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吗？

后来发生的事情令人惊奇：慈禧命奏事处的太监到内务府，安排人将光绪皇帝的棺椁抬进乾清宫。同时，命奏事处的太监赶到四个内务府大臣的家，告诉他们“皇上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办事”。内务府大臣们6点过后赶到紫禁城，太监立刻带领他们到乾清宫视察了棺椁准备的情况。然后，太监传达慈禧的命令：立刻回家，明天早上来办丧事。

当天晚上，内务府却又接到光绪的谕旨，命内务府大臣火速请江南名医陈秉钧和天津名医张彭年。然而张彭年接到内务府电话后却说，他自己也病了，不来。

于是，内务府大臣们赶紧请来了这天上午为光绪诊视的医生吕用宾，但内务府按例请示内奏事处，结果是不允许吕用宾进入瀛台。

第二天早上，一名西医屈永秋看到光绪皇帝肚子疼得在床上乱滚。十九日，光绪水米不进，也不能说话了。二十日中午，《上谕档》记录：光绪皇帝“枢灵已散”。

二十一日的下午6点33分，光绪皇帝终于离世。

光绪皇帝坐像。图/FOTOE

这并不是电影或电视片的镜头，也非小说的场景描写，它是国家清史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光绪帝死因研究》课题组主持人、中央电视台的编导钟里满的研究成果，这些复原出的当年情形，都写在他的新书《清光绪帝死因鉴证》之中。

光绪是死于慈禧之手吗？一百零八年前，37岁的光绪皇帝与73岁的慈禧太后仅隔不到24小时先后去世，蹊跷的巧合，光绪是被慈禧害死的流言始终没断，但是，流言也只是流言，终究没有证据。

慈禧太后坐像。图/FOTOE

从2003年起，钟里满就投入到探索光绪死因之谜的工作中。十余年来，这个史学圈眼中的“外行”用另外的方式，找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证据。他觉得，自己发现了光绪帝死亡的真相。

光绪头发上的砒霜

2003年，中央电视台科学与教育频道的纪录片编导钟里满注意到，自从1980年清西陵的光绪皇帝墓开棺后又重新封闭，有两拨人研究了光绪皇帝的死。一方是参与开棺的考古队的领导陈宝蓉写了一本书《清西陵纵横》，说测试了光绪的头发和骨头，结果没有发现有毒也没有外伤，因此是属于正常死亡；另一方，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陈可冀先生等，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皇家脉案（即看病的记录和药方），整理出了一本书，名《清宫医案研究》。由于慈禧和光绪的脉案最为完整，经他们的研究，结论也说光绪是自然死亡。“你看这两条线索，一个是地下的考古，一个地上的文字档案，怎么那么吻合呀！”钟里满来了兴趣。

鉴于当时在民间光绪是被慈禧害死的传闻连绵不绝，钟里满觉得，可以做一部纪录片，把考古时的检测手段和宫廷里保存的医案结合起来讲，用科学的方法来澄清这件事，告诉大家，光绪就是自然病死的。

钟里满本科学的是物理专业，最有兴趣也最擅长的是做这种“现代科学和古代文化的结合”的题材，用他的话说，就是做科学与古代文化的“交叉点”。

在采访中，陈可冀告诉钟里满，从脉案上看，光绪是正常病亡。他特别拿出陈宝蓉的书，嘱咐说，最终要以对光绪头发和骨头的测试结果为准。

钟里满想，陈宝蓉那里一定有测试报告。白纸黑字出现在镜头里才有说服力。

而陈宝蓉告诉他，测试的确做了，不过那是一个军医做的。

“军医在哪里，他叫什么名字？”

“他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姓周”，而且部队的番号也不知道。当时清西陵所在的河北易县驻有好几个部队，均已调防。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钟里满有一个助手叫廖炜，其父母都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他让廖炜去八一厂打听打听。“八一厂是个通天的地方，结果通过八一厂子弟一个找一个的，哎，竟然找出来了！”

这位军医名叫周长锁，多年前已经转业到河北省雄县医院。钟里满带着摄制组赶到了雄县，周长锁告诉他们，当年他帮助整理过光绪的尸体。但当被问起化验的情况时，他回答说：什么化验？哪有化验的事啊？他说，部队的大医院也没有这个测试设备，这是一个专门的技术呢。

钟里满将周长锁的讲话录了像，向清西陵方面进行了汇报。同时，他还了解到，1980年，光绪的棺椁再次被封闭时，有一些光绪的头发留在了外面，由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保管着。他找到相关负责人，字斟句酌地试探说：“能不能借我一根光绪的头发去测试呢？有了这样的测试结果，才对光绪的死因最有说服力啊！”

