群学龄儿童，个个要读书受教育，而且吕家的传统是男孩女孩同样受教育，接下来是男婚女嫁，还有两位老人的生养死葬。所以，待瑞之到了学龄的时候，吕家已经请不起家庭教师了，只能由吕思勉的母亲教她识字读书。
吕思勉先生
瑞之比吕思勉小八岁，吕思勉成家时，她才十二岁，还是个孩子。虞菱二十岁时嫁到吕家，刚来时生活上很不习惯，瑞之因为好奇，成天钻在新房里玩。就这样，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一个二十岁的少妇，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后来，虞菱有了子女，瑞之也帮助抚育，所以，她与吕思勉夫妇及子女的关系特别亲。虞菱一生辛劳，瑞之是她的好帮手；瑞之一生多苦多难，虞菱是她的有力支柱。
1915年3月，瑞之二十三岁，经人介绍，与同邑大族盛绶臣结婚。婚后，居住在常州青果巷的盛宅故居。吕家、虞家（即吕思勉的妻家）与盛家是世交，媒人之一的虞树荪是虞菱的父亲。吕思勉夫妇原希望瑞之婚后能过上幸福和睦的生活，然而事与愿违，婚后不久，夫妻即关系不睦。约半年，盛绶臣的父亲盛藕龄去世，盛绶臣便肆无忌惮，对瑞之频加凌辱。1917年，瑞之因受虐待，大病一场，几至不起，不得已只能奔回吕家。其后，盛绶臣不别而行，秘密来到上海，从此渺无音讯，瑞之遂被遗弃在吕家。
1936年初，有亲戚出示1928年9月6日的上海《新闻报》，上面刊登了一则盛绶臣委托律师登报宣布他与张若虞（又名红雪春）结婚的启事。瑞之原指望丈夫回心转意，夫妻能重归于好，闻此消息，几乎痛不欲生。吕思勉夫妇一面婉言相劝，一面又托人多方了解，设法解决。
4月，瑞之到上海寻盛氏论理。其时，上海正处于敌伪统治之下，盛氏在沪出任苏浙皖统税局第一科科长，与张若虞同居于上海慕尔鸣路升平街。他先是自己不出面，托人敷衍搪塞，不久又干脆置之不理。瑞之彷徨数月，终不得要领，只得返回常州。8月，瑞之延请律师恽魁耀向地方检察处状诉盛绶臣、张若虞重婚罪，盛兄盛勋臣以家长之名为其主婚系犯帮助重婚罪，请求咨提到案。同时向法院呈交了《新闻报》上所刊登的结婚启事及盛张两人的合影照片备案。8月11日，常州的《武进商报》刊登了有关这一场讼案的消息：
常州望族石皮场盛绶臣遗弃糟糠，另结新欢。盛吕瑞之受尽虐待，幸母家顾女有心，投奔母家。夫也不良，秘密赴沪，登报宣布结婚启事。廿年夫妻将公庭对簿。
10月21日，武进地方法院正式宣判：盛绶臣有配偶而重为婚姻，处有期徒刑一年。10月31日，盛绶臣不服武进地方法院的判决，上诉江苏高等法院。12月24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原判撤销，改处有期徒刑六月缓刑二年。该判决书称：
本案上诉人因与吕瑞之结婚后，并未离异，乃于民国十七年九月六日又与张若虞结婚，当时……登有启事一则……结婚时并有两人合摄之照片……验明是重婚证据，已极明确。且经吕瑞之告诉以后，上诉人又委托董俞、成正平两律师，在本年八月九日《新闻报》登载证明盛绶臣与张若虞两愿离婚之通告，内称当事人因意见不洽，难堪偕老，爰协议两愿离婚云云。该上诉人果无与张若虞结婚事实，何致有此协议离婚之声明，是希图卸责而罪情弥彰。原审依上证据认定上诉人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之罪，自无不当。上诉意旨谓周中浩律师代为登报，本人初未知悉，对于照片始称系照馆拿别的女人剪下来同我摄在一起，继又称女子是我前妻杨氏并非张若虞云云，主张既不近情，前后又相歧异，显系饰词抵塞。又据称吕瑞之嫁我之后一去十多年，未与我见过一次，而我向媒人说话，媒人对我说作为他已死亡，你另娶好了，我因其有此脱离关系之表示，所以才另娶的云云。然查上诉人所述之媒人瞿萼馨、虞纫荃均早经死亡，究竟是否确有此言，已属无凭认定，纵令属实，无非出自媒人所言，亦不能证明系由吕瑞之所表示，抗辩均难以为有理由。惟查犯罪事实既发生在民国十七年，原审未依大赦条例减刑，已有未合。且经吕瑞之告诉以后，上诉人迭次托人调解，并自愿赔偿抚慰金一千六百元，和解契约业经成立，足见犯罪后，已有悔悟之心，查其以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自以暂不执行为适当，应予谕知缓刑。
