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以下简称《学海》）是当代十位古典文学研究名家访谈录的汇编，拜读之后，不啻穿越回数十年前，随学界前辈一路走来，看遍沧桑。难忘该书《后记》两句话：“有意义的工作，形式多种多样，不是只有写论著、写论文才是有价值的工作。”“这五年，我只做成这一件事。人这一生要做成一件事真大不易。”前一句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研究员，是为着鼓励杨阿敏继续从事学术访谈。至于第二句，则是《学海》编者杨阿敏的甘苦之言，是埋头做事者完工后的一声长叹。
我以为这两句话，点明了《学海》的学术史意义，也道尽这本书出版的艰辛历程。杨阿敏出身普通本科院校，怀揣对古典文化的热爱，先办“尔雅国学报”、“尔雅国学”公众号，后又辗转多个文化机构工作，历经千难万苦，而因缘际会，终得以访谈学界名家，成此《学海》一书。这一路走来，杨阿敏写下了一个年青人争气的故事，造就了当代一个普通青年读书人成事的传奇。
杨阿敏编，《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崇文书局，2023年
《学海》出版以后，受到许多人文学者的关注。吴承学先生慨为作序，认为《学海》是“一代学人的集体记忆”，赞扬了一代学人的学术史贡献。刘宁先生在《人文学者如何做有个性的学术》的书评中，揭示《学海》里那一代学人如何达成有个性学术的宝贵经验。两位先生从学术史层面高度概括了《学海》的价值，指明了学术研究的向上一路，使人备受鼓舞。而在学术史之外，我想，《学海》所展示学人“争气”与“成事”的精神，尤值得我辈青年学人借鉴。事实上，“争气”与“成事”，是杨阿敏编成《学海》这件事使我最感动的两点，也是我拜读《学海》之后，从十位古典文学名家身上受教最多的两个关键词。2023年11月10日，我在武汉召集“文献边缘与清代文学”学术工坊，在圆桌讨论环节，特为拈出《学海》中这两个关键词，与青年学人共勉。
在我看来，书中所示十位名家漫游学海的经历，学术领域不尽相同，学术个性各有差别，然所展示的“争气”精神、“成事”办法和“向上”理想，于今读来，令人感动，甚而使人不免慨然兴向慕之志。
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在历史和国家面前，个人的命运往往微不足道，然而《学海》中的学人，却始终流露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奋斗精神。这其中，最年长的谭家健生于1936年，最年轻的傅刚生于1960年。他们虽年龄略有差异，但遭遇重要历史事件和各类运动之频密，是此后数代学人所罕觏的。具体而言，他们成长于较为混乱的时期，连基本的读书求学都因稀缺而可贵。为获得更好的读书环境，他们顽强奋斗，不懈拼搏，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命运抗争史。
每个人和学术结缘都有其独特的际遇，这十位学者踏入学界，机缘不一，究其大略，也有一些共性。那就是他们最终得以栖身学界，均是个体不屈不挠向命运抗争的结果。如谭家健亲戚长辈中本有不少知识分子，其三姨夫是北大教育系毕业生，湖南著名的成章中学的校长。这种家庭氛围，为他的学习生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命运的齿轮却将谭家健引向北方，彼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谭家健敏锐地意识到，“明年要土改，家里没有钱送我读书了”，于是毅然参军。抗美援朝战事结束后从部队转业，谭家健有意报考大学，彼时他的学习状态是，“别人七点钟起床，我六点钟起床，别人十点钟睡觉，我十一点睡觉”。半年多以后，谭家健考取了北京大学，由此最终踏上学术之旅。
