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是“我们”

【编者按】

自2015年起，每年的3月30日为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因为这一天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威廉·梵高的生日，他生前可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并因此离世。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患者会经历躁狂和抑郁两种极端的情绪状态。本文摘自最近出版的新书《我能帮上什么忙？——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现场医疗记录》，该书展现了作者、精神科医生戴维·戈德布卢姆的真实诊疗过程，其中就包括了双相情感障碍。本文为该书引言。

戴维·戈德布卢姆，加拿大皇家医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

我在1982年投身精神科的生涯，是和安德鲁一起打壁球五年之后的事，当时我对这个选择所代表的意义抱持着天真的态度，我不知道我正踏入一门受到误解最深——而且最不受信任——的医学专科。我出身医生世家，而且受到担任精神科医生的岳父的启发，以为每个人看待精神医学的方式都和我一样：它是一门医学专科，能提供最复杂的诊断、最深刻的医患关系，以及最光彩夺目的科学新解。当时我年纪尚轻又经验不足，有这种想法可说是情理之中。

数十年来，我对精神医学的热情不曾稍减，尽管我的观点和理解已然不同：精神医学对我而言，仍然是智识上最具挑战、最兼容并蓄且最多样化的医学专科。精神医学的态度最开放，能考虑不同的致病理论，并且能将生物、心理、文化及社会因素融为一体，做出解释。我对我带教的住院医师说，无论是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他们先前受过的所有教育，都将与他们在精神科的工作产生关联。而且，我鼓励他们大量阅读，如此才能跟得上精神医学的脚步，因为这个领域的知识一直在扩展，智识范式也不断在演进。

更主观地说，我的性格充满好奇而且无药可救的外向，我醉心于精神医学赋予我的机会，让我每天工作时都能遇到不同的人，听他们说故事，试图帮助他们。我热爱这份工作的多样性：能在不同情境下为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的患者看诊、教学，与不同专科的同事共事、参与研究，并就精神疾病及治疗的主题进行演说。我的个性实在静不下来，也很容易感到无趣，无法每天重复做相同的事。

但是三十年后，我以为的大家都对精神医学拥有热情的天真想法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的我能认清随着大众对精神医学及精神科医生的观感而产生的强大影响力，这些力量逐渐累积，最终汇聚为一个充满不信任的环境，质疑我们帮助精神疾患者的能力。

当然，某些对公众信任造成的伤害，是来自精神科医生这个行业本身。精神医学的发展史上包括了各种流行的狂热、治疗的死胡同、违背和滥用伦理的作为……持续塑造了负面的形象；如果不愿承认这点，无疑是不诚实的。此外，这些负面观感也在影视文化的推波助澜下，使得精神病患和精神科医生的角色遭受嘲弄或丑化。现代精神医学与制药产业之间的紧密关系（有人形容为“与恶魔的交易”），同样无可否认地对诚信的观感造成伤害，而我们治疗的可信度，正是立基于这些诚信之上。

1950年代以前，对焦虑、抑郁、精神病症和躁狂的治疗都尚未发展出有效的药物，我认识的精神科医生中，没有人想回到那个年代，就好比没有人会怀念抗生素还没有发明的年代。可是目前的药物虽好，却仍然不够好。我们需要找出药物发展和临床评估的新途径，使试验结果的正当性不被利益冲突所折损。同时，我们需要加强非药物介入措施的治疗效果——当然是心理治疗，但也包括居住、就业、收入补助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介入。

社会对于精神医学的矛盾心理，部分出自这门专科在历史和法律上被赋予的权利，包括违反患者的个人意志，将患者留置医院，或是对特定的个案施予强制治疗。然而，这些权利与公众的恐惧或不信任，其间的关系并非一道简单的方程式，因为在多数加拿大领地内，包括我所身处的安大略省，所有医生——不只精神科医生——都有上述权利，至少在特定期间和谨慎评估且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境下是如此。特别令我关注的一点是，家庭医生、产科医生或外科医生能将患者留置医院七十二小时进行精神科的评估，以判定该患者有无能力为治疗做决定，而不会引发公众辩论或抗议活动，但是精神科医生对病人实施同样的权利时，却会引来许多批评。

我认为，剥夺人的基本公民权会引发相关的哲学思考，但叠加于这种思考之上的，却是对精神疾病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时常使得剥夺基本公民权具备了正当的理由。就个人完整性和身份认同而言，再没有比精神疾病更能威胁到这些感受的事物了。如果你的腿断了，你依然是你自己。但是如果你的脑袋坏了，你还是你自己吗？

