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尼采著作全集》（第1卷）：尼采与古典学的精神使命

《尼采著作全集：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1870-1873年遗著》（第1卷），[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孙周兴、彭正梅、李超杰、余明锋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8月出版，1062页，280.00元

尼采的哲学发轫于古典学（主要是古典语文学）。这个论断越来越为世人接受，但却可能隐含这样一层意思，仿佛古典学只是通往尼采哲学的一段前奏，本身无足轻重，也很快被哲学家尼采弃如敝屣。然而事实上，从古典学成长起来的哲学家尼采，赋予了古典学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使命，后来又将此使命转渡给了他的哲学。作为古典学者的尼采，自任古今文化的批判者与联结者。他通过对古希腊和德意志文化的批判来联结两者：瓦格纳与古希腊悲剧的联结，导向一种古今普适的悲剧艺术；叔本华与前柏拉图哲学的联结，导向一种古今普适的悲剧哲学。尼采正是从古典学的精神使命出发一往直前，实现他作为哲学家的精神使命。

尼采对古典学的精神使命的反思和践行，主要集中于二十六岁至三十二岁期间（1870至1876年），我称之为“由古典语文学转化而来的哲学时期”（philosophia facta est quae philologia fuit）。此前的几年（1867至1869年），尚在求学阶段的青年语文学者循规蹈矩，撰写了一批符合古典学传统的“语文学论著”（philologica）。缘于这批论著的非同凡响，1869年初，二十五岁的尼采赴巴塞尔大学就任古典语文学教授，同年5月28日做了题名《荷马与古典语文学》的任职演讲，却开始奏响转变的号角。七年后，他完成最后一篇《不合时宜的考察》，着手《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写作，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写作风格上的变化是最显眼的特征，此前成书的著作，都如《不合时宜的考察》一般，采用了滔滔雄辩、慷慨激昂的论说体，散发出热情四射的青春活力，而自《人性的，太人性的》发端的下一个阶段，则改用短小精悍的格言体，转向沉郁顿挫、犀利老辣的成熟韵致。

重估古希腊文化

担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之时，尼采撰写了一批别具一格的论著，赋予古典学前所未有的精神使命。这批论著收录于“考订研究版”《尼采著作全集》（通称KSA）第一卷，去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完整的中译本。中译本厚达一千余页（可惜的是，德文版精致轻便的平装小开本，到了汉译本，摇身一变成为粗壮厚重的硬装大开本，装帧设计与商务印书馆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其他西方大思想家全集或著作集保持一致，但我以为，如此等量齐观、整齐划一的做法，其实有违尼采桀骜不驯的精神），由两部分组成，占据三分之二篇幅的第一部分，是尼采本人编辑刊行的两部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和《不合时宜的考察》（1873-1876），剩余的三分之一为第二部分，统称“1870-1873巴塞尔时期遗著”，也就是尼采生前完成但未发表的著作（同一时期留下的大量片段性札记和草稿不包含在内，收入“考订研究版”第七卷《1869-1874年遗稿》，同样不包含在内的还有当时的讲义稿，收入通称KGA的“考订全集版”第二部分第2-4卷）。“遗著”共十篇，绝大多数与古希腊文化有关，例如前四篇（其实共五篇）是《悲剧的诞生》的预备性文章，第五篇《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讨论古典教育和古典文化的关系，第六篇里的两篇文章《希腊城邦》与《荷马的竞赛》是关于古希腊文化的重要论述，第八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是一部有关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专论。第二部分的这些文章和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作于1870年初至1873年夏，而第一部分生前出版的两部著作当中，1872年初面世的《悲剧的诞生》是这一时期中段的一个重要总结，作于1873年春至1875年夏的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则将这一时期的思考引向另一个方向。总而言之，第一卷的两个部分相互补充，从古代文化的重估（《悲剧的诞生》及相关论著，以及《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古典教育的剖析（《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和当代文化的批判（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等方面思索和践行古典学的精神使命。此外还要加上原先拟定的“第四考察”对古典语文学和学者的批评，这是尼采曾计划撰写的一篇题为《我辈语文学者》的《考察》，于1874-1875年间做了大量札记，但最终未能完成（札记收入第八卷《1875-1879年遗稿》），另撰《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作为“第四考察”。

