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韩国社会的“执拗低音”

《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韩]张庆燮著，司炳月、孙彤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308页，58.00元

最近两条来自韩国的新闻颇受人关注。2月下旬至今数以万计的韩国实习、住院医生集体辞职，意在反对政府针对医学院的扩招计划——因医学院扩招而导致医生罢工，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奇闻。罢工潮如火如荼之际，韩国统计厅发布了2023年人口统计数据，不出意外的是，韩国以二十二点九万的新生儿数量、零点七二的生育率再创历史新低，并蝉联全球生育率最低国。

这两条貌似毫无关联的新闻，实则折射出韩国社会某种共通的结构性问题。江苏出版社近日翻译出版的“西方韩国研究丛书”中《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一书，便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套令人信服的解释框架。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作者张庆燮尤为关注家庭在韩国急剧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角色与处境。他批评过去有关韩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变革的学术研究，只关注宏观层面韩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结构变革，却对明显反复出现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视而不见。在他看来，家庭是韩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日常条件和基础，也是洞悉韩国现代性特征的一个重要窗口。

何谓压缩现代性

本书将韩国社会转型的爆发性和复杂性凝练地表述为“压缩现代性”，显而易见，其参照对象是中世纪后漫长历史中缓慢自主形成的西方现代性。为了说明其性质，作者将压缩现代性分成五个维度，由时间/空间和凝聚/压缩两个轴交互构成。这么说难免流于抽象，我们不妨尝试以更为通俗的方式来理解。

如果随机询问外国人对韩国的印象，我们常会听到一个评价：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外来与本土文化共存的国度。不论首尔街头的风景、还是风靡全球的韩国影视剧作品，似乎都会给人这一感觉。所谓压缩现代性，便分别对应着“传统与现代交融”这一时间层面的压缩，以及“外来与本土文化共存”这一空间层面的压缩。这么看来，这一概念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后发国家。那么，韩国独特的压缩现代性特征是什么？

首先，与几个世纪内缓慢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相比，韩国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在于其速度。长期偏安亚洲大陆一隅的朝鲜半岛，是近代东亚最后一个与西方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本书开头有个绝妙比喻，将十九世纪末朝鲜半岛比做电影《本杰明·巴顿奇事》中身体年龄与心理年龄颠倒的主人公，在西势东渐的强大压力下，这一老朽的“隐士之国”被迫一夜之间回到幼年时期，并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惊人的成长。仅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韩国产业结构转变速度为例，从农业转向早期工业化，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转向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再次转型至技术密集型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与服务业，如此剧烈且根本性的变化只用了不到半个世纪——不过是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年限。

其次，现代化通常伴随着激烈的内部社会革命，对传统的殊死抵抗，然而韩国却在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急速地融入了现代性——这“得益于”日本、美国等外部势力的殖民与统治，以及韩国人自身对西方文明各种要素的积极引进或复制，作者将之定义为一种外部依赖与仿制的现代化。进而指出，韩国制度的建立主要通过对美国式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移植或叠加，然而韩国人只是以非常物质的方式消费了这些美国/西方元素，并未基于对传统秩序的创造性继承或逐步取代。相反，很多时候韩国的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恰恰依赖于传统（本土）价值观和制度的存在，家庭主义便是这样一股潜伏于韩国压缩现代性表层之下的“执拗低音”。

被现代化动员的家庭主义

家庭主义意指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家庭在思想和实践上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这通常被视作与儒家文化有关的韩国传统。但作者强调，它更是一种现代性实践——是二十世纪后半叶韩国高速现代化过程中有意的政策选择，也是韩国家庭适应社会急剧变化转型的生存发展策略。

众所周知，“半个世纪走完西方几百年发展历程”的发展奇迹，离不开韩国政府的高效干预与强力动员。尤其在奉行“先发展、后福利”的朴正熙政府时期，韩国将有限资源集中在经济发展——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必须压低劳动力成本；为了优先达成增长目标，必须将分配、福利、社会正义等问题视为次要问题。作为解决方案，韩国政府有效地利用了家庭主义。

在这一背景下，忠于家庭、服从权威、重视孝道等儒家家庭伦理与道德规范，以传统之名被积极调用到韩国的现代化工程之中，不仅赋予威权主义统治以道德合理性，也有助于形成一大批半无产阶级群体。所谓半无产阶级，意指暂时的工人阶级，他们缺乏稳定就业、组织手段与谈判能力，简言之，是可被灵活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女性由于其在文化上被强化的“最终回归家庭”的性质，成为半无产阶级的主要构成群体，她们不仅自身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了灵活、廉价的劳动力，也承担着家务、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家庭重任。另一个重要的半无产阶级群体，是前往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在急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家庭为其前往城市的子女、兄弟姐妹和亲属提供持续的经济补贴，支持后者扎根城市。由女性与农民构成的半无产阶级，不仅使低工资结构得以稳定再生产，也很大承担上承担了政府的福利公共开支与社会转型成本，为韩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起飞做出了莫大贡献。

