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武(1911-1957年)，又名洪保，字之屏，我国现代著名明史学家，兼治朝鲜史和近代外交史，成果丰硕，造诣很深，向为学界称道。
王崇武的治学态度是极为严谨的，友人评价他不太爱发议论，拿手本领是做“细工活”，这在他的名著《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以下简称《考证稿》）一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王崇武著，张金奎编，商务印书馆2024年1月版
《考证稿》一书实际完成于羁旅李庄期间，由商务印书馆于1948年出版，全书共分为七章，其中《叙言》《明惠帝史事之传说》《论皇明祖训与明成祖继统》等章节曾以独立文章形式提前发表，出版时略做修正。
靖难之役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自明中后期即有王世贞、钱谦益等学者陆续展开考证和研究，但由于朱棣即位后焚毁了建文朝大批档案，重修《太祖实录》等，致使史料匮乏，“官书曲解史实，野史漫无根据，皆非信史”，相关研究虽然一直延续到清代，且有朱彝尊、王鸿绪等大家参与，特别引人注目的发现则始终很少见。
明成祖朱棣
在王崇武看来，“明代政治制度之巨变以靖难一役为分野”，“所谓靖难事变者，不仅关系朱氏叔侄之王位继承，抑且为一代制度之改革关键”，值得深入研究。在他看来，靖难史料极其贫乏，“官书之讳饰既如彼，野史之无稽又如此，自皆非史事之真相，今欲探讨当日史实，必须于官书与野史之外别拟假设，而于其他史传文集及官书之不经意记载中搜寻旁证”，于细微处发掘，“考其内容先后改动之故”，或可有意外的收获。故其首先将《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燕王令旨》三部史籍，佐以《朝鲜王朝实录》等资料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靖难记》于《令旨》所载者已大加删润，惟文义之间，尚相差不远，仅去其极端可笑之处而已”，“至《实录》所载者，与《靖难记》及《令旨》则完全不侔”，《燕王令旨》以及姜清《秘史》中所载“燕王上惠帝书”才是当时的原件，“《靖难记》较当时书檄已有改易，《实录》复袭《靖难记》文又粉饰之”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在此基础上，他又以类似方法对野史记载中的建文帝诸种传说以及与官书记载的诸多矛盾之处做了细致分析，指出“惠帝故事，以本身之凄哀，故其传布社会，亦深入人心。此物语遂由简单变复杂，由模糊变清晰，由历受压迫，变为迭次报复。时历二百余年，流寇巨酋李自成犹假此以为倡乱口号，明遗民李清、张怡等复深信国变之故为惠帝复仇。迄今边区荒远，尚有自托为惠帝后裔者。而凡尽节诸人之子孙，并得保全荣显。反之，成祖及其臣僚则尽遭谤辱，传说虽与史实无关，然可以考见其发展演变之方式，且可见民间之正义与同情，亦有其不可磨灭者也”。这一结论对民国乃至当下的建文研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对于靖难之役本身，王崇武在第四章中做了具体研究，得出太祖并非暴卒，建文帝未阻止朱棣进京奔丧，靖难军总体上采取的是各个击破战略，“成祖虽处四围之局，实仅一面作战”，所谓不杀叔父的诏书并不存在，实际是南将盛庸欲生擒朱棣失败，“而野史讹传”的结果等一系列新颖观点。
《祖训录》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的重要法理依据，王崇武从朱棣妄称马皇后为生母一事入手，对此进行了深度解析，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祖训录》流传广泛，无法篡改，且其中“明标不许庶子继统”，故不得不在“指斥惠帝不遵祖宪”的同时，攀皇后高枝。