和谭家健有类似参军经历的著名学者，前有黄仁宇，和他同辈的则有北师大资深教授黄会林等。战争当然不是促进学人快速成长的必要条件，只是经历过战火淬炼的学人，往往对人生的机遇会有更深切的体味，从而迸发出强烈的生命意志去捕捉每一个机会。谭家健1976年进入《红旗》杂志任编辑，他说，“《红旗》杂志要求很严格，不仅从政治上反复审读，而且对语言文字也仔细推敲，尽量做到没有多余的字词句和不准确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比《新建设》审稿水平要高一个层次。这一年使我得到一次极好的学习和历练，在我个人经历中值得记上一笔。”命运总会给人生开各种玩笑，虽事后可笑称为磨炼，但在当时，如果当事人不善于把握，随波逐流，那命运之手的安排绝对算是无情捶打。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葛晓音条件较好，舅公是著名画家钱松喦（1899-1985）。本来，葛晓音已寄送画作给钱松喦审阅，钱认为画作很不错。要是那一年全国美术院系招生，也许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就少了一位重量级学者，而绘画界倒要多出一位海派画家了。可惜1964年全国工艺美术院校不再招生，葛晓音最终考入北大中文系。这样看来，似乎命运巨手决定了个体的际遇，可是我们看后来葛先生从新疆再回北大，却就是与命运的万里抗争了。1968年，葛晓音大学毕业后，分到新疆昌吉芳草湖农场，因绘画才能调回总场。后来又凭绘画本领，调入昌吉回族自治州宣传部。此后她再调河北兴隆文化馆，原因也仍是绘画。这一代学者，或被命运捉弄，或被命运折磨，但冥冥之中，他们心底始终埋藏读书的种子，最终促使他们靠近学问的殿堂。而这，大概也是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从赤脚医生而踏入大学的缘故。此类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在这一辈学人身上，不胜枚举，譬如“从农民到博士”的赵敏俐教授身上也有这类令人称道的往事。
《学海》中陈洪教授访谈部分书影
自然，抗争不是无谓的牺牲，他们这一代人向命运抗争，不断奋斗，也有一些小窍门。如邓小军英语不好，考研、考博难度不小，但他极有办法，考研时打定主意，“认定必须报考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术权威，在当地学校能够说上话，能够促使那个学校破例招收我”，于是他选定安徽师范大学的宛敏灏（1906-1994）先生。宛先生早年即出版词学专著，后又长期担任学校教务长。果不其然，邓小军被录取了。邓小军说：“我不管什么学校，必须要考上，我才能够不中断我已经开始的求学生涯。”考博时，邓小军选择霍松林（1921-2017）作导师，则是因为“他在陕西师大是很有地位的，我外语不行，只有他能帮我”。自然，霍先生果然帮了他。
不管怎样，总要读书，总要成事，这一代人的求学经历，恰如贝多芬所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也正如邓小军的老师赖高翔先生赠其诗作所云，“由来才士成亏梦，尽在英年锲舍心”。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何况他们所要的只是读书，只是学术研究而已。
机缘巧合，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抗争命运，代不乏人，抗争之后而终于踏入学界，成为学术进步事业的一分子，却毕竟需要一些机缘。这种机缘，在许多教育史和人物传记的相关论述中，有相当的记载，而访谈式的《学海》，由前辈口述中娓娓道来，予人以相当多感性的体认。这种体认比一般阅读体会来得亲切，也更容易启人思考。譬如谭家健先生的家庭教育，母亲能教诗，而父亲看作业只点评、不修改，只是为他讲了不少小说。这种传统倒颇有点清季以来家教的遗风。而从诸位先生的讲述中，可以看到阅读终是他们走上学术道路的垫脚石。一个个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的阅读故事，呈现了不同时代的阅读书单。在谭家健1940-1950年代教育经历中，这份书单包括传统私塾教育的“四书”、《左传》《资治通鉴》等，也包括《镜花缘》《西游记》等小说，及至他入了新式学校，则这份书单又增添了冰心、胡适、鲁迅等人的著作。至于西方著作，则有《鲁滨孙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爱的教育》等。1949年以后，谭氏的这份书单还增添了周立波、丁玲、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以及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等等。