以家庭主义为媒介的现代化动员之所以行之有效，不只因为传统惯性，抑或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也在于韩国家庭受“代际向上社会流动”的欲望驱使而自下而上地积极配合。“教育热”便是典型事例。书中指出，韩国家庭教育热情之高，甚至超过了政府的发展需要，这使得政府企业在公共教育支出极少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群体，从而发展出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结构之一。

“教育热”的成因，与其说是儒家文化传统，毋宁说是韩国家庭对压缩现代性的积极回应。一来在无与伦比的发展转型速度之下，教育资本很容易转化为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本；二来也与韩国的依附性现代性特征有关——行政、司法、医疗、大学等一切外来移植现代机构引入的现代性，没有经过任何的当地社会建设或重建过程，而需要一夜之间形成精英群体，入场券便是正规的教育证书。可以说，压缩现代性使得教育在韩国变成了一场激烈的集体运动，斗争激烈程度不亚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家庭往往成了成员竞争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的主要工具。

韩国医生殊死反对医学院扩招，便可从这一脉络下加以理解。尤其在教育投资回报越来越低的当下，严格设有行业准入限制的医生一职，几乎是韩国硕果仅存的、家庭可通过漫长且昂贵的教育投资来获得的稳定高薪职业。通往医学院的考场，早已成为举全家之力、争夺社会地位与阶级身份的战场，其激烈程度不难想象。对于那些在残酷斗争中的既往胜出者（以及家庭）而言，大幅扩招无疑意味着“背叛”与“不公”。

人口危机是家庭的罢工

关于“汉江奇迹”的成因，向来有两派相互竞争的主流见解。一派将其归功于自由贸易与市场开放，另一派则归功于发展型国家，强调高效的国家官僚机构扮演的不可替代性角色。然而这两派见解都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常识——战后一穷二白、资源匮乏的韩国，几乎仅具备人力资源这一个发展要素，而勤劳、温顺、廉价、高素质的丰富劳动力绝无可能从天而降。

本书的一大亮点，便是从压缩现代性与家庭主义之间的关系出发，有效地回应了这一问题：以家庭主义为基础的压缩现代性，是韩国在未健全养育、保健、教育、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实现高速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儒家家庭主义促使家庭自发承担起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照料疾病残障成员等一系列福利责任；工具家庭主义促使以家庭为单位积极投身教育竞争；情感家庭主义要求家庭合睦，并成为庇护、抚慰成员的避风港，每一次成功且急速的产业结构调整背后，都伴随着大批产业工人的淘汰，而家庭几乎是为其兜底的唯一港湾……

然而作者并未止步于此，或简单地转向对“儒家资本主义”“亚洲价值”的颂扬，而是进一步指出，以家庭主义为基础的压缩现代性，也是当代韩国社会陷入不可持续危机的根本症结所在。

高速现代化的成本转嫁给家庭的后果，是后者长期处于功能过载的过劳状态，以及不可避免地陷入内部多元价值观冲突的紧张状况。1997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失业潮与就业危机、及后来全面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激化社会竞争同时，扩大了社会两极分化，“代际向上社会流动”的希望越来越稀薄，这使得早已罹患慢性疲劳综合症的韩国家庭愈发不堪重负。

作为结果，二十一世纪以来韩国社会的离婚分居、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一系列去家庭化现象不断高企。这些现象在韩国常被解读为个人主义盛行的结果，并招致不少（尤其是针对年轻女性的）道德批判；女权主义者则将矛头指向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家庭与职场内部的性别不平等。作者却一针见血地点明，这些现象都是家庭关系和家庭负担过重的征兆，而超低生育率的本质，正是过度人口开发之下的家庭罢工。

文末，作者不无讽刺地说，直到韩国成为全球生育垫底国后，保守派官僚、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才突然意识到，分担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是公共责任。然而，不论政府如何出台刺激生育政策，韩国的家庭政策仍执拗地保持了长久以来的惯性，即“国家一直鼓励，有时甚至强迫私人家庭承担抚养、保护、教育、惩戒、安慰、支持和护理这些所有繁重的任务”。

他也同时哀叹，多数韩国人仍然不习惯把家庭的痛苦看作社会问题，将抚养、保护、教育、支持和照顾公民更多地看作是家务事，而非国家的责任。书中举了另一个颇让人唏嘘的例子，近年许多韩国中产家庭选择离开韩国，向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进行所谓“教育移民”，然而他们在新的目的地又复制了极端的教育竞争文化。这意味着，即便韩国家庭不堪重负而或罢工，或逃离，也终究难以摆脱以家庭主义为底色的压缩现代性带来的精神束缚。或许这也是当下很多中国年轻人看待韩国问题时，不时或惺惺相惜、或自嘲地吐露出的那个词汇——“东亚性”的要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