太祖于庶嫡尊卑分别极严，《祖训》曾载庶子虽长不得立，成祖既熟读《祖训》之书，常闻师傅讲论，且此条（法律十四）与其所据以起兵之条（法律十三）适前后毗连，理无不知。若必依照《祖训》，则惠帝纵然焚死，亦应拥立嫡出之子……若惠帝嫡子文奎、文圭……等固健在也。若不依《祖训》拥立，则成祖之所以指斥惠帝，丑诋齐、黄者，适所以自诋，在二者不可得兼之时，因出冒嫡之策，故其上阙下书，于周、齐、湘、代、岷诸王仅明其为“父皇亲子”，而自称且谓为“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忝居众王之长”，实与《祖训》继统之义相照应，而为篡夺之张本也。而其后人又不能“自明所出”，只能将错就错，“此官书难言之隐曲也”。
但是祖训的规定在后来时常遇到执行困难，“明代诸帝于法祖口号虽相沿遵守，而事实方面殊难循旧规……故以兴献王继孝宗之统及以思宗继熹宗之位，皆与《祖训》不合。又光宗母王妃，而正后王氏无出，神宗之稽迟立储，固别有用心（欲立郑贵妃子），至所引《祖训》待嫡之说，则未尝无理，而臣之争国本者，反支离其词，曲解原义。然则《祖训》真谛，即明代淹贯故实之人，已不甚明了矣”。
朝鲜地处燕军控制区的侧后方，是靖难双方都需要争取的对象。相应的，在朝鲜史籍中也保存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史料，首先被中国学者重视的无疑就是《李朝实录》。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家，与此关系最深的无疑是明史研究的双子星——吴晗和王崇武。前者的贡献主要在于将与中国有关的史料从《李朝实录》中辑出，为广大学人提供了方便，后者则是直接利用《李朝实录》做研究的拓荒者。在《考证稿》一书中，《李朝实录》的引用频率非常之高，最集中的部分则是第六章《惠帝与朝鲜》。
在本章中，王崇武指出“惠帝在鲜，似遗念甚深”，“朝鲜不为成祖利诱，始终尊奉朱明正统，此种态度则殊可注意也”。而其根源，则在于建文三年正式承认朝鲜太宗李芳远为国王，“故示怀惠”，使其不再像其父兄那样仅仅是尴尬的“权知国事”。另外，本章引用了很多诗歌作为佐证，既是对宋元以来以诗文、小说为史料之传统的延续，也是事实上对陈寅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创的现代“以诗证史”“援诗入史”研究方法的呼应。
仁、宣交替之际发生的汉王朱高煦叛乱和靖难之役有颇多类似之处，故本书将《汉王高煦之变与惠帝史书之推测》作为最后一章。同样是通过将记载相反的史料“比较互勘”，指出汉王反叛的法理依据同样是指责“此谓仁宗不遵洪武、永乐旧制，与成祖诋惠帝背弃《祖训》者同，谓宣宗不当修理南巡席殿，与成祖诋惠帝拆毁宫殿，大兴土木者尤相类”，但成祖生前没有立汉王，也是因为“《祖训》有立嫡长明文，未必因仁宗之‘仁贤’与高煦之‘多过失’”。官修史书故意掩去汉王在靖难之役中的功绩，亦与永乐朝篡改史实类似，“太宗、仁宗、宣宗三朝《实录》所记汉王事，视作惠帝记燕王之事可，太祖、太宗两朝《实录》所记成祖事，视作汉王自记之事亦无不可”。
《考证稿》出版后，很快得到同道的赞扬。罗尔纲认为该书“惟陈寅恪先生《唐代制度渊源稿》一书足与媲美也”，“吾兄态度之严谨，征引之赡博，亦叹为观止”。当年的《图书季刊》在该书的推介语中则称该书“不在叙述靖难一役始末，而在撮举是役中若干史事，据以说明惠帝成祖双方对是役之看法，后来官书之隐讳与回护曲解，野史传说发展之用心，且示读史者如何搜求旁证与如何解释各种记载之道……是稿之成就，不仅在若干靖难史实之重新恢复真相，而更在提出若干实例以显示考史之方法”。应该说，《考证稿》一书充分反映出作者史材之高、考辨功力之深、逻辑之严谨、行文之浅显、结论之精当，上述评价无疑是中肯的，绝非无根阿谀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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