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河叹，下河叹，都在叹“十岁九被涝”，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在弘历无可奈何的“五坝平分势未杀”，那么，这都是些什么坝？在“五坝平分势未杀”除了自然的原因外，更掺杂了上河地区与下河地区、中央朝廷与地方官绅各自的利益考量，那么，这都是些什么考量？
从乾隆十八年弘历的《下河叹》看，所谓“五坝平分势未杀”，联系下句“高堰一线危骑墙”，当指高堰五坝（又称“上五坝”）；又从“车逻疏泄涨莫御”看，还包括了当时的归海四坝（后来添建一坝，又称“下五坝”）。再证以乾隆五十一年弘历的《下河叹》，相关的事实又尤其明显：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年），因为“泛滥归洪湖，高堰虞涨至”，所以“无奈开五坝，下河受灾致”，这是应对洪泽湖泛滥、保障高家堰安全的开启高堰五坝；“兹九阅春秋”的乾隆五十一年，因为“堤筑运益涨”，所以“车逻胥启暨”，这是疏泄上河湖区积水、避免淮扬运河溃堤的开启归海坝，至于因为“无奈开五坝”，所以“高宝潦胥及”，则仍是开启高堰五坝。这样的高堰五坝-上河-淮扬运河-归海五坝-下河的关系，如图2所示，即可一目了然。
当然，无论高堰五坝还是归海五坝，又都有其形成过程。先说高堰五坝。号称“水上长城”的高家堰，既以大堤拦蓄洪泽湖水，又以减水坝泄洪减压。减水坝的选址多为下游有旧河或不远处有湖荡之地，其施工则有严格要求：宽度一般在100 丈以内，长度达到六七十丈，两端“金门”为石砌，并加签锁口桩，上口、下口分做迎水、分水，上口六七路，下口八九路，中间的坝面夯实，再铺上三合土，铺时需分两层，冬天还要盖土防冻。坝后护坦为条石砌就，坚固严密。高家堰最多时共有减水坝闸 20多座，仅康熙十九年（1680），靳辅就改建和扩建了减水坝六座，自北而南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古沟东、古沟西、塘埂；康熙三十九年，河道总督张鹏翮堵闭六坝，另建仁、义、礼三座滚水石坝；乾隆十六年（1751），再建智、信二座滚水石坝。至此，著名的“高堰五坝”即仁坝、义坝、礼坝、智坝、信坝形成。
再说归海五坝。如上所述，康熙十九年靳辅改建和扩建了高家堰六座减水坝，以泄水入宝应、高邮诸湖，再入运河；又为控制运河水量、保障河堤安全，在运河西堤建通湖22港，在运河东堤建归海坝。通湖港用石块砌筑，平时以草土封住港口，大水时扒口排洪。归海坝中，子婴沟、永平在高邮北，鳅鱼口在江都，其余五座均在高邮城南，由北向南依次是南关、五里铺、八里铺、柏家墩、车逻港，其中五里铺、车逻港二坝属于改建，是为土底的“归海八坝”，这是意在“以新建八坝抵泄周桥六坝之水”[1]。康熙三十九年张鹏翮在原八坝的基础上，改土坝为石坝，并废除子婴沟、永平二坝，又将南关坝堵闭移建于五里铺坝址，在八里铺坝址上再建五里中坝，又新建车逻坝，改建鳅鱼口坝于昭关庙，称为昭关坝。乾隆二十二年，再添建新坝，合南关坝、五里中坝、车逻坝、昭关坝，合称“归海五坝”，用以泄洪。道光六年（1826）昭关坝停闭。咸丰元年（1851），淮河改由南下入江为主[2]，归海坝压力减小，咸丰三年遂废中坝，而尚存的南关坝、新坝、车逻坝则被称为“归海三坝”。
高堰坝、归海坝的启闭，又有系统、严密的规定，旧时称为“水志”。如就在高堰五坝形成的乾隆十六年，弘历亲定仁、义、礼三坝过水三尺五寸，且不见减涨时，方可开启智坝封土，仍不减涨，再启信坝封土，是为高堰“五坝水志”。又如乾隆二十七年，弘历南巡，来到黄、淮、运平交汇合的清口，经过踏勘丈尺、计算流量、反复筹议，亲定“湖水以次递长，则清口以次递宽，总以上坝增一尺之水，下口加开十丈之门为准”[3]的清口“展束”方案，是为“清口水志”；又发谕旨，明确要求长期封闭仁、义、礼、智、信五坝，待水涨时，只依定例拆宽清口东西坝走水即可。这样的五坝水志、清口水志，的确发挥了宣泄得宜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乾隆五十一年弘历在《下河叹》中的自鸣得意：“自我壬午年，清口定水志。视湖之增减，拆束为坝制。其尾闾五坝，筑土永教闭。以此下河田，免灾收历岁。”
再说归海诸坝的启闭，也为“圣心”与河臣时时关注。如据乾隆十八年侍郎嵇璜上奏所言情形：
