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现代化”的阴影：怎样写一部优秀的世界史

世界历史从来都很难写。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联成一个整体，历史的广度深度空前沿展。同时，历史研究日益标准化、专业化。史学家穷其一生，只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

这产生了两种世界史的写法：一种是地区史拼接成的世界史：把简写的国别史，一段段拼接成所谓的世界史。这样的结果，往往是既缺乏宏观的视角，也缺乏微观的视角。缺乏宏观，是因为各地区研究自说自话，顾头不顾尾。缺乏细节，是由于国别史只能缩略才能挤压进这样的“世界史”。而对区域和时段的区分，往往出于方便而流于武断。欧洲与美国真的是截然分开的两个地区吗？近代日本与美国真的必须是两个章节吗？

另一种世界史，则不纠缠于一地区发展的细节，讨论跨地域、国家、文明的宏大历史框架，比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环境、宗教、思想、移民、现代化、商业、女性主义、国际体系、科技传播史、武器史、细菌或疾病传播史、食品/调味品史、大众文化等等主题。这在近数十年的欧美，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全球史著作。但是，在各种分析框架之间，还远远缺乏综合。

德国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是上述这些倾向的批判和综合。本书精选了数十个全球主题，将整个十九世纪的人类经历，以细节和故事为线索，联成了一体。无疑，这些全球主题，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并不能囊括当代全球史所有论题。但是正是这种个人的视角，让本书既有综合的统一性，又有分析的细节和血肉。用作者引用布罗代尔的话说：“通过无休止的交互作用，将这些近邻关系、这些边界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变成一个整体”。

三卷本的部头看起来很大，细读之下，会发现这是一本高度浓缩的著作。几乎每一章节，都可以轻易展开成为另一本独立的著作。换言之，本书的每一页都将巨大的信息，以最精炼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第一部分“近景”：描写了记忆的主题。从伦敦的图书馆，到中国的藏书楼，作者描写了人类对于记忆的各种文化表现：从报纸、到统计学，到新闻观念，到音像资料对于大众观念的冲击。

之后，作者转入对时间与空间观念的探讨，着重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形成的现代时间观念，如何与人们的生活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碰撞的过程；分析了十九世纪以科学和民族国家概念为基础的空间观念，如何在全球扩张；人们如何开始用崭新的观念描绘空间的距离和分割；民族、帝国、海洋、领土、所有权这些观念，如何在新的权力体系下，产生了新的意义。

在“全景”部分中，作者讨论了人口的移动、生活水平、和城市生活的主题，再次将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依次探讨了“流亡与流放地”，“种族清洗”和资本主义，以及奴隶贸易的转型全球问题。在“生活水平”一章中，着重描述了十九世纪出现的新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观念，以及其与疾病的防治，灾害、饥荒、贫困、与消费的全球化等问题互动的过程。

之后，作者转向十九世纪的城市，描述了欧洲城市的模式在全球与当地城市传统的碰撞与交融，港口的兴起，殖民主义与帝国的关系，城市地下空间，城市的象征、与美学等问题。

在第二部分中，讨论了边疆的观念：从北美对“荒蛮西部”的开拓，写到欧洲殖民者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开发，再到维多利亚时期“征服自然”观念对于生态环境的掠夺。之后，作者转入帝国与民族，国际主义和强权体系，革命与与国家，民主与民族主义等问题的探索。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能源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资本主义，不同劳动形态意义的变化，新的工作场所的出现，劳工解放运动的形成，雇佣关系的不平衡。之后，作者依次讨论了交通与通讯网络，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知识的变化，文明观念的形成，与宗教的世俗化、与帝国的关系，对改革观念的影响等主题。

与在中国流行的其他几部类似世界史相比，《世界的演变》有相当明显的特色。

1930年代汤应比的巨著《历史研究》，用想象出的“文明”单位来划分世界历史，忽略“不重要”或者“落后”的文明/文化。这一点已深为学界诟病。《世界的演变》则不同，作者不以武断划分的“文明”作为分析单位，更不把文化当作一个个生物有机体来分析；而是观察十九世纪将全球不同地区人口联系起来的网络和观念，是如何从其发源地散布开，逐步与各种当地文化有机地碰撞、交织在一起，产生新的文化形式。