此案最后以协议离婚的方式了结。其后，吕瑞之仍一直在吕思勉家生活。1941年她因患癌症，来上海第二红万字医院治疗，终因手术无效卒于医院中。吕思勉在日记中记道：
四妹卅年三月二十八日丑刻卒，卅二年七月十二日葬敦化公墓。
又作联挽之：
毕生情若同胞，百有五日重逢，讵意抚膺成一恸？
入世备尝诸苦，四十九年中事，于今回首复何言！
1941年3月15日上海《正言报》以《盛绶臣弹中要害》为题，报道了在沪任苏浙皖统税总局第一科科长的盛绶臣，于“十四日上午十时许，在其所居沪西愚园路和村弄口遭人暗杀身亡”的消息。
“瑞之讼案”历时一年，当事人虽然是吕瑞之，而实际上，从延请上海名律师沙彦楷、拟写讼状，到上法院、诉案情，都由吕思勉为之操办。这一讼案，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然而，他始终抱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为的是讨回一个公道。这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为人处事的宗旨。吕翼仁在晚年，曾写了不少回忆她父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父亲在亲子之间、夫妇之间、昆弟之间、师生朋友之间、姻戚之间，感情都极深厚真挚。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种性格，从好的方面说，精神生活比较丰满，极少悔憾，但受骗上当，被人拖累的事，也在所难免。举个例，光华大学初办的时候，大西路比较冷静，晚上常有路劫的事发生。一个严冬的夜晚，有一个学生穿着单衣去见我父亲，说在路上被劫了。父亲住在学校宿舍里，当然没有多余的寒衣，就脱下身上的皮袍给了他。几天以后，父亲在注册处遇见那个学生。那学生说，先生，我欺骗你了。那天晚上我是赌输了钱，不是遇劫。这件事，父亲始终没有对我谈起，是事后多年母亲对我讲的。母亲检点行装时，发现少了一件皮袍，问了父亲才知道的。父亲遇到这类事，总是说：当时情况下，我不得不这样，这样做才心安理得。还有一次，也是抗战之前，父亲介绍一个亲戚丁君到福建中国银行做缮写工作，但父亲没有资格作保，就转恳当时常州农民银行行长蒋君作保。丁君在银行业务方面是个熟手，所以银行里主动叫他做出纳工作。不多时，他在银钱上出了毛病。当时懂法律的人，都说既是银行里调他当出纳，我父亲可不负责任，但我父亲怕连累保人，不但代他赔偿银行里的钱，还寄给川资让他回乡，又代他还清在家乡的欠款，并力求保全他的产业。父亲本无积蓄，因此负了一大笔债，好几年才还清。事后父亲写信给他的姨表兄管君，谈起这件事，说：“总是娘面上的亲戚……”我想起父亲这些事情，不期而然地联想到一句话，列夫·托尔斯泰带走整整一个时代，我记不得这话是谁说的了。我也许不该把父亲去比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总觉得父亲带走一种道德标准。
（本文摘自张耕华著《吕思勉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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