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人为什么融化》，弋舟著。
人性中总有些什么躲在蒙昧的角落戕害着我们，如果一切都条分缕析，我们可能会避免许多鲜明的痛苦，同时我们也将丧失许多隐秘的欢乐。文学正是在捕捉这些未明之事上才具有着优势。
读弋舟的文字，感觉他像飘摇在大海里的小船。城市生活的幽暗或明亮，孤独或迷茫，交织在他的笔下，如进入一片混沌的世界。但他分明又是目光坚定指向清晰。
“读弋舟的小说，我既忌妒又哀伤。我完全不知道他将把人物带向何方，或隐约知道人物去何方，却不晓得以何种姿态摆渡。但无论他将畸零者逼迫向哪里，我都知道，绝不是那个叫‘天堂’的神祗，而弋舟在小说里对小说技艺和小说语言近乎苛刻的追求和实验，既带有某种完美主义者的悲凉，也带有某种先锋者的慨然从容。”同为70后小说家，张楚的阅读感受应该更为准确。他说，这个叫弋舟的忧伤的小说家，是个真正骄傲的男人。
同为70后作家的梁鸿对弋舟的解读也深得我心。她说，弋舟在不断建构的同时，也在拆毁，甚至建构就是拆毁。世界如此灿烂，但又危机四伏。盛开就是颓败，沉默即是说话，它们辩证于同一事物的内部。弋舟的小说，贯穿着对人的本质意义的追寻，他的人物多在观念世界里游荡。可是，当任何事情都被放置于观念层面，而非肉身的层面来审视，这个世界必将是虚无且焦虑的。《等深》里面的那个父亲的莫名失踪和想要报复的少年，不单单是生活层面的失望和颓废，也是面对一个混乱时代的回答方式；《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尽头》都有失踪，都有对生命内部和自身精神的无限追问和犹疑，他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身上都带着疑问……这样的写作者，他不热爱生活，或者，他太热爱生活，因为他不想妥协。
之所以借助作家们的话，是因为我合上弋舟的书时，对自己的阅读理解产生了某种怀疑。我读懂弋舟了吗？他文字背后的精神和隐喻，我们读懂了吗？也许，恰恰怀疑，需要再次借助评论家的点评，帮助我们接近真实的弋舟。
评论家孟繁华所说：“他置身于我们这个信仰、信念、精神困境时代的纵深处，以深怀忧患的目光打捞并结构出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且直指人心。因此，弋舟既是一位属于过去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你的作品，每一部都要写一句献词？《刘晓东》献给母亲，《平行》献给父亲，《雪人为什么融化》献给姐姐……在《丙申故事集》中，你甚至“再一次永远地献给妈妈”。这些虚构的故事，和血脉相连的亲情之间，有何关联？
弋舟：这的确是一个小说家的“私情”。但我想理解起来也不会特别的困难。毕竟，我们还是赋予了写作之事某种崇高感的，将崇高的事物奉献给亲人，既表达了我自己对亲人的爱，同时也敦促着我在写作的时候“自我确认崇高”。我觉得可能后者更重要一些，一旦想象我的写作要交由亲人来检验，我的笔至少就不会过于散漫和懈怠吧。我所说的“交由”，并不是说一定会让他们读，更多的意思是那种精神的交托。写《丙申故事集》的时候，我妈妈已经离世，事实上，她也无法读到了。
中华读书报：《丙申故事集》和《雪人为什么融化》整体感觉似乎一脉相承。感情没有归宿的主人公，乱伦或违背常情的情爱……城市是幽暗的萎靡的，时代也是混沌没有方向的。我很想了解你在写作中的精神状态？
弋舟：一个作家肯定有着自己毕生相承的“一脉”。但你给出的这些描述还是令我有些震惊。如果我的小说就是描述着如此的景象，我必须反省自己的失败。因为，那不是我想要在文学中提供给世界的，甚至，它都有违我的信仰和我的文学观。作家与他的作品之间，可能会有神秘地相互投射，但是还好吧，我觉得我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精神状态至少和常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忧虑着一个常人应当忧虑的，喜悦着一个常人应当喜悦的。如果阅读我的作品只给你带来了这些观感，我愿意相信，那并不是出于你的误读，而是我的写作能力与我的写作目的没有能够一致。我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中华读书报：谢谢你接受我并非准确的阅读感受。我以为作为同时代读者，能够更为深切地体会你的作品——可能我读得不够多，理解不够全面。比如在小说《雪人为什么融化》中，网友飘摇因丈夫出轨产生报复心理，和潘布只在网上聊了三次就“鬼混”。这样的女人，却在后来潘布否认认识她的情况下找黑社会的哥哥“捍卫尊严”——阅读时难免怀疑故事的合理性。当然也可能是作为女性读者的一种狭隘认识。小说家对于故事的构思，在其逻辑严密性上是如何考虑的？