我于是看到教科书的变迁，看到教科书型塑的学人成长轨迹，也看到现代学术之可圈可点之处。现在学人的诸多学术机缘，原来竟为教科书所深刻影响。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曾经的书，人们遗忘了，许多曾经的教育制度设计，人们也不甚了然。正如葛晓音特别担心现在的研究生，以为他们脆弱、不能吃苦，于是师生关系往往颇为微妙。可是在五六十年前，北大居然有一项很好的老师课后辅导制度。在葛晓音的回忆中，这项制度温馨而美好，因为每星期任课老师都会到学生宿舍进行答疑辅导。葛晓音是课代表，每次都去接林庚先生，风雨无阻。这种机缘也为她后来和林庚先生的密切交往与合作埋下伏笔。
印象中，葛晓音很少谈治学的方法。她说，“我这个人是从来不去预测将来的。因为我是一个实践派，我总觉得什么事情能不能往下做，最好是做着看，能做下去了，那就说明这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我以前很多论文题目都是后面一篇从前面一篇中扯出来的”。即便对所谓的文学本体研究，葛晓音也认为，“只要是从文学作品中读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都可以算是文学本体的研究”。她的话重视那么直截了当，故而每一回谈起治学经验，也是掷地有声。譬如，她宣称“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等金句，早已广为传布。而在《学海》中，葛晓音还多次谈及恩师陈贻焮等人的诸多论述，她记得陈贻焮先生说，“我们在背书、考据、学术的功底上比不了前人，但一代有一代的学风，不要妄自菲薄。搞学问应当有点野劲、生气勃勃，才能突破前人的饱和状态”。绍述师说，不惟在说明所学渊源有自，更可见葛晓音在研究方法上有相当的自觉。
《学海》中也有意地披露了一些治学的窍门、学海的金针。譬如，薛天纬谈及诗歌注释，特别提到读研究生时，王利器先生在课上强调，“一定要把卡片做起来”。薛天纬对此别有体会，他说，“遇到一个感到有疑问的问题，要准备解决它，就得先做卡片”。薛天纬这样的认识，也是这样实践的。他认为，“进入专业研究之后，一定要想问题，遇到一个感到有疑问的问题，要准备解决它，就得先做卡片”。卡片研究法，是那一辈学人的治学法门。葛晓音对此也特别注意。但她所谓的卡片法，“不是抄资料，主要是记读诗的直觉印象，有类似的现象就把它归纳成一个小观点，再从一个这一个个小观点里提炼出一个大观店，这才能说出什么审美价值、艺术规律来”。如今，成名学者谈治学方法的多，然多高蹈虚空，在年轻人眼里，有时未免是“英雄惯作欺人语”。
除此之外，《学海》一些片段，也有诸多学术研究的启迪。如谢思炜说，“与西方诗歌相比，中国文人诗歌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不在于它的意象性，它的神韵、格调等等，而是它进入社会、进入历史的一种特殊方式，即自传方式。自传性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乃至小说、戏剧之外的其他文体创作的一个首要特征”。近年我对中国古代日记多有关注，谢思炜这段话似乎启迪了一些尚未明晰的研究进路。
《学海》揭示了前辈打开学术窗户的历程，也无形中为未来的研究打开了许多扇窗户。在我看来，《学海》中有些内容牵连来读，无异于一部现代学术史被遮蔽的局部。如傅刚谈早年从马茂元（1918-1989）先生处受教，提及老先生谈话多有好的见解。偶及马茂元先生住在上海结核病医院，同住者有华东师大叶百丰（1913-1986）教授。傅刚仅提及“叶家跟马家是世交，叶先生跟我们说马先生属于不世出的人，他平时的讲话应该录音下来”。我因此对叶百丰教授发生兴趣，逐渐知道他是讲授古文极佳的教授。辗转而发现吴格先生所撰《叶百丰与〈韩昌黎文汇评〉》一文极精采，不免要抄录如下：
