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瓦乔与巴洛克绘画

由上海博物馆出品的《大师导读：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近日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该导读邀请了八位中国艺术史专家学者，走进去年的上海博物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展厅，为观众导览。澎湃新闻经授权，选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先生的导读。陆扬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堪萨斯大学，从事隋唐五代史、中国中古佛教文化史、现代史学理论研究。

卡拉瓦乔 水果篮
约1599 米兰盎博罗削画廊

卡拉瓦乔 被蜥蜴咬伤的男孩
约1594-1595 英国国家美术馆

卡拉瓦乔 酒神巴克斯
1596 乌菲齐美术馆

2023年初，上海博物馆举办“从波提切利到梵高”大展，许多观众都被展览中卡拉瓦乔那张《被蜥蜴咬伤的男孩》（创作于1594—1595，英国国家美术馆藏）所吸引，沉醉于他笔下十五六岁的美少年。2023年底，浦东美术馆推出“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这其中就有卡拉瓦乔同时期创作的那件《捧果篮的男孩》（创作于约1595年，罗马博尔盖塞美术馆藏），这两件都是卡拉瓦乔比较早期的作品。

卡拉瓦乔既是巴洛克艺术的一位代言人，也是一个另类，甚至叛逆者。将他放回到整个17世纪，这实际上是西方美术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意大利仍然人才辈出的同时，艺术中心最有创造力的区域却慢慢移向其他地方，比如西班牙的委拉斯贵兹和法国的普桑，或者鲁本斯。那么巴洛克时代的艺术，与历史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不同对后世又有哪些影响？

以下访谈中，陆扬教授将带领读者一起来探索欧洲17世纪艺术的历史背景及不同艺术作品的内在联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

在反宗教改革的影响下，17世纪意大利和其他地区艺术发展的时代背景

陆扬：整个17世纪以巴洛克为主题的艺术，实际上跟当时整体的历史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要了解17世纪的艺术，我们也必须对这个时期整个欧洲的整体历史氛围有一个把握，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开端，宗教改革运动已席卷欧洲三分之二个世纪。以梵蒂冈罗马教廷为核心的天主教世界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冲击，17世纪恰恰呈现出教廷的两个面相，一是要全力应对这样的空前危机，另一方面也发挥出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主动性背后有相当的政治经济因素的支持，比如西班牙帝国不断在欧洲以外开疆拓土，神圣罗马帝国对罗马教廷不遗余力地支持等，因此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宗教改革运动。

鲁本斯 三博士朝圣 
1629 里昂美术博物馆

反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是以支持罗马天主教会作为主要目的，但实际上其内部已经呈现出很多有活力的新发展，比如耶稣会在传教方面的积极进取，教廷容纳之下的新文化和科学的实践，使得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影响下的文化世界显得异常活跃，其支持者中不乏各方面业精于勤之辈，他们的成绩为未来西欧文化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对16-17世纪天主教区域内宗教和文化发展的新评估是西方史学界这些年来最具成果的领域之一，因此我们不能以保守和先进这类简单观念来衡量这些变化。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期因为针对宗教改革带来的批评，天主教会也注意到个人与信仰的关系应该得到加强，这一点在巴洛克时代的艺术上表现得很突出。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从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强调和谐、强调均衡和普遍性的优美变得越来越个性化了，越来越突出情感表达的直接性，不再回避信仰中某些非理性的因素，比如激情，而且这些因素与支持为宗教信仰而投身、与上帝有更直接的对话，都有直接关系。艺术越发朝这些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对文艺复兴古典传统的巨大的矫正甚至反叛，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很多新的明潮暗流，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估量。

普桑 酒神的养育 
1628 英国国家美术馆

巴洛克在17世纪应该算是视觉艺术中声音最响亮的一个潮流，当然它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但它绝非唯一的声音，我们可以在这个单元里发现有一些可能跟它的来源非常接近，却发展出自身特色的艺术风格，譬如法国古典主义。本次展览选择了一幅非常精巧的作品，那就是法国画家普桑的作品《酒神的养育》。我们都知道普桑可以说是法国绘画史上第一个真正得到国际声誉的大师，他本人的艺术成就当然得益于意大利艺术的滋养，但是他发展出来的一种古典主义绘画语言在精神内核上已经跟巴洛克的艺术语言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因此普桑的艺术原创性极强。