统观第一卷的相关论著，尼采一方面重估古希腊文化，从整体上探求古希腊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是前一阶段即1870-1873年的论著），另一方面批判当代德国的主流文化，褒扬反主流的新兴文化创造者（主要是后一阶段即1873-1876年的论著）。对古希腊文化的重估包含诸多面相，其中尤以荷马、悲剧和前柏拉图哲学为重（另外还涉及古希腊宗教、古典修辞演说术、古诗格律与节奏、希腊化时期哲学如犬儒学派等，均见同一时期的巴塞尔大学讲义稿）。首先，围绕“荷马”的考察始于《荷马与古典语文学》（1869年，未收入第一卷），经由《悲剧的诞生》的相关章节，一直延续到1872年年底的《荷马的竞赛》一文；随后，尼采又转向“古希腊悲剧”，陆续撰写了一系列的预备性文章，并以《悲剧的诞生》为总结；此外，尼采从1869年开始在巴塞尔大学的授课还以“前柏拉图哲学家”（通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为一重心，分别撰成讲义稿《前柏拉图哲学家及其部分残篇的阐释》（1872年）以及更为成熟的、与《悲剧的诞生》堪称双璧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一书（作于1872年夏-1873年春）。

就以上三个方面，尼采分别提出了“荷马问题”“悲剧问题”和“苏格拉底问题”。这三个问题鼎足而立，构成他重估古希腊文化的三根支柱，分别触及希腊文化最重要的三个阶段的嬗变：“荷马问题”关乎“前荷马时代”向“荷马时代”的转捩，“悲剧问题”涉及“荷马时代”向“悲剧时代”的转捩，而“苏格拉底问题”则牵连“悲剧时代”向“希腊化时代”的转捩，因此这三个问题对于理解古希腊文化的整体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此时的尼采，受叔本华哲学的启发，探求表象背后的意志，立志揭开古希腊文化的表象，发现其背后的生命意志。他提出的三个问题的实质以及他给出的解答，归纳而言便是：

一、荷马描绘的奥林坡斯众神世界背后，究竟涌动着何种阴森恐怖的蛮荒之力？答案是：一个由提坦众神世界所代表的力量。（见《悲剧的诞生》及《荷马的竞赛》）

二、城邦公共节日上表演的悲剧背后，究竟涌动着何种与原始痛苦搏斗的生命之力？答案是：由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力量。（见《酒神世界观》及《悲剧的诞生》）

三、苏格拉底宣扬的理性主义背后，究竟涌动着何种非理性的力量？答案是：由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所代表的悲剧哲学精神。（见《悲剧的诞生》与《悲剧时代的哲学》）

悲剧与古希腊文化的精神特质

尼采提出这三个问题，对古希腊文化进行重估，集大成于《悲剧的诞生》一书。1870-1871年间，经过《关于希腊悲剧的两个公开演讲》（包含《第一个演讲：希腊音乐剧》和《第二个演讲：苏格拉底与悲剧》）、《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及其副本《悲剧思想的诞生》（以上论著生前均未出版）以及《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1871年出版，私人印刷）的准备工作，尼采于1872年年初推出自己的青春洋溢之作，全名《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他从悲剧的起源问题入手，先后探讨“悲剧在古希腊的诞生”和“没落”，让“荷马问题”成为“悲剧问题”的前奏，纳入对“阿波罗文化的产生、本质和作用”的讨论（第3-4节），把“悲剧问题”本身分作“狄奥尼索斯文化的产生、本质和作用”（第5-6节）、“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相结合的文化的产生、本质和作用”（第7-8节）以及“悲剧文化的鼎盛及其典范”（第9-10节）三个层面，又让“苏格拉底问题”成为“悲剧问题”的煞尾，以解释“悲剧的没落”的真正原因（第11-15节）。如此一来，“荷马问题”“悲剧问题”和“苏格拉底问题”被有机地统合起来，极具冲击力地展开对古希腊文化的重估。