“（叶百丰）老师抱病选编《韩文评注》，全稿初就，旋即下世。遗稿由门弟子洪君本健整理，请序于与老师有三世通家之好的马茂元先生。……八十年代中期，两位老人因同样的痼疾（肺气肿）养疴住院，同处一室，相伴四月之久。‘风雨连床，乙夜谈心，相知愈深，情好弥笃’。因此老师编选《韩文汇评》的旨意，早已向马先生述及，经马先生在数易其稿的序文择出：‘唐宋古文，世称八家，八家首推韩氏。昌黎自称其文不专一能，怪怪奇奇。盖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挥斥纵横，不轨故常之迹，斯谓之奇……是以读韩文者，如历岱宗，入匡阜，随远近高下，横侧向背，晴雨晦明，朝晖夕阴，而所见各不同焉，苟非循声逐响，赞毁随人者，必皆有所得。’老师素推崇韩愈文章，加以潜研有素，熟读诸家评点，所以选出韩文中为世传颂的名作七十八篇，别择诸家评语的精粹，汇为一编，以惠后学。汇评既总结了前任学习韩文的心得，又示人以学文的范例，选编辑评，深具手眼，这又恰好体现了桐城文派所重视的选家眼力，其间甘苦，自非轻言著述者所能想象。”
由读吴格先生的文章，始悉叶百丰教授为叶葱奇弟弟，而叶葱奇之著述，我从前稍有了解。近年，我所整理的《陈曾寿日记》多次提及叶浦孙、叶葱奇在“满洲国”行迹。今因《学海》，使我对叶氏父子有更深的了解，也发现了研读韩愈文章一部新文献。
张寿镛致叶百丰信，引自《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藏名人手札》
向着学术高地迈进
在学术的起步阶段，人们仰赖各种偶然的机缘，在懵懂中打开一片天地。可能来源于一门课程，来源于一些经验，来源于老师的一句话，继而开始学术的跋涉。不过这时候的学术，正如初次恋爱一般，谁也不知究竟是否合适，只好先接触接触看。及至在学界稍能立足，便不能不有所改变。有的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有的人则终于开启新的征程，是所谓“中年变法”、“衰年变法”。
自觉的学术道路选择应当有明确的学术史认知，从而寻找到与自身才性较为契合的学术领域和方向。此处特别考验学术眼光，倘若选错了，不能怪师友，只能怪自己眼力差。这也必然是对学术韧性的考验，是衡量学者能否坚持，最终守到开花结果的重要指标。
有的学者一辈子未曾有学术的自觉，未曾主动开辟一个学术园地。这样的学者也许幸福，也许平顺，然总难成为可师可法者。因他所生活的世界，正处于类似罗尔斯《正义论》所说的“无知大幕”下，而不会是劈开一条路，拼出的广阔新天地的。正如先哲所言，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未经选择的学术道路，我总以为也不值得过。
读《学海》，能见出这批学者在经历过短暂的海绵式的知识吸取之后，很快主动选择愿意投身的学术领域。在傅刚而言，研究《文选》，本是导师曹道衡（1928-2005）先生所定，但后来意外打下一片天地，就成为终生志业。而那些散发特殊人格魅力的学者，更使人鼓舞，引人向着学术高地迈进。读《学海》中《我戴天山明月来——薛天纬教授访谈录》一篇，印象很深的是薛天纬回忆老师傅庚生（1910-1984）时，说：“傅先生教我们做研究，常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即抓住一个问题，一定要研究透彻，而不要把面铺得太开，浮光掠影，最终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他也教我们如何做人，教诲我们‘做人不能俗’，他最看不起‘俗’人。”这种治学和为人的教诲，不知怎地，我总以为是一贯的，是要求学者在学术和人生上都志向高地。
傅庚生名作《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开明书店1948年版
人不能在世俗的泥潭打滚，在学术上更要往高处走。记得程千帆（1913-2002）先生曾对学生吴志达（1931-2020）说:“没有一个专门搞通俗读物的人而可以跻身学林的。这类的东西，写一两本就可以了。”而在《学海》中，赵敏俐回忆与老师杨公骥（1921-1989）先生的谈话，就更令人触动了。赵敏俐博士入学后，第一次见杨先生。杨公骥劈头就说：“你们来读书就是为了一个博士文凭吗？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们这一生也不会有多大出息。”
“务正学以言”
《学海》并非一部完美的书，由于口述，里头不免有些重复。由于担纲访谈整理等工作的多是杨阿敏一人，于是书中不免一些口误也未予更正。如第416页，谈及曹道衡先生外家潘氏门第显赫，说“从清初的潘世恩到清末的潘祖荫”，说潘世恩（1770-1854）是清初人物，不妥，潘世恩当是清中叶人物。再则，《学海》访谈的十位专家都是北方高校学者，南方学者尚少留意。今日虽然“环球同此凉热”，但南北学风毕竟有所差异，倘能访谈几位南方学者，则《学海》的代表性或更强一些。再有，《学海》受访者多是名家，而普通专家较少。事实上，“学海沧桑”，成功登顶者固然值得钦佩，而沧桑中平凡人的事迹似更能见出学人一般特点。自然，这些都是吹毛求疵。毕竟，教今之普通青年学者升级打怪的，有李连江《在学术界谋生存》《学者的术与道》等实战教材。教今之天赋型青年学者的，则早有严耕望《治史三书》、周勋初《艰辛与欢乐相随》等书为导引。