伦勃朗 杜普医生解剖课
1632 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风潮。17世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时代，我们应该知道北方有伦勃朗以及许多重要的荷兰艺术家，他们已经开始和以意大利为核心的那一套古典绘画语言分道扬镳，将对绘画的工匠式的技术性强调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敏感观察相结合，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艺术景观，几乎达到了我笔写我生的境界。所以17世纪已经不只有一个声音，而是有好几个声音，而且我们会看到，很多其他国度的大师和意大利的大师之间，已经开始产生竞争的关系。

17世纪巴洛克画作之间有什么联系？其艺术风格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卡拉瓦乔 老千 
1594 美国德州沃斯堡金贝尔美术馆

陆扬：前面也提到过17世纪艺术的中心虽然仍在意大利，但是慢慢地就向其他地区延伸。整个单元首先是围绕着卡拉瓦乔展开的，其开拓性、革命性的绘画语言，对当时整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无论是接受它的还是排斥它的，都不能够忽略其存在，这点对我们理解卡拉瓦乔非常重要。卡拉瓦乔出生后六年，代表文艺复兴最高成就的提香去世了，而当二十多岁的卡拉瓦乔的绘画风格开始鲜明的那一刻，另一位文艺复兴巨匠丁托列托去世了。卡拉瓦乔的出现就像是命中注定。就今天艺术欣赏的品味而言，卡拉瓦乔受到热爱的程度可以说有增无减，但即便他以搞怪的面目闯入画坛的那一刻，他依然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和重视。这是奇特的现象，因为艺术史上有很多艺术家，或因其不同寻常而在一开始受到主流的排斥，或因其声誉随着时间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大起大落，卡拉瓦乔却似乎是个例外。从他艺术表现力日渐成熟以后，他就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知名度，受到高度认可。我们对他的理解其实一直在变化，但是他的声誉却没怎么坠落，这是非常少见的。所以他的画作为第一幅，我觉得从策展的角度是很好的选择，而且选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作品。

卡拉瓦乔 茱蒂丝斩首赫拉分尼 
1599 罗马国立古代美术馆

这单元里还选了两位其实受他影响，但是在题材的选择上，或者在这种表达的趣味上，跟他又有所不同的画家。一个是圭多·雷尼（Guido Reni，1575—1642），另外一位是萨索费拉托（Giovanni Battista Salvi da Sassoferrato，1609—1685）。这两位意大利画家都有巴洛克艺术的特征，也都受卡拉瓦乔的某些影响，接受了更为个人化的自然主义的绘画语言。所谓自然主义就是指绘画不再遵循那些古典的艺术法则，例如人物要怎么样的比例，构图要怎么样的均衡，而是强调更为逼真的艺术效果，强调对自然形态的模仿。它已经完全排斥了古典意义上的所谓美跟丑，而是要强调高度个人化的情绪和面相。

当然雷尼跟萨索费拉托两个人，他们的绘画题材是高度宗教化的，恰恰是因为这种宗教化的表现，使得他们在人物审美选择上和卡拉瓦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这两位画家在当时既受到卡拉瓦乔的影响，同时又努力维持原来古典主义的某些理想美，把它重新展现在画作里边。这两位画家的绘画很容易引发中国观众的共鸣，因为更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我们理想中的美的形象。