《世界的演变》也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不同。相比之下，《全球通史》更像是一部由各地区历史的缩写叠加成一部历史教科书，虽然强调了各地区之间的交融对于历史的影响，但从分析架构的广度和精度来看，还无法与《世界的演变》相比。

与《历史研究》和《全球通史》不同，《世界的演变》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例子组成的一幅更为丰富多彩的长卷。在欧洲记者关于印度的报道中，在中国清代文人关于美国的游记中，在伦敦餐馆的炸薯条菜单中，作者透露了之前类似作品中少有的细节和趣味，正是这些细节和故事，让奥斯特哈默的世界史变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

通过上述的数十个主题，世界各地人类的不同经历和体验，被真正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方面，《世界的演变》既提供了引人入胜的微观分析，又提供了充满洞见的宏观综合。因此，奥斯特哈默更接近写19 世纪史三部曲的英国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保姆，和写《现代世界的诞生》的克里斯托弗贝利爵士。

而与上面两位史学名家不同的是，奥斯特哈默在中国历史方面的训练让他真正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诱惑。尽管十九世纪的全球文化，在很多程度上来自于欧洲的创新，但是《世界的演变》对于许多中国和其他资料的娴熟运用，让本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对于某些时代和社会先入之见，有意识的规避。与前三十年在我国流行的世界史写法不同，《世界的演变》避免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进步”观念。过去三十年至今的中国世界历史话语，充满了“现代化”、“进步”、“大国崛起”等话语。这些分析的框架，其实来自于十九世纪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进步”观念。

按照历史学家西德尼·波拉德的说法，维多利亚时期的进步理念，是“一种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一个变化规律的想法……这规律包括了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单向则是指向进步。”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进步理念，与当时流行的达尔文主义相互影响，形成了深刻影响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国在二十世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虽然批判了民族主义，却将“进步”换成历史目的论加以吸收。骨子里依然是一种单向度的历史发展假设。

这种“进步”观念，将文明、阶级、国家或者民族，视作一个个有机体。而世界历史，成为了这样一个个想象出的有机体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历史。在民族与国家对资源和霸权的竞争之外，个人，特别是普通人的经历，逐渐隐退。在这种话语之下，我国在90年代至今，出现了各种对“现代化”的研究。这些研究，无一不是以维多利亚时期的“进步”观念为指针，有意无意地借用了欧洲式的民族主义话语，比如“大国崛起”，“强国兴衰”，“民族复兴”等等。这种民族竞争和进步观念，早已深入许多国人的脑髓，成了看世界时不用思考，便自动跳出的分析框架，过滤了其他的观察视角。

关于十九世纪的世界史，本来可以轻易地写成一部民族和帝国在全球争夺资源、地盘和霸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但是奥斯特哈默没有这样做。

《世界的演变》告诉我们，在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框架之外，还可以有其他观察世界历史的方式。我们不必有关于历史发展单向度“进步”和民族竞争的假设，也能写出充满洞见和智慧的世界史。所以，本书既没有汤应比式的“文明”之间的竞争；更不把“大国兴衰”和“列强崛起”作为重要主题；相反，奥斯特哈默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中的小人物、日常的生活、和以往被忽略的历史角落，描写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是怎样对待疾病，怎样看书，去什么剧院看歌剧，如何坐船旅行，怎样在餐馆里点菜的。正是这些日常经历和文化体验，让《世界的演变》达到了它声称的目标：一部关于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和帝国相互竞争厮杀，忽略“不重要”和“落后”民族和人口的历史。

《世界的演变》的启示在于：世界史可以走出“进步”和“现代化”的陷阱。历史不仅仅是达尔文式的国家/民族竞争，不仅仅是帝国的崛起和衰落，不仅仅是物质和“国力”的进步和落后。世界的历史，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经历，一个个民族之外的潮流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特哈默是一个“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前的“启蒙主义者”——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中活生生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