悲剧之所以从古希腊文化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它是古希腊特有的、取得最高成就的一种艺术创造。将之与其它古代文化（尤其是近东、罗马和基督教文化）对比，就能从中体认希腊的本质（das hellenische Wesen），进一步把握希腊文化的整体，对之做出如下重估：

在阿波罗的美的冲动支配下，“青铜”时代借助于当时的泰坦诸神之争和冷峻的民间哲学……演变为荷马的世界，这种“朴素的”壮丽景象又……被狄奥尼索斯元素的洪流吞没了，而面对这种全新的势力，阿波罗元素……奋起而成就了多利斯艺术和世界观的稳固庄严……阿提卡悲剧和戏剧性酒神颂歌的崇高而卓著的艺术作品……是两种冲动的共同目标。（《悲剧的诞生》第4节，中译本《尼采著作全集》第一卷，44-45页，译文有改动，下同）

以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的二元对立与统一为原则，古希腊的历史被重新划分成五个艺术阶段：前荷马的提坦时期、荷马的奥林坡斯时期、狄奥尼索斯音乐精神独领风骚的抒情诗时期、阿波罗造像精神大放异彩的古典艺术时期，以及狄奥尼索斯精神和阿波罗精神联盟的悲剧时期。悲剧是前四个阶段的完成，也是古希腊文化成就的巅峰。通向“悲剧的诞生”的整个历程，正是古希腊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彰显其精神特质的历程。

多年后此书再版，书名精简为《悲剧的诞生》，并添加了一个不大引起关注的副标题 Griechentum und Pessimismus（通常译作“希腊文化和悲观主义”，但Griechentum一词，并非泛指“希腊文化”，而是专指具有鲜明精神特质的希腊文化之整体）。尼采还特地新撰《自我批判的尝试》这篇意兴遄飞的序言，与副标题相应和，重新审视自己的早年著作。再版的《悲剧的诞生》，主标题虽被保留，但其重心从原先的“音乐精神”转向了副标题里的 Griechentum 亦即“整个希腊文化的精神特质”与“悲观主义”（Pessimismus）的关系上。狄奥尼索斯精神是理解这一关系的根本所在，也是打开“整个希腊文化的精神特质”（Griechentum）的密钥。从“悲观主义”的不同类型来看，古希腊文化迥别于印度宗教和基督教之类的“弱者的悲观主义”，是对“悲观主义”的超越，是唯一的“强者的悲观主义”。这一超越正是由悲剧及悲剧主义来实现的。悲剧主义的实质乃狄奥尼索斯精神，此种精神孕育出希腊人独特的“狄奥尼索斯世界观”。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一方面是基督教精神和世界观的反面，古希腊超善恶的悲剧主义与基督教的道德主义相对立，因此Griechentum作为一个整体也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督教即Christentum针锋相对。另一方面，狄奥尼索斯精神也与苏格拉底以降的理性主义以及现代科学所信奉的肤浅的乐观主义相对立。总之，古希腊的精神特质是反基督教、反乐观主义、反理性主义、反历史主义的，也就是说，是超善恶、悲剧主义、艺术形上学、超历史主义的。再一次地，从悲剧——这希腊人独一无二的文化创造——对“悲观主义”的克服，可以勘破并把握“整个希腊文化的精神特质”。

德意志与古希腊的“爱之纽带”

《悲剧的诞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从本质上把握希腊文化的整体（Griechentum)。这部早年著作也成为哲学家尼采的第一次价值重估与翻转。世人所津津乐道的希腊人的“乐天”和“明朗”，被翻转成“悲观”和“强者的悲观主义”。此一重估与翻转，显然针对温克尔曼倡导的新古典主义，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不过，尼采对Griechentum的热情追寻，又恰恰与之一脉相承。他一方面推许温克尔曼等人的功劳，另一方面却认为他们还没有达到目标：

