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家庭现代性的持续性危机

【编者按】

现代韩国社会呈现着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压缩”：几十年的爆发式经济增长使韩国缩短了社会转型的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韩国大城市几乎成为复制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场所。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部，各种元素在韩国社会激烈碰撞。在这个压缩社会之下，韩国仍在强化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教育政策、女性劳动、财阀家族……家庭关系和利益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变化。韩国的家庭主义促成了各种发展目标的实现，但与此同时，也让韩国社会产生根本性的问题。

本文为《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一书的最后一章《家庭现代性的持续性危机》。

前几章已明确论述，韩国的家庭主义同现代性的活力和复杂性密切相关，且现代性是20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在韩国人及其国家所追求的大多数现代社会项目中，家庭产生的影响力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可以称韩国为家庭现代性国家。由于这种影响很少在社会层面得到公开的意识形态保护，韩国人发现自己依旧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对通过压缩的方式实现的各种发展目标感到骄傲，也为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而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这种现代性的家庭基础直接加剧了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危机。韩国人的家庭主义促成了这种短暂却非常全面的转变，但与之相对的是，家庭主义也会让韩国社会产生根本性的问题，付出严重的代价。并非巧合的是，迄今为止所研究的压缩现代性中每一个依赖家庭的层面都是如此——即意识形态整合、教育、社会福利、无产阶级化、农村发展和产业组织——在长期可持续性方面似乎都显得脆弱。“危机”是一个通常用来描述这些社会问题状态的术语。

韩国刻意依靠家庭带来的价值和利益，将自身贬低为“家族利己主义者” （gajokigijuuija）。巴雷特（Barrett）和麦金托什（McIntosh）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体总和（或“反社会”家庭的总和），容易产生公共危机是难免的。韩国媒体和知识分子经常谴责“社会危机”，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家庭之间通常通过住房、教育、婚姻等方面的市场竞争来打交道，而在大多数城市社区，这种社区互动很少。弱势社会群体如单亲妈妈、残疾人、孤儿和孤寡老人等，只要被家庭关系归类为“无关紧要”，就会被默认为降低个体家庭舒适度的群体，因此他们会被想方设法地回避。邻里之间的频繁集会往往是反社群主义，而支持非社群主义的——例如，抗议附近建造他们所谓的“厌恶设施”（hyeomo siseol），其中包括为残疾人、孤儿、患病老人等设立的福利设施。然而，韩国人的反社会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倾向，并不能保证他们家庭生活和谐。家庭规范和家庭期望因性别和世代而异，家庭生活本身几乎是社会每个成员互相疏远的一个重要缘由。特别是，迅速增加的老年人口和青年人口实际上被剥夺了获得家庭团结和保护的权利，这导致老人患抑郁症自杀的比率极高，青年人的犯罪率极高。一个内在的或正常的危机意外地困扰着多元化家庭及其社会。

教育危机迫使众多韩国家庭开始向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进行所谓的“教育移民”。其中很多家庭经常对韩国压力巨大的教育竞争和不人道的学校文化表示愤怒和沮丧，但仅仅是离开并不能使他们摆脱对教育的习惯性过度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家庭进行教育移民只是担心孩子有可能在韩国的高考中失败，因此他们在其他地区寻找让孩子成为大学生的更容易的方法。韩国教育移民在他们的目的地却又复制了极端的教育竞争文化，他们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孩子竞相送入当地最具竞争力的学校、送到课后补习班，甚至贿赂老师以求对孩子多加照拂。教育移民是贫困家庭负担不起的昂贵选择。这些贫困家庭因教育竞争的市场化结构（即私人机构学习对教育水平的严重影响）而受挫，这种结构让他们因经济贫困而不可避免地让其子女在教育上处于劣势。他们还对“教室崩溃”现象（教师完全无法控制学生的学习态度）感到沮丧，这种现象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和城市更为普遍。相反，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家庭越来越关心他们子女的教育环境是否受到穷人子女的“腐蚀”。自1997至1998年韩国遭受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不平等现象迅速扩大，非常令人不安，这也意味着迅速增多的贫困家庭被剥夺了参与教育竞争体系的权利，而该体系是光复后阶级迁移制度的重要标志。