清西陵方面同意了。允许摄制组采到一小束大约二十根光绪的头发。

钟里满首先找到北京市公安局毒物毒品检验室，但是公安局的负责人告诉他：这种微量元素检测，还要找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他们有时处理大案要案，也是找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帮忙。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高级工程师王珂。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使用的方法叫做中子活化法。”王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中子活化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反应堆。把样品放进去，中子打进去就会与很多元素产生反应，出来会有一个衰变过程，产生一个伽马射线，每一种元素有不同的能量，通过测量它放出来的伽马射线的能量，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元素。而且这种检测对样品是无损伤的。”

钟里满并没有告诉王珂这是谁的头发。

王珂回忆说，“当时钟导就问能不能做砷，我说可以的。”

“大约过了一个月”，钟里满回忆说，一天晚上，天快黑了，王珂的电话打到编辑部，她说情况有异常，这束头发中间有一段，砷的含量达到2404的单位（微克／ 每克），“正常人头发里也有砷，但只是0.6个单位，”编辑部轰动了。钟里满当时跟在场的人说，这节目就要转向了！

王珂马上就要求做第二次检测。这一次，要按照专业规范到现场取样。这样，王珂和北京市公安局著名法医潘冠民又亲自到清西陵取到第二束头发。这次检测的结果仍然是测出了高浓度的砷，是正常人的三百多倍。

但是，这里有很大的疑问。它只在头发的某一段有这么高浓度的砷。

这是为什么？钟里满会同北京市公安局、中国原子能科研究学院等部门，开了若干次的讨论会。到会的法医们给出了一个说法：头发上的这个砷，恐怕不是人体吸收进去的，是从外头沾上的。法医说，人在中了高浓度砷毒死亡以后，人体消化道里的细菌开始繁殖，就产生气体，发胀，把胃肠里的东西从嘴里给压出来，法医们通俗的说法，这叫“死后呕吐”。光绪躺在那里，脑后有一条大辫子，就这么沾上了。

成为国家清史工程的一项成果

对于钟里满的工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非常支持。他对钟里满说：我们这些老一代的历史学家，在1980年之前，都认为就是慈禧把光绪杀害的，只是没有证据。戴逸决定，把探寻光绪之死，列为国家清史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钟里满因此可以进入到清史工程的资料库里查阅资料。

2008年，他在翻阅一份清西陵考古队的报告资料时发现，当时留在陵墓外面的，不光是有光绪的头发，还有龙袍。他马上打电话给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主任耿左车，这才知道，清西陵的库房里不光存有光绪的头发、龙袍，甚至还有贴身的内衣及部分骨头。

课题组又一次奔向清西陵。一切都严格按测试程序走，在摄像机镜头前，潘冠民穿着白大褂亲自取样，有四件衣物，一条裤子，还有掉落的残渣物、从头发上刮取的结痂物及头发本身、及光绪的部分遗骨，然后封装样品，直接交王珂拿去测试。过了不久，王珂反馈了信息，说还是测出了高砷值。其中，最高的是头发上粘接的残渣物达3060单位，显然支持了光绪头发上的砷是外部沾染的结论。再根据对光绪遗骨及部分衣物的检测，在从脊椎骨上刮下的碎屑和遗骨瓶内的碎屑中，发现砷值非常高，（分别达1209单位和690单位），光绪的衣物，越是贴近身体的内衣含砷的浓度就越高，最高的是最贴身的第四件，最高达2439单位。

这次检测除了用中子活化法外还用了一种原子荧光光度法。王珂介绍说：“用原子荧光光度法，就是想看它的结构，比如砷，有三价砷有五价砷，你测试后就可以知道是几价，都占多大比例。”在检测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到：第四件衣物，剧毒的三价砷化物（砒霜）大约占29％，而毒性不强的五价砷化物占56％。对比测试近日服用砒霜死亡的试验小鼠，可以看到小鼠体内剧毒的三价砷达96 ％以上，这说明，随着时间推移，剧毒的三价砷化物（砒霜）会逐渐转化成毒性不强的五价砷化物；这也说明，光绪身上的砷化物确实是一百年前的砒霜，而不是后来的人泼洒上的。

这份检测报告最后总结说：光绪的遗骨、头发、衣物中高含量的砷化物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经科学测算，光绪摄入人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60~200毫克）。因此，研究结论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

2008年11月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长达1万字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首次向媒体公布。这份报告的署名作者为钟里满及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专家们。当天到会的，有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一百多人。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对于这次的检测工作给予了全面肯定和高度评价。在新闻发布会上戴逸说：“光绪皇帝被毒害致死，百年之后得以确证，尘埃落定，真相大白。我们今天可以得出结论了。那么是谁害死了光绪呢？不会是别人，很可能是慈禧本人。以当时的条件、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授意，应该说，谁也不敢、也不能下手杀害光绪。”