……我们必须把这种独一无二的赞扬判归歌德、席勒、温克尔曼那场极为高贵的教化斗争……在某个根本点上，可能连那些斗士也没有成功地深入到希腊本质（des hellenischen Wesens）的核心处，在德国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爱之纽带（Liebesbund）？（《悲剧的诞生》第20节，150-151页，译文有改动）

有鉴于此，尼采要“把悲剧当作他自己的海伦来渴求”（《悲剧的诞生》，第18节，138页），与古希腊建立一种“爱之纽带”。“海伦”被他视为古希腊文化整体及其精神特质（Griechentum）的化身，而他与“海伦”的“爱之纽带”取决于“成功地深入希腊本质的核心处”，也就是“狄奥尼索斯精神”。

如同温克尔曼以来的德国新古典主义，尼采也坚信，只有从古希腊独一无二的文化创造才能把握其精神特质，从而把握古希腊文化的整体。对古希腊精神特质的把握，与对希腊文化整体的把握实乃一体之两面。此种把握不是穷尽了所有的细节以后做出的归纳，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审美直观。正如温克尔曼提出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尼采倡导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同样也是一种审美直观。温克尔曼主要从希腊化时期的雕塑艺术里窥见的此种希腊精神特质，被尼采贬斥为肤表的外观，充其量也只是未与“狄奥尼索斯精神”对峙起来的“阿波罗精神”；而他自己从古典时期的悲剧艺术里抉发的“狄奥尼索斯精神”，才是外观底下更加深层和隐秘的希腊精神特质，具备超越新古典主义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所能唤起的更为丰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此种生命力和创造力正是促进当代文化复兴的根本力量。狄奥尼索斯精神与阿波罗精神的二元性不仅解释了古希腊文学艺术的本质、功能及发展历史，还进一步解释了古希腊文化的整体，它的兴起、鼎盛和衰落，甚至还具有足够的解释力，来指引当代（德国）文化的未来方向。这便是贯穿《悲剧的诞生》的第三部分，即“悲剧在当代德国的再生”（第16-25节）的主线。从狄奥尼索斯精神和世界观的角度，首先对当代文化尤其是德国文化的主流展开批判，认清主流文化倡导的科学和学术精神背后的理论乐观主义和历史主义实质，然后再细心辨识反主流的、促进“悲剧之再生”的势力，特别是叔本华的音乐哲学和瓦格纳的“总体艺术”。

循着这一思路，尼采又在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里进一步阐发，其中第一和第二篇批判当代文化主流的弊端（分别为知识庸人和历史主义），第三和第四篇塑造新的文化英雄（分别为悲剧哲学家和悲剧艺术家）。第三篇里的悲剧哲学家叔本华，继承并光大了体现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狄奥尼索斯精神，而第四篇里的悲剧艺术家瓦格纳，则继承并光大了体现于古希腊悲剧家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后来，尼采甚至不再满足于瓦格纳和叔本华，沿着“由古典语文学转化而来的哲学”的独行之路愈走愈远，自己创建了一种悲剧哲学和悲剧艺术，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艺术最终也被他自己的哲学及其哲学诗人“查拉图斯特拉”所取代和超越。

以《悲剧的诞生》为中心，从最初的《关于希腊悲剧的两个公开演讲》直到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尼采试图创立一种“从古典语文学转化而来的哲学”（或曰“哲学古典学”），来实现古典学的精神使命。这一使命，概而言之，便是从古典文化（尤古希腊文化）的最高成就中发掘出与当代文化主流和时代弊端相对立的精神特质，不是作为学者去客观地研究它，而是作为个体去深切地体验它，努力用创造性的方式来再现它，让此种精神焕发出与当代文化主流相对抗、与反主流的新生文化相联结的生命活力。所以，古典学不能再受制于“历史主义”的束缚，只被允许用一种客观的、中立的、无利害关系的态度进行纯学术研究，而恰恰要进入古典世界，投身其中，对之进行价值判断，重估并推翻“历史主义”古典学所习以为常的价值判断，用古典世界的最高文化成就来衡量当代文化，从中发现与超越当代文化的创造精神相通的力量，对之起到刺激、启发和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