精神科医生在这方面似乎怎么做怎么错。有些批评者认为，精神科医生太少使用留置病患的权利，使得那些处于急性期的患者无法获得治疗，直到疾病将他们推往灾难的边缘，甚至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有些评论者则认为，精神科医生只不过是社会控制的代理人，把那些不服从和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当成需要强迫介入的疾病来治疗。

多数社会长久以来都有隔离、回避及加害于精神疾病患者的传统。虽然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大幅改善，但现今流行文化中，讽刺精神疾病患者的情况仍然是可以被接受的，而换作其他形态的失能，这些讽刺方式早已是政治不正确的做法。

就算在健康照护工作者的社群之中，我也遭遇过太多专业人士带着怀疑或轻视的眼光看待精神病患及精神健康领域的同人（虽然对后者的批判程度较轻微）。令人难过的是，有报告指出，健康照护专业人士，甚至某些精神健康照护者，多少也对精神疾病患者抱持着偏见和负面的观感。

许多力量破坏了社会大众对精神医学的信任，其中最广泛，而且可能是最强大的力量，源于主流媒体传播关于精神疾病和精神病患的错误信息、迷思、偏见和污名（更别提治疗他们的人了）。你可以轻易联想到许多负面描绘精神病患或精神科医生的影视作品（例如定义了数个世代观感的电影《飞越疯人院》），但要从记忆库里搜出一部从正面着墨的影视作品，却颇为困难。而且，就算是正面描绘的影视作品，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此外，为了引发观众的同情心，病患的症状时常被浪漫化了，影响力被减到最轻。至于那些相对受到肯定的心理专业照护者，他们时常是不用药物的心理治疗者，而非一直逼人吞药的邪恶精神科医生；倘若他们是精神科医生，他们对患者展现的关心，也多半跨越了长久建立起来的专业界限。

电影《飞越疯人院》剧照

近年来神经科学的研究在脑部影像学和遗传学上大有进展，大众传媒不断强调那些令人目眩神迷的部分。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反映出科学发现带来的兴奋，但代价却是媒体无法聚焦于更平凡的介入措施，诸如住房、就业、社交网络，以及适当的临床照护。然而，相较于神经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上述措施其实更能对精神病患的生活品质和前途带来重大而迅速的改善。

有好几股力量试图污名化精神病患及照顾他们的专业人士，强调精神疾病并非真正的疾病，因此，精神医学也不算是一门真正的医学。这种论述所造成的危险在于，许多因病而苦的人会害怕到不敢去看精神科，也不敢尝试治疗。这些病人的症状可能是出现自杀意念，脑中有声音警告他们被追踪或监视；害怕反复发作的心悸与喘不过气代表了心脏病发而非惊恐发作；比起症状，他们更害怕吃药、接受心理治疗或考虑住院治疗。等这些病人被转介给精神科医生时，他们可能早就求助过其他医生或健康照护者，而且被告知他们的难题超出了现代医学的能力范围。或者，这些病人身边的亲友可能会以同样不信任的口吻告诉他们，精神科医生只是一直教人吞药，你们应该要多交朋友、上教堂、去跑步、做志愿者——提供除了看精神科医生之外的各种建议。

本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击退这种恐惧，让病患及家属安心，理解在他们需要寻求治疗的时候，将可以由受过丰富训练及督导的医生看诊；这些医生的职责是使病患身心得到照顾，而且他们会秉持专业，留意个人的论断，不会将（可能出于无心的）偏见加诸病患身上。当代精神科医生对自身专业的理解，不仅包含了过往精神医学史上的虐待案例，也必须清楚那些对精神医学研究造成损害、至今仍存在于体系中的利益冲突。同时，他们也了解以热切寻求对病患更好的治疗为号召的诸多作为具有绝对的风险，而身为精神科医生，不能无视这些风险。

这本书并非意图粉饰或简化现代精神医学，这个领域的确需要处理困难而且有时吓人的疾病，同时面对许多质疑。本书试图为精神疾病及精神科医生在帮助病患时所遭遇的问题提供诚实、有据且最终是个人的解释，并且刻画出精神医学这门专科的成就与强项。这么一来，我们希望有机会使那些潜在的病患、病患亲友，以及转介他们进行治疗的专业者，了解到精神科医生是一种怎样的工作，如何养成、如何治疗、如何处理那些属于医生工作一环的悲剧及恐惧，并且能理解所有用以支持诊断与治疗的科学证据的本质。