史学界外的后生挑战

这份报告，对于中国的历史学界特别是近代史研究界，是一枚重磅炸弹。一百年来，对于光绪皇帝的死因，一直是史学界的重大疑案。因为紧接着不到一天慈禧太后也病逝，实在太蹊跷了。但是人们沿着史学界的研究常规，始终从宫廷的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中找不到确切的证据，这疑案就“疑”了下去。没想到，一个史学界之外的后生，采用现代科技手段，破解了这个疑案之谜。

钟里满记得，当第二次的检测报告出来后，他去向戴逸汇报。那次汇报还录了音。听完后，戴逸对钟里满说，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专家作一次报告呢？钟里满同意了。“后来戴先生就通知我，几月几号到清史工程的办公楼去，我进了会议室一看，一屋子的老中青专家，我都不认识，都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我就开始说……当我汇报到头发的砷含量2404单位，也就是说是正常人两三千倍的时候，听得会场上‘嗡’的一声……”钟里满对于那一幕仍然历历在目。

尽管钟里满的工作得到戴逸和清史学界主流的支持，但质疑和反对之声始终就没有断过。

朱金甫，中国第一档案馆资深研究员，曾任第一档案馆研究室主任、《历史档案》杂志社主编等职。上世纪80年代初，当陈可冀带着他的研究生周文泉来到第一档案馆查阅清代宫廷的医案资料准备编书时，档案馆方面就是由朱金甫来配合工作。陈可冀指定周文泉重点负责查阅光绪的医案，后来作为合作的成果，朱金甫和周文泉共同署名写出了一篇论文，《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1982年发表在故宫博物院的院刊上，他们的观点很明确：从看到的档案中可以说明，光绪皇帝是生病自然死亡的。不过当时朱金甫在文中就有一句话：“笔者于前年曾往崇陵考察，得见光绪遗骸和头发尚存，倘日后有人将之化验检查，或可能提供进一步的论据。”

朱金甫由此成为“光绪自然死亡”观点的一个代表人物。到2008年关于光绪是中毒死亡的检测报告出来，对朱金甫原有的观点是极大的冲击。

已经退休多年的朱金甫先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坦率谈了他的看法。

“科学测试做出来结论，这是求之不得的。我不会因为同我的观点不一样，我就反对这个结论。这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而且我是很感谢他们的。当时我是这个检测报告的五个鉴定委员之一，我是在报告上签了字的。我的理由是：根据他们研究的这条路子，最后得出这个结论来，我同意。我希望他们的检测结果是事实，但是平心而论，通过这个检测结果要下结论，我觉得还是单薄。人家还有质疑的可能。”

朱金甫提出若干要点，来解释他所言的“单薄”。

首先，我们手里掌握的文献资料支撑不了光绪是被毒死的。这里没有一个当时在场者的证词，那些说光绪被毒死的说法，都是间接的证人，都是传闻而已。其次，从检测报告看，毒药的量非常大，怎么可能光绪会坚持好几天没有死？再有，如果说头发上的毒物是沾染上的呕吐物，那么你怎么证明这些砒霜不是后来的人带进去的，特别是，光绪的墓在1938年就被盗过，尸体被拉出来，现场早就破坏了呢……

“那天在会上我发言时，有人就认为我是反对戴逸的观点，其实不是。”朱金甫说，我只是觉得戴逸先生当时说得太绝对了，现在根据现有的检测报告，还不能成为“铁论”。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朱诚如对于钟里满的工作明确持肯定态度，不过，他也表达出了一种谨慎：“自然科学发展到现在，用高科技的这种手法，来解决历史、人文社会科学里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这是比较典型的。关于光绪皇帝的死因，这个问题是解决了的。从理论上说，从过去的档案上说，确实有（毒杀）这种可能性。现在又有这种现代的手段来证明，那我们就认定。老钟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他能联系到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人，帮他做这个检验，他的最大的功绩在这里。”

“不过，我希望他接下来的工作能够做得扎实。我们对社会公布了这个报告，就能听一听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人家有没有反驳，我们再去做一些研究。”

钟里满对于史学界的那些反对之声很清楚，但他不以为意：“测试结果报告发表后，到现在，已经将近十年，测量界和法医界完全没有异议，而且中国科学院三位院士对我们的测试结果和结论，均给予完全的肯定。

社会上的不同看法主要有五种。

第一是认为，陈宝蓉的书上说，当年测试过，没有毒物。虽然将委托之人误记忆为周长锁，但测试一事，是否确有其事？的确，课题组后来采访到考古队员夏清海先生，他说是他请示陈宝蓉后，取了光绪的骨头到保定地区公安局测试的。具体单位是防疫站。其实，防疫站不属公安系统。看来是考古队的理解有偏差。况且，即使是当时的保定地区公安局，也不可能具备测试微量砷元素的设备。陈宝蓉先生也已经在再版的《清西陵纵横》一书中，将测试一段文字删去。