南河关键，尤在五坝蓄泄合宜。前河臣张鹏翮将车逻、五里、南关三坝，改为石滚坝，使有过水节制。是运河之三滚坝，原与高堰之三滚坝，上下相应也。今高堰增二滚坝，共有五坝，已觉来路多而去路少；若遇大水坚闭不开，固为保全下河起见，但湖河之水同时壅涨，不特上河田庐淹没，殆至波涛冲激，堤岸溃决，则下河之受害更甚。此中缓急机宜，甚有关系。高斌于乾隆四年曾经奏明，若遇洪湖异涨，三滚坝泄水过多，请将南关、车逻启放，以减水势。然不立一界限，则开放过早与开放过迟，均有受病之处。查高堰各坝，于十六年钦奉圣训指示：仁、义、礼三坝过水三尺五寸，始将智、信二坝次第开放，实为不易之良规。今拟仿效此法，于运河各坝亦宜定一水志，以便遵守。查水势异涨之年，高于车逻坝脊四五尺以上。今酌中定议，应以水高坝脊三尺为准，先将车逻坝开放；至三尺以外，再将五里、南关等坝次第开放；未至三尺以上，不许轻开。其柏家墩、南关旧坝俱无石底，永远堵闭。似此节宣有度，则水有去路，循循而进。且归海支港现议疏通，虽大水之年下河不能保其全不受淹，较之川壅而溃、汇为巨浸者，其轻重自必悬殊矣。[4]
弘历得奏，“命舒赫德等与尹继善、高斌等逐条细阅，是否悉合机宜，及外此有无未尽，一一指陈。”又乾隆二十五年时，河道总督白钟山建议，水势长至三尺之外，可启放南关、车逻等坝，水势继续上涨，则启放五里、昭关等坝。又嘉庆九年（1804），总督陈大文、总河吴璥等奏：
溯查运河水势，以乾隆五十一年为最大，长至一丈三尺七寸，曾将南关、车逻等四坝全启。今本年河水已长至一丈六尺九寸，较五十一年尚大三尺二寸，其势断难容纳；而下河早稻、中稻业已刈获，晚禾亦将收割。且各坝下本有各支河可以循轨入海，是以于七月二十八、九，九月初一等日，循照旧制，将南关、车逻等五坝内酌启三坝，并飞饬将下河范公堤沿海各闸全行启放，俾河水畅注归海，以免壅遏漫淹。[5]
次年五月，总督铁保、总河徐端又奏：车逻坝“定制水势长至一丈零三寸，即应启放。现在河水已长至一丈二尺二寸，计已逾志一尺九寸，坝下引河深畅，当即饬令趁势启放，以资宣泄”[6]。然则如此看来，归海五坝的启闭“水志”，较之高堰五坝，更难确定不易，盖黄、淮、运的水情，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的水势，高堰诸坝的来水，归海通道的去水，淮水入江与清口淤畅的状况，诸如此类的自然因素，实在难以全面把控、因时统筹；至于诸多的人为因素，若北京朝廷利益所系的保障运道畅通、运堤无虞，上河官绅利益所系的启放归海诸坝、即以下河之釜底为湖，下河官绅利益所系的封闭归海诸坝、即以上河之湖区为壑，更属时时处处存在、谁也不敢言让说退的利益博弈。
然则在有清一代这样的三方博弈中，实在存在着引人深思的轻重权衡、大小取舍。概而论之，首先，下河地区重于、大过上河地区。如乾隆十九年总河尹继善之言：
论者谓下河之水减少，固能受益，而上河之水壅滞，必更受淹，似非公平之道。不知下河之田，数十倍于上河，多寡之间，原应通盘较量。[7]
如何“通盘较量”？尹继善的建议是，上河“低洼湖田，查明豁粮，以为潴水之地，则上河亦不至于偏枯，而下河之所赖以保全者广矣”；又乾隆四十二年总河高晋奏请：
查运河东岸闸座涵洞，运河水小时应须蓄水济运，即下河民田需水，亦只量为挹注，以资播种；若运河水大，下河民田形如釜底，未便将河水泄入，致淹民田。是东岸闸洞，不过资农田灌溉，不能分泄运河盛涨。惟西岸宝应临湖一带，河面高于湖面，尽可宣泄。[8]
如此，上河地区“雪上加霜”，变成了容受高家堰、运河两个方向的来水，不仅沦为淮水走廊，更成为运河水柜。再往下看，这样的轻视上河、重视下河，还愈演愈烈，即以事关上河潴水、下河安全的归海诸坝水志为例，自嘉庆九年至道光六年，开坝时运河实际水位在1丈至1丈2尺之间，道光六年以后，实际水位约在1丈5尺左右，咸丰以后在1丈5尺以上，光绪年间在1丈6尺以上，光绪后期更在1丈7尺左右。[9]于是上河、下河之间的矛盾、争端乃至冲突愈益严重，如民国江都胡澍《扬州水利图说》卷1“近湖水利”所述晚清的情形：
运堤逐渐增高，水位志椿亦逐渐增度……坝仍不开，上河安能免患……然不开坝，水少去路，湖西村庄多数陆沉。设风暴来，波涛震撼，不但庐舍不保，抑且生命难存，不得已请求开坝，官厅每以上河地面较少，下河地面较多，本此主意，明虽允开，仍迟延不启，殊不知开坝仅淹下河田禾，不开坝则伤上河人命。孰轻孰重，所宜权其利害也。二则因上河呼号哀恳，即行开坝，而下河人众，至生阻力，动聚千万人，日夜坐卧坝上坝下，形同蚁聚，不避风雨，齐呼哀恳保坝救命，明则请求不开，实则要挟抗拒，长官见众怒难犯，恐生意外，不敢孟浪，遂至为难。上、下河之争执俨同吴越仇敌视之矣。
观此，可知因为下河的田地、盐场、城址、人口多于上河，下河的官绅力量又强过上河，所以上河地区的利益遂轻于、小过下河地区，上河民生也常被放弃，上河、下河之间的利益争执，乃至“俨同吴越仇敌视之矣”。