弋舟：是的，“同时代人”的阅读最为重要，我不是特别赞同那种“写给未来读者”的远大抱负。作为一个专业的阅读者，你对我的作品迅速达成的印象，一定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它们的某些特质，对此，我一定会认真对待。既然令你产生了对于“合理性”的疑问，那么这个小说一定是有所欠缺的。所谓“小说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要结合着小说的具体文本展开讨论。譬如，在《变形记》里我们就不会质疑卡夫卡将人变成虫子的合理性。但《雪人为什么融化》这篇小说基本上是以“写实性”的方法来写的，那么，我就得接受你“写实性”的质疑。现在看，它的说服力的确不是那么充分。小说家必须尊重故事的逻辑严密性，这也许都应成为小说创作的第一律令。可能更多的分歧，在于每个人对“逻辑严密性”的认识有所不同。有的人将镜子里的事物当做现实的投射，有的人只当它是泡影。但无论如何，一个作品应当经得起挑剔、乃至“狭隘”的审视，即使这很难做到，就像我们无从满足所有人的审美一样，但至少应当成为一个小说家用力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凡心已炽》刻画了一个为了男人或者说为了爱情不断挪用公款，从而走上不归路的女人阿莫。阿莫为什么成为这样的女人？男人有多大的魅力使她在深渊里越滑越深，我没有在小说中找到答案。至于那几个享受过阿莫公款的男人，小说中没有过多地描写，副教授只问过一句“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阿莫一句“偷的”就一笔带过，不了了之。能谈谈这个故事吗？纯属虚构？你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怎么看？
弋舟：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没有过多描写男人们，也许是因为这篇小说我原本就只想描述阿莫这个女人。当然，她是在男人的映衬之下才成为了小说中的那个她，但她并不依赖男人来完成自己在小说里的命运走向。阿莫的悲伤，也许就在于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什么所驱动。我们要承认，人性中总有些什么躲在蒙昧的角落戕害着我们，如果一切都条分缕析，我们可能会避免许多鲜明的痛苦，但是我想，同时我们也将丧失许多隐秘的欢乐。我觉得，文学正是在捕捉这些未明之事上才具有着优势。同样，这些说辞最终只能落实到小说里去被人检验，你觉出了遗憾，就表明这个小说留下了遗憾。
中华读书报：很多读者都发现，《我们的踟蹰》中有一个“眼”，就是来自《汉乐府·陌上桑》里面的“踟蹰”，“踟蹰”这个姿态重新成为现代人爱情姿态的一种象征，小说中的三个人都在“踟蹰”，都拿不定自己是不是真爱。这是否也是你对于现代男女之情的认识？
弋舟：是的，这部小说直接被那首古诗所驱动。我们的汉语真的很伟大，早早地就为我们提供出了准确描述复杂世界的词语。我挺反对用作品来套作家，但我也接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作家的观念。但是有个常识依然还是需要重温：小说不等同于小说家。“对现代男女之情的认识”，是一个过于宏观的打量，社会学家也许更有把握的能力，而一个小说家，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在捕风捉影。
中华读书报：《刘晓东》是一部被评论反复阐述的作品，但是你自我评价并不是很高？为什么？是否你对自我期许太高？
弋舟：老实说，我对自己所有的作品评价都不是很高。这可能也是作家们的常态吧，就像我们很难举出例子，有哪位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很高”。我想，这可能还不仅仅是因为谦逊，是因为，好的作家内心里总会存在着一个难以言明的尺度，他知道自己与标高的距离。自我期许高一些也不是坏事，而且，我认为好的作家还是应当对自己的期许高一些的，尽管，我的自我期许可能也不是很高。
中华读书报：“我梦见了金斯伯格/他向我讲述垮掉的生活”这句来自娜夜的诗，我倒觉得可以理解你讲述故事的基调：垮掉的生活。如果请你对笔下的生活做个概述，你会怎么写？
弋舟：顽强地重建着的垮掉的生活。
中华读书报：《丙申故事集》是你对自己一年之内要创作几个故事的硬性指标？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作家？
弋舟：是一个硬指标。但那实在不能算作是勤奋，许多前辈作家依旧保持着的旺盛的创作力，太令我们汗颜。事实上，给自己一个硬指标，也许恰恰是由于自己的不勤奋，于是才要用硬指标来矫正自己的懒惰。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下，今年我的“硬指标”是写一本《丁酉故事集》，这同样是出于我对自己懒惰的恐惧。
中华读书报：作为专业作家，必然会面临如何突破困境和如何保持叙述能力的强大及鲜活的考验。在这方面，你是如何做的？
弋舟：这是永恒的考验。而且我觉得这种考验也不是仅仅针对着一个专业作家，它可能针对所有的生命。我觉得，对文学的忠贞不渝，是应对这些考验的基本前提，就好像，对生命的珍惜敬重，才是我们不至涣散的根基。为此，我愿常怀警惕。（文/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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