福利危机（或福利缺乏）通常被认为与家族危机有关。种种迹象表明，韩国人正在极力回避家庭关系和由此带来的负担。统计数据显示，低生育率、离婚率、分居率、自杀率、家庭遗弃率、结婚延期率等方面的发展趋势的确令人震惊。特别是，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让保守派官僚、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突然意识到，分担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是公共责任。最终，由于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需的最低人口基础受到严重威胁，核心家庭——就生育而言，最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已从造成许多不良社会道德倾向的罪魁祸首变成了提供各种支持措施的政策目标。“家庭福利”是将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和帮助残疾人的所有负担转嫁给家庭的一种陈旧保守政策的委婉说法，现在被重新定义为保护贫困家庭的一种崇高事业。然而，很少有专家乐观地认为这样的政策转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多方面的家庭危机有实质性的缓解作用，更不用说将其扭转。如果家庭支持政策不能在稳定家庭结构和恢复生育率方面产生理想的结果或者更严格地说，如果家庭支持政策的经济手段变得令人怀疑那么保守派精英不会介意废除这些政策，因为支持家庭的任务本身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伴随家庭危机而来的状况是越来越多已婚和未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多的女性认真地考虑将有偿工作作为家庭生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就业市场的新自由主义重组，使临时就业成为一种普遍性准则，这样一来对女性的损害似乎比男性就要小上很多，因为只有极少数女性享有固定雇员的安全地位。然而，平民经济（seomin gyeongje）出现结构性停滞，临时求职者持续供大于求，甚至使临时就业市场也受到了不利影响。矛盾的是，韩国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却呈下降趋势，这反而成为促进其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恢复经济的高速增长都远远不足以改善大多数韩国人的生活条件。尽管越来越多的女性将雇佣劳动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能持续为她们提供一个在家庭之外过上人道主义生活的机会。这些女性无法回到被遗弃或已经解散的家庭，因此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随着家庭人口结构危机的出现，家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缓冲功能正在迅速减弱。

影响农民家庭的大规模生育危机是农村危机的核心。他们的生育危机是两面性的。农村家庭在家庭生育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分布情况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失去了扩大人口基数的潜力，等待他们的只有消亡。即使是那些具有生育能力的年轻家庭，在生育孩子、培育孩子成为农民或说服孩子和农民结婚的时候也非常犹豫。显而易见，以家庭为中心生活的农民人口正在逐渐成为历史，而替代农村生产和生育的模式却尚在构想中。在这种家庭危机以及相应的社会危机之下，人们担心即将到来的大米市场全面开放无异于为以农业为主的韩国敲响丧钟。这种发展方式只能加速农村人口的外流。但是，以牺牲农村经济和社会为代价发展起来的城市经济还没有准备好应对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事实上，“减少劳动力”是其提高竞争力的最新方案。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家族资本主义”在国内外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毫无疑问，家族企业的扩张、世袭的企业管理、兄弟姐妹之间的企业所有权纷争，都是造成众多财阀企业集团财务崩溃的原因，并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崩溃。工业企业的家族式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发展型国家引起的以租金为基础的利润积累结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违反职业道德、有风险的和存在法律问题的商业行为来看，其长期成本过于高昂。由于这种错误的商业行为，整个国家的经济被迫濒临破产，金大中政府的救助制度不得不放弃许多财阀集团。破产保护即由国家控制的银行优先救助财务上无力偿还的公司曾经是提供给发展型国家企业合作伙伴的主要利益之一，但这一策略不切实际，意味着无数野心勃勃和/或效率低下的企业会不可避免地同时消亡。大多数财阀集团都在没有削减所有权和管理的家族结构的情况下熬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危机”时代。尽管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家族控股可以成为企业敏捷性和竞争力的源泉，但这正是被全球投机基金瞄准并可能被吞噬的薄弱点。

虽然以家庭为中心的教育、福利、劳动、农村生产和企业控制制度通常在组织和/或社会可持续性方面显现出一种内在的危机趋势，但韩国现代性的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特点反过来破坏了家庭的组织基础，而不是强化这一基础。事实上，韩国人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一直承受着压力和折磨，这些压力和折磨与家庭受到的宏观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秩序和变化的支配成正比。特别是，“功能性超载”在大多数家庭中已经非常普遍，且是长期存在的，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许多逃避家庭束缚的倾向。“去家庭化”的各种征兆——如最低的生育率、无子化、家庭遗弃、离婚、推迟或厌恶结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其程度令人不安。20世纪90年代末，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和随后援助行动中产业结构的完全重组强化了韩国的家庭中心主义，并开始加速去家庭化趋势。去家庭化不属于个体化等新兴社会趋势，而是韩国人在危机中生活的反映。家庭现代性，虽然已经成为以压缩方式实现社会、文化和经济目标的系统基础，但似乎已经在韩国家庭的组织可持续性和生育方面引发了根本性危机。

韩国现代性中的这些危机倾向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压缩现代性中几乎每个依赖家庭的维度都涉及可持续性危机? 或者换一种问法：家庭对他们帮助建立的现代性施加了哪些结构性限制? 答案可能涉及一系列家庭组织、文化和历史属性的内容，但以下内容非常关键。