其次，下河地区的利益又轻于、小过北京朝廷。仍以开启归海诸坝为例，自是为了保护运河堤防，维持正常漕运，而其结果，却是下河地区尽成泽国。归海诸坝之常开，如弘历两首《下河叹》中所涉的几个年份：乾隆十八年开车逻坝，下河尽淹；乾隆四十三年八月，高邮运河日涨五六寸，前后开四坝，水过坝六七尺；乾隆五十一年六七月，高宝湖水势浩瀚，启放南关、车逻、五里等坝；又据《淮河水利简史》的概述：“嘉庆、道光年间，即1796年至1850年共54年中，有二十八年开归海坝，合计95坝次，平均每两年有1年开坝，平均每年开坝近二道。”[10] 至于开归海坝而下河乃为泽国的情形，如道光六年（1826）夏，“洪泽湖水长，当事惧堤工不保，遂启五坝过水。扬郡七州县当下游者，田庐尽没”[11] ，当时吴县曹楙坚客居泰州，目睹人烟萧寥、万室波荡的凄惨流离之状，因作《愍灾诗六首》，其中的《开坝行》曰：
今年稻好尚未收，洪湖水长日夜流。治河使者计无奈，五坝不开堤要坏。车逻开尚可，昭关坝开淹杀我。昨日文书来，六月三十申时开。一尺二尺水头缩，千家万家父老哭。
“昨日文书来”，这是帝制朝廷不可违逆的国家意志，而其代价，就是下河民生的“千家万家父老哭”。
再次，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下河地区、上河地区加在一起的利益，仍远不及北京朝廷的利益之重、之大。姑举一例，以见大概。乾隆八年，河道总督白钟山奏言：
高、宝诸湖承上游分泄之水，众流汇聚，周围数百里，而归之仅宽数丈之运河，两岸长堤，危如一线……设若诸水毕集，高、宝两湖不能容纳，不独上河万顷良田尽遭淹没，高、宝之城池仓库、民舍田庐，均为可虑，而运道亦因之阻梗。虽入江之路，未尝不可分，而路远流缓，恐就近趋下顶冲之，高、宝先已不可支矣。[12]
归根结底，无论上河之高堰开坝泄洪、高宝诸湖众流汇聚、万顷良田尽遭淹没，还是下河之开启归海诸坝、城池仓库与民舍田庐均为可虑，帝制朝廷的唯一坚守，只在运河的两岸长堤不能溃决、千里运道不能阻梗。于是下河叹、上河叹，就在朝廷如此这般的“权衡轻重”、舍“小”取“大”、救“急”放“缓”的综合考量中，成了无法“开解”的千古之叹；至于明清两朝的那些朝廷叹、皇帝叹，也就难逃装模作样的“例行公事”、无法落实的“皇恩浩荡”的嫌疑，而本文所述之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下河叹》，正可如此理解。
注释：
[1]靳辅：《治河方略》卷3《治纪·南运河》，清嘉庆四年刻本。
[2]明清时代，因为淮高江低，淮河本有入江流路，而为了控制洪泽湖入江水量，乃建归江诸坝。及至清道光年间，有金湾坝、东湾坝、西湾坝、凤凰坝、新河坝、壁虎坝、湾头老坝、沙河坝、拦江坝、褚山坝，是为“归江十坝”。咸丰元年，淮河洪水决开高家堰南端的礼河坝，沿着礼河冲进高邮湖，复经邵伯湖及运河迤逦南下，在扬州三江营汇入长江。从此，淮河主流与夺淮的黄河汇流入海的河势，一变而为淮河主流汇注长江、借江入海，归江各坝也不再能起到调节作用，而主要用来通泄洪水。
[3]赵之恒、牛耕、巴图主编：《大清十朝圣训·清高宗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9页。
[4]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0-201页。
[5]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203页。
[6]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页。
[7] 白钟山：《筹疏堵下河来源疏》，《魏源全集》第19册《皇朝经世文编》卷112，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55页。
[8]《清实录》第21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41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己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945 页。
[9] 参考肖启荣：《农民、政府与环境资源的利用：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农民生计与淮扬水利工程的维护》，《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10]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
[11] 潘慎、马思周等：《古代农民生活诗选注》，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页。
[12] 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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