圭多·雷尼 希波墨涅斯与亚特兰大 
1618 普拉多美术馆

萨索费拉托的这幅几乎是现象级的圣母画像里，圣母低垂下她的头。画家用群青画出醒目的纯蓝衣着，和纯白的衣着部分一起，营造出一种无瑕而高雅的气质。光影从一侧照射在她脸上，在黑暗的背景下构成一个完美的虔敬女性的形象。而雷尼在画作中用即兴式的笔触画出抹大拉的玛利亚眼光朝向上苍，沉浸在忏悔的激情之中。抹大拉的玛丽亚金发披散，和萨索费拉托的圣母的虔敬姿态形成强烈对照。两人相较，萨索费拉托显然受到卡拉瓦乔绘画语言的影响更为明显，虽然透露出的气息很不相同。这两幅作品的艺术表达是比较容易打动一般观众的。两幅画与卡拉瓦乔艺术的交接点恐怕在于它们都刻意去彰显情感的强度（intensity），甚至达到一种迷狂的效应。这种强度固然带有宗教意义，比如反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艺术诉求，但也极为个人化。两位玛丽亚仿佛真实世界中的人，借用著名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的说法，就是“高度情感化的人物”。选择这样两幅作品陈列，我感觉并不仅仅是要体现出17世纪巴洛克艺术的一些特质，同时也是说明当时在卡拉瓦乔的影响下，艺术开始慢慢走向新的方向。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像雷尼和萨索费拉托的这些作品，从19世纪后期被西方艺术批评界视为比较肤浅甚至做作的绘画，渐渐失去了往昔的荣光，直至近期这些作品才又获得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萨索费拉托 祈祷的圣母 
1640—1650 英国国家美术馆

另外的三幅画选择的主题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它们都是跟风景的描绘有直接关系，而且出自三位艺术上关联密切的巨匠——克劳德、普桑和罗萨（Salvator Rosa，1615—1673）。这三位画家生活的年代差不多，他们都从意大利的古典传统里形成他们的绘画风格，但却又都致力于创建新古典主义的绘画模式，同时各具特色，互相之间形成鲜明对照，同中有异如克劳德和普桑，而反差强烈则如克劳德和罗萨。所以说风景画这种体裁是让我们了解这种联系和差异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这三位画家做出的不同绘画风格的选择，这种差别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所认识。而且以各自的方式对后来包括英国绘画在内的西洋绘画造成深远影响。

我们同时应该意识到，这个时期，风景画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艺术门类。当然风景画并不只是在巴洛克艺术或者在17世纪的意大利、法国为核心的这样一个传统里边才有，在北方文艺复兴时就有了比较早的、丰富的风景画传统，更不用说17世纪的荷兰出现了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约1629—1682）和霍贝玛（Meindert L. Hobbema, 1638—1709）这样纯粹的风景画大师。但与此前文艺复兴以来的意大利古典主义传统相比，这个单元的三幅画却呈现全新的方向。首先，它们基本都是在古典理想主义模式里发展出来的风景画，比如都是以一个希腊神话或基督教故事作为主题框架。但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将风景置于主角的位置，风景的描绘成为绘画要传递的心境和情感的方式。这样的风景画强调的虽然也是美，但并不是通过对自然的模仿而达至，而是画家相信他们创造出来的自然景观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是超越我们用肉眼所看到的纯自然，是理想中的自然美。

雷斯达尔 玉米地
约 1660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

萨尔瓦多·罗萨 墨丘利与不诚实的樵夫
1663 英国国家美术馆

当然三位画家中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完全信奉这样的信条，有的开始走向反叛，最明显的例子，也是我个人觉得很高兴能看到的，是萨尔瓦多·罗萨的巨幅风景名作《墨丘利与不诚实的樵夫》。我觉得这三幅画的选择是巧妙的，它们提供了三位当时最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画家标志性的作品，当然克劳德的成就集中于风景画，罗萨和普桑的成就则不限于此。其次也让我们看到，即便在这个传统里边，就像我刚才讲的，它仍然充满变调，三个人在处理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对自然景观的人为的构建方面，做出的选择并不一样。

归结起来，巴洛克时代的艺术世界已然呈现多极现象。同时它也更像雅努斯的双面，一面朝向过去，一面则注目未来。但无论卡拉瓦乔还是普桑或者委拉斯贵兹，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文艺复兴艺术风格的最后的辉煌，而是照向未来的巨大光束。

《大师导读：从波提切利到梵高》 上海博物馆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