第一，家庭很容易变得过度劳累，因为要承担形形色色的职能，而这些职能同生物限制和伦理约束引起的组织僵化有关。西方社会学家观察到，现代（互相关爱的）家庭处于“情感负担过重”的境况。同样，韩国家庭的功能负担过重，家庭功能疲劳在韩国普遍存在。在韩国，由于家庭福利主义，许多家庭逐渐衰弱，使得无人照料的老人、儿童和病人的数量迅速增加。对私人家庭资助和公共教育监督的直接依赖，已经让许多家长无法再继续承受压力，由此教育移民（或教育叛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趋势。农民家庭被迫面对全球自由贸易带来的所有结构性经济威胁，且仍要面对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政策给农村造成的各种困难，因此农村人口的外流是永无止境的。家庭功能过劳的症状是无穷无尽的。

第二，现代家庭在组织或人口结构上不稳定。在这方面，韩国家庭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他们的生育率已降至世界最低水平，而老年人口数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他们的离婚率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大多数适婚年龄的农村女性已经进入城市，大大减少了与农村男子组建家庭的机会。所有趋势都严重威胁到一些长期目标，如老年人和儿童应受到的家庭保护、稳定的劳动力供应和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村生产生计。

第三，家庭提供社会所需人才的能力极其有限。如果社会稀缺资源和基本公共机构由排外的家族群体所控制，可以预见，家族成员拥有或发展的任何才能都不会与有关资源和机构的社会重要性相匹配。精英家庭并不总会出现杰出的人才，即使他们拼尽全力进行教育投资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这是现代组织和机构采用精英统治而不是世袭统治的基本原理。“第二代和第三代管理”（即由创始人的子孙后代继承和控制）导致了许多财阀附属公司甚至财阀集团本身的突然消亡，这不足为奇。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家族资本主义的管理混乱成为国家财政崩溃的一个关键原因。

第四，大多数现代家庭未能摆脱父权制结构，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性质甚至增加了父权制度对家庭的控制。儒家思想仍然主导着家庭思想，这使得韩国家庭在各个方面都保持着父权制。工具家庭主义和情感家庭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陈旧的父权制，却让其结构更加复杂化。教育、福利、劳动力市场、企业管理、公共行政、政治等领域的极端性别偏见，与这些领域普遍存在的家庭影响不无关系。这些领域的许多结构性问题都与性别歧视的规则和做法紧密相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外部观察者不断指出，发挥迄今尚未开发的妇女潜力将为韩国的持续国家发展提供重要的额外基础。

第五，家庭与官僚组织形成了对比。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有效运作和发展依靠政府官僚组织。家庭参与企业经营、政治和教育时，被迫将家庭实践和关系带入相关领域。实际上，在企业管理方面，由此形成的家族属性通常被称为韩国产业资本（即财阀）的核心特征。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高层管理人员之间非正式的手足关系，是进行秘密的甚至非法的管理决策和行动的基础。这种手足间管理联盟的战略价值，往往被重大投资和商业交易中不受控制的代价高昂的错误，以及经济秩序在法律上的扭曲所抵消。

第六，在人类历史中，家庭在社会上一直是分裂状态，因此，废除家庭单位仍然是一项说服力极强的政治和哲学议程。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再到一些现代女权主义者，许多人认为家庭必须经历“消亡”，才能为真正的社群主义社会秩序让路。许多韩国人坦率地认为自己是“家族利己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韩国家庭作为战略性的企业单位，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教育、创业甚至投机竞争。这样，许多家庭就能够实现所谓的“代际向上社会流动”，更不用说日常生计。然而，同样地，家庭间的物质和文化差异已经被放大，成为现今和后代之间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个人教育课程和城市住房的费用过高，威胁着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邻居和同胞造成的。通过动员相互竞争的家庭努力来提供公共产品——无论是教育、福利还是住房——是一种内在矛盾的政策。

最后，与此相关的是，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总体上没有在意识形态方面证明家庭价值观、关系和利益的社会影响是合理的，无论它们是否有助于以及以何种方式有助于成功实现发展目标。西方对韩国家庭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批评有时会被怀疑为“东方主义”的偏见或阴谋，这种怀疑并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理论或意识形态来系统性地合法化基于家庭的压缩现代性。如果还考虑到与家庭影响有关的各种危机趋势，那么将家庭现代性与广泛的社会批评和学术批评隔离开来似乎有些不切实际。当然，在所有的历史背景下，都没有否认家庭现代性的先验依据。然而，由于家庭现代性主要是从日常实践中构建的，因此缺乏通过强烈的哲学思考整合起来的首要意识形态结构，韩国人将继续以对于家庭影响的意识形态矛盾心理困扰自己和外部观察者。他们的儒家祖先可能对这种意识形态困境或哲学困境有一些看法，但出于明显的历史原因，当代韩国人不会把更实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任务托付给他们。

《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韩]张庆燮著，司炳月、孙彤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