第二是认为1938年崇陵地宫被盗后，到1980年再次打开整理之间的42年，有人再次进入地宫，故意向光绪的尸体上泼洒砒霜。其实只要认真查一下考古队的报告和课题组的检测报告，便知这种看法完全不成立。

第三是有人以现代做动物标本的概念，认为皇帝死时会涂上砒霜防腐，看来是不熟悉古代典章制度。

第四是有人认为，光绪是慈禧的外甥，因此慈禧不可能杀他。看来是对中国通史不熟悉。

第五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个教授，写了一篇《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的长文，以偷换科学基本概念的手段，用一支生花妙笔把砒霜说没了，乃至今天还迷惑着很多人，实在令课题组称奇。砒霜被用现代科学手段测出，是一个客观事实，谁不承认这一点，可以再去测试就是了。

我本身不是搞历史的。我不需要知道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关系好或是不好，我是用刑侦的手段，来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

谋杀案的具体拼图

在2008年对光绪遗体遗物的检测工作告一段落后，钟里满开始了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揭示“既然光绪是被砒霜毒死的”，那么什么时候下的毒，如何下的毒？谁下的毒？

从2003年到2008年这五年主要是做检测，钟里满依靠的是与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当然更有清西陵的密切合作；而从2008年直到2013年这五年，对下毒过程的考证，钟里满基本都是凭一己之力，扎进了档案堆里，正因为钟里满不是搞历史的，他反而少了很多包袱和束缚，能找到历史学家们看不到的或是熟视无睹的材料。他把考证的资料范围，限制在一个很小的，但非常可靠区域之内。

钟里满说：“我以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如上谕档、脉案、内务府《带医档》《日记》等）、参与诊治光绪皇帝的医生之回忆录、目前能搜集到的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的日记、内务府提供给《申报》的消息内容和《宫门抄》，以及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儿子察存耆根据其亲历所著《关于光绪之死》等为依据，进行考证。至于外围的传世文字，经查验后，发现出入太大，不易分辨：即使那些认为光绪帝是非正常死亡的材料，也多与上面所举的资料相冲突。”

钟里满先做了一个排定。从光绪去世的前十天每天的记录来查。为什么要查这十天？因为根据现代法医的经验，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的人，一般地，要一小时以后发作（不会有“七窍流血”），然后“数日内死亡”。“这个数日，应该不超过十天吧？ 那我就从光绪死前的十天查起。”钟里满说。

光绪死于十月二十一日。此前十天，紫禁城里正在给慈禧太后过生日。生日庆贺一共举行了三天，从十月九日直到十月十一日。从官方的记载，光绪这三天都出席了祝寿活动，健康情况正常。十六日，光绪早朝接见的大臣之一，就是后来在民国时当过教育部长的傅增湘。十七日，光绪上了早朝，但是，到当天晚上，情况突变。这正是本文开始时所描述的种种事实。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引了载沣（军机大臣，后来的摄政王）在光绪死前三天的日记，但最关键的十七日却没有引。于是钟里满千方百计地寻找载沣日记的全文，辗转找到了群众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但最终也没能看到原文。2014年的一天，钟里满在逛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时，意外地看到载沣日记已经正式出版上架了，他惊喜万分，当场站在那里把书翻开就去查十七日和十八日的日记……

钟里满的总结是： “根据官方的记录，光绪最后一次上早朝，最后一次批奏折，最后一次吃晚饭，且饭后发出两道紧急延医的上谕，这些均蹊跷地集中发生在十七日。那么他中毒的时间只能是十七日的晚饭时分。而且，这个结论是唯一的。还有，光绪虽然已经服下慈禧的赐食，但在一小时后发作之前，表现与正常人无异时，慈禧竟然命人将光绪皇帝的棺椁抬到乾清宫，准备光绪皇帝的后事。仅此一事，就无可争辩地说明，慈禧太后是谋害光绪皇帝的幕后指使之人。

我的方法和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略有不同。砒霜被测试出是‘地下的’客观事实。但不可能有一份‘地上’的历史资料上直接记录了慈禧命人毒杀光绪的命令。如果没有现代法医，我们就不会知道砒霜中毒‘数日内死亡’，更不知道‘砒霜中毒后大约一小时发作’，即使有了这些‘地上的’资料，我们仍旧断不出下毒的日期、时间和下毒的主使人。我们是在现代法医知识的帮助下，才从历史资料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在法庭上，即使当事人矢口否认，只要证据完全确凿，即可定案。历史考证的道理与此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我找到了两组独立判断慈禧毒杀光绪的证据，都收在这本书里了。”

钟里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十年，我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所有的时间，包括节假日，都用在这上面了。我坚持测试结果是第一位的，是学物理出身之人的应当之分。整个过程，如前所述，也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一百年来，这个机会既然让我遇到了，就一定不能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