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百年帝都崛起：明初北京的移民潮

百年帝都的崛起

明初北京移民潮

与江南地区诸多大城市通过历史文化与社会交融生长出来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明初的北京是新造的一座都城。1368年，当徐达的军队攻入元大都之时，京畿地区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原汉族政权的统治达四百多年。朱元璋出于对故元残余势力反复的考虑，将城中原有居民迁往今天的河南开封等地。平定元大都后，朱元璋下诏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洪武二年（1369年）的人口统计说明，昔日百万人口的元大都，仅剩一万余人。北平已成一座空城，人口离散，郊野荒残。

随后，经历洪武初年大规模移民运动，至洪武八年，北平的人口规模，达到了十万左右。除了北平城原有居民之外，约有三万人是来自山西、浙江的移民，而六万人，则为北京驻军及其家眷。

驻军远多于居民的特点，也体现了北平在明初最重要的职能：作为针对“北元”的军事基地与防御性城市。除了城内十万人之外，在郊区，有大量的前元朝投降的官员、部队及其家属，被编入到周边的一些卫所之中。洪武大移民后，北方中国有所复苏，然而这一进程也是相当之缓慢，并不能在一代人就能完成。

看

——《明成祖朱棣为何要迁都北京》

建文元年七月五日（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就藩北平的朱棣起兵叛乱，史称“靖难之役”。 尽管北方再罹兵祸，但随着以北平为中心的燕王势力赢得了战争，明朝的政治权势，也随之向北移动。朱棣入南京，夺得大统。这个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尽管首都仍被定在南京，但在政策取向上，它却天然地偏向于北方。

抬升北方政治实力的第一步骤，是将原洪武建文两朝的北平，升级为北京。北平与北京，仅一字之差，但在行政区域规划上，却有天壤之别。北平从“府”提升为“京”，等于是为明朝奠定了南北两京的政治格局。

要提升为新的首都，势必有浩大的工程营建。永乐四年，明成祖遣尚书、侍郎、副都御使、佥都御史等员七人分赴五省采木，督军民匠役烧造砖瓦，并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役、军士、民丁，明年赴京听役。从上述的事实可以看出，营建北京，工程浩大，几乎调动全国民力。

重心北移，这就产生另一个永乐朝的大变动，由南方向京畿地区大规模植入军队、富户、民人以及工匠等人口，在1368年的毁灭与“靖难之役”的废墟上，新造北京城。这第一项措施就是迁徙江南富户入京。永乐元年，徙南京、浙江等九省富民实京，万历年间顺天府尹王之垣给朝廷的报告中有“国初从浙江等处富民三千八百余户以实京师”。永乐二年，再诏“徙广东富户实京师”。

富户北迁，带来不仅是南方相当成熟的商业产业体系，同样，这些富户持有大量的资本，北上之后，进一步活跃了北京的资本市场。富户在北京的生计，所在多有。其中不少人，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贩卖，更有从事南北海陆货运的商贾，集中于京师。

永乐年间的金幼孜曾描绘北京城“闾阎栉比，云簇，鳞鳞其瓦，盘盘其屋，马驰联辔，车行毂，纷纭并驱，杂沓相逐，富商巨贾，道路相属，百货填委，邱积山蓄。”金幼孜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夸大，但也说明了北京城在永乐朝后期相当繁盛的局面。

迁徙富户，在极短时期之内为北京制造了商业繁荣，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富户虽然附籍应天，却仍承担本籍徭役的特殊情况，导致富户与其产业、亲属相隔离。京城富户，多有南返之愿。中央政府的人口控制能力，也一再下降。永乐初相对严格的政策，遂一再变异。宣宗之后，附属应天籍的富户，屡有南逃。至明中后期，永乐初期迁徙北京的三千八百富户，留北京的，仅剩二百余户。

迁徙富户，只是永乐初年向北京进行人口与财富转移的顶层设计，与之配套的，势必是大量的民人、工匠以及为加强军事力量的卫所人员迁入。这些迁徙过程，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群体加以考查。

第一类，是将各类罪犯及其家属迁往京畿附近。建文四年（1402年），迁罪犯及其家属至北平，人数不详；永乐元年（1403年），诏“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犯杖罪者给牛具种子，五年后赋役如民田；犯徒流迁徙者不给直，三年后如民田例科差”，人数不详。永乐四年，谪吏遣边，迁湖广、山西及山东的郡县官吏共214人（户）往北京，谪吏遣边。永乐期间数次发罪谪至京，总体来看人数规模并不太大，总的人口规模，应在一万以下，且多数应配置在北京周边。

第二类，移民实京。建文四年九月，迁山西、山东“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入“北平各地”，规模不详。永乐二年、三年，两次迁山西民至北京州县，每次1万户。永乐五年，再迁山西及山东民人5000户至北京州县。移民实京所迁徙的人口，规模较大的，以上述数据中评估，永乐前五年植入到北京及京郊人口，就至少在12.5万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移民，也应当不是在成居民，因为它是作为垦田移民而进入北京地区的。

第三类，南京民人、匠户入京。大规模的北京重建，需要大量工匠的移入。永乐期间，迁南京民与工匠2.7万户迁入京。这一批人口，应在十三万人以上，这些人口，多数居住在京城。

第四类，文武百官及吏员。北京作为新的首都，移植南京的政府官员，自是题中之义。此类人口及家属，约在2万人左右，居京城。

第五类，驻京卫所。以京城之中，驻军的庞大，是可以想见的。及至永乐末年，《明史·兵志》载京城卫所，达72卫之多。明制，一卫为5600人。那么，仅京郊地区的驻军，就达到了40万之多，这些卫所，大部分是从南京附近转移而来。驻军及家属，应在120万人左右。其中，各门的守卫中就有12卫，约6.7万人，合家属，应在20万人左右，居京为主。

第六类，少数民族降民。洪武、永乐、洪熙、宣统四朝，不断有少数民族移入北京，其中以蒙古降人居多。这些移入北京城的少数民族人口数目，史书对于记载并不清晰。其中，数量最大的一次，为洪熙元年（1425年）的一次内附，人口数为572人。宣德年间，进士李贤曾上疏谈到京畿的蒙古降人：“切见京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这里的“万余”，应当指户数。但到底有多少少数民族入住北京，则没有清晰的说明，也因为少数民族的“户”不能以汉族中户的统计单位对等，这一人口规模，就难以评估。另外值得说明的是，蒙古降人户籍，多数入卫所军籍，所以它的总人口，与卫所军户的数量，又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大体来看，永乐年间（1403～1424年），历次人口植入北京及京郊地区，总人口应在150万以上。根据人口史学家的估算，这一时期北京城的驻京人口，已经达到八十万之多。

1403～1424年，一座新首都被建造起来。相对于江南地区诸多大城市，是通过历史文化与社会交融生长出来的情况不一样的是，明初的北京，明显是通过政治权力捏合并拼凑起来的一座城市。

相对于明王朝的中心区域（黄、淮、长江），北京是一个新归附的陌生城市，它有四百多年的时间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并且，这次大规模的人口移植，明显带有强力迁徙的特征。而此次迁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富户、匠户与及军户三类人口，这是北京在城居民中，占据数额最大的三个群体，并且这三类人，基本都由南方迁徙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