我何其幸运能邀请皮尔·布莱登医生与我共著本书。我们在二十年前认识，当时她是精神科第二年的住院医师，我则是精神科主治医生，在她训练期间担任督导。在我们一起写作的过程中，皮尔和我一次次反省各种信任的核心议题，包括医患之间、精神医学与社会之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以及我们与读者之间。我们都同意，如果要与读者建立起信任的关系，承认我们对精神医学的偏见和论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传统形象中全知全能却永远保持客观的精神科医生，并不能妥善尽到这一行的职责，也因此，传统倾向于将他们描绘成冷漠傲慢，甚至有点没人性的形象。

正如你即将在书里看到的，我在工作与生活中一点也不客观。我有时麻木、傲慢、缺乏耐心，是个无药可救的表演者，也常常讲些无趣的笑话。一如你即将看到的，我的专业志趣与行事作风，绝大部分受到家庭的影响。但是我希望，当时那个（至少对我的亲友而言）无法预料的生涯抉择所带来的结果，使我得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医生，以及更好的老师。这个选择不仅符合我天生好奇外向的性格，也让我能够更加了解苦于精神疾病的个人及家庭经验，并且帮助我更加了解自己。这个抉择也让我能够怀抱谦虚的态度，在专业中坦承能力之极限，以及作为医学专科之一的精神医学所能成就之极限。

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我对精神医学及其他医学领域的想法，也改变了我自己。在诸多讨论后，皮尔和我决定把这些事件纳入本书中，以凸显精神科医生与患者的生命交会之处。精神科医生的自我反省，使我们得以保持诚实，并帮助我们与病患建立信任的关系。我认为，如果希望患者能够主动寻求并接受医生的帮助，相较于医患关系的其他面向，信任感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使读者了解我们这一行，皮尔和我将带领你到现代精神医学的最前线——我工作的精神科医院，也是加拿大最大的精神科医院。我们会到急诊室、急症监护病房、住院病房、电痉挛疗法治疗室，以及门诊处。我们会介绍每天与我一起工作的护士、社工、第一线工作人员、精神科住院医师（合格医生得接受额外五年的训练，方能成为精神科专科医生）及行政人员，这家医院每年为三万名以上的病患提供照护。

书中不讳言精神医学领域过去令人不齿的作为，也会介绍许多精神医学界英雄的故事，这些人以努力不懈、充满创意且符合伦理的方式，推动了精神医学的研究，进行人道且富有想象力的治疗革新，更改善了病患的生活品质。他们的故事成为精神医学界传承的标志。我们将以下两者并列：精神医学领域最令人兴奋的神经科学发现，以及不那么新潮却更具实用价值的创新作为，包括远程精神医学、住房计划，以及实证心理治疗。

最重要的是，你即将见到我的患者。本书出现的案例，有些是获得病患本人同意的真人实事，有些则是以我多年经验为背景所创造出来的虚构故事。这些人现身于我工作的医院，而我的职责是要说服他们接受帮助，即使他们似乎不可能完全接受。

为什么一个听到声音说自己受到激进宗教团体监视的中年男子，要向一个陌生人（尽管他是医生）吐露自己的疯狂？为何一位陷入产后抑郁深渊的母亲，虽然担忧吃药会影响哺乳，还同意每天吞下药丸？为何一位与成瘾搏斗的医生，在可能失去执照的情况下，愿意信任精神科医生，坦承病情？是什么让一位受到家人性侵的十五岁原住民少女，愿意对医生透露她无法跟父母开口的事？为什么这些人会来求助？答案是什么？这些人都在受苦，而正确的精神科照护能够提供理解、信任、支持，及希望。

在我执业的三十年岁月中，我曾经多次想起那一次见到安德鲁的事。精神医学仍然无法回答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得到一份热爱的工作，拥有支持我的家庭，以及让我得以顺利生活的身心健康；而我大学的壁球搭档，却因为精神疾病而被夺走这一切。

身为精神科医生，我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去解释我们这一行在做什么、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以及我们的治疗。同时，我们也必须不吝于承认这门专业在过往所发生的虐待及当前的错误；将热情与希望分享给病患、病患的亲友、公共政策制定者、潜在的赞助者，以及大众媒体。唯有通过履行这些义务，才能化恐惧与怀疑为信任，并鼓励受精神疾病之苦的人来寻求我们的帮助。

这本书便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努力。

欢迎认识我的一周生活，与我一起走向这门最受人误解的医学专科第一线。

《我能帮上什么忙？——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现场医疗记录》，【加】戴维·戈德布卢姆、皮尔·布莱登/著 廖伟翔/译 赖孟泉/审定，上海教育出版社·万镜MirrorForest，202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