瑕不掩瑜，何况在《学海》这部书里，除了学人争气、成事等故事外，也别有一些谈资掌故令人莞尔。譬如薛天纬提及1982年西北大学主办中国唐代文学会，会务组为老先生登记返程火车票，詹锳先生递上纸条云：“我年老体弱，身胖体短”，接着下一句是“请订下铺”。还有关于苏渊雷先生的：“散会那天，会务组把苏仲翔（渊雷）先生送到火车站，没想到下午老先生又回来了，原来他独自在小酒馆里饮酒，误了车。苏先生随身带了一个小酒壶，餐桌上剩的酒，就灌进去，随时取饮。”这种掌故，非当事人道出，外人何由知道。尽管这些故事与前辈的学术功绩无涉，然所呈现的前辈活泼泼的样貌，却又使人更能理解他们的学术与人生了。况且里头的许多话，至今读来，依然颇可玩味。如罗宗强（1931-2020）对刘跃进说：“学古籍整理，不是将来一辈子干这一项工作。从你的性格特点、才思特点看，都不宜终身干这一行。学了这门知识，是为打一扎实之国学底子，以祈将来在文学研究上有大成就。”又如傅刚认为曹道衡先生的“研究成绩还远远没有得到认识”，是因为曹先生弟子较少等缘故。
使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杨阿敏请傅刚寄语青年学子时，傅刚说：
《史记》里面讲到辕固生告诫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句话说得好，从古到今都在传，但是公孙弘如果听他的，公孙弘就发达不了。现在这些青年学者你要求他都去“正学以言”，那他饭碗都端不住，你不是害他吗？所以，无话可说。只能凭良心，就看你追求什么。这话只能对自己说，不能对别人说，跟别人说，你不是害人吗？我不害人，只能是这样，我也改变不了大环境，大环境改变不了，所以在这个环境里头，既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坚持自己的良心，还能够生活下去，这个很难的。
不久前，傅刚教授来华中科技大学讲座，尽管忙得很，我还是恳请他写下辕固生告诫的话。我想此类诚意的话，大概只会出现在《学海》中，而绝不会出现其他堂而皇之的学术论文里。之所以请傅老师写这么两句，一是自勉，二是十分感念杨阿敏此书揭示了那么多前辈的学术、人生与心路历程。二十多年前，就有学者批评，说中国的学人自述书太多了，且多是自吹自擂，浪费了可贵的出版资源。这话自然不是无的放矢，但我以为，倘若能说些实话，指点迷津，这样的书何妨多出几本。
傅刚教授书“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2015年，杨阿敏在读本科时创办《尔雅国学报》，我不知从何处得到这个消息，且听说他还在高校免费赠阅，就索来一些报纸，以为鼓吹。可惜，我虽然尽力宣扬这份报纸，也鼓动同学们投稿，但我所在的岳麓山下，研究生们对此兴趣寥寥。我把报纸放到资料室，它最终可能变为一堆废纸。很显然，我辜负了杨阿敏兄的期待。后来我们续有联系，彼此略知行踪。只是各自在生活道路上奔忙，无由会面。
今年忽然看到《学海》的书讯，而编者赫然就是杨阿敏。有些惊讶，却一点也不觉意外。杨阿敏和我都是“阿卡林省”人，他来自吉安，我籍贯属抚州，虽未曾谋面，却时时能感知到他的乡邦情结，从他陆续整理乡邦文献并促成出版看，他恐怕也带有一些“拗相公”的脾气。有此志气，成《学海》一书，又有何难。不久之后，我收到杨阿敏兄的赠书。前后花费半月时间，我陆续翻完此书，受益不少。我的初步感受是，《学海》一辈学者早年坎坷，而在安稳年代入校读书后均精力过人，观点鲜明，且多能成一家之言。他们勇猛做事，终成知名学者。其间故事，确有足为后学矜式者。而杨阿敏，竟也在长途访谈及工作奔忙中，踏上了前辈行过的学术之旅。我为他高兴，更为今世布衣学子仍能有做事的空间而高兴。于是，不揣谫陋，写下上面这些话，一以自勉，一以为今之学海跋涉者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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