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特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首都博物馆的“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一个个国家级、省级大馆展览一经开幕，无一不是人气爆棚。
一改过去“养在深闺”待人识的境况，博物馆主动向社会大众敞开胸怀，以更多更好的展览、活动，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享受“有内涵”的公共文化生活。作为封存历史碎片的博物馆，也随之变得“活起来”。
“博物馆正在回归他原有的文化艺术属性，这是很大的进步。”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如何拓展“活起来”的广度和深度，使博物馆的收藏、研究、教育等功能得到全方位发挥，这既是业内关心的问题，也是博物馆满足公民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公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定位所在。
人类文明的殿堂
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批博物馆是由西方传教士开设的，如1868年创办的震旦博物馆、1874年创办的上海博物院、1914年创办的北疆博物院，办馆理念皆照搬西方。
“博物馆最初是作为收藏保存各类艺术品的场所，供人们祭祀和观赏。”安来顺说。
文艺复兴时期，博物馆的功能转向收藏与研究并重。17世纪中叶，随着欧洲产业革命兴起，社会对新知识的渴望空前增加，大学和科研机构为顺应时代需要，纷纷向社会开放，博物馆大门也随之打开。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近50年间，博物馆史上发生了被业内称为“博物馆的现代化运动”，此后博物馆变成面向社会大众服务的教育机构。期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
“战火导致学校教育不能正常进行，人们便把孩子带进博物馆学习，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安来顺说，“战争中，人们迫切希望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家园，博物馆提供了这样的场所。”
1974年6月1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国际博协章程》第二章第3条规定：“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为了学习、教育和欣赏之目的，收集、保存、研究、传播和展示有关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见证。”
“迄今为止，国际博物馆协会虽对博物馆定义反复修改多次，但这个定义是里程碑式的，它第一次提出博物馆的开放性和强烈的社会使命。”安来顺评论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博物馆发展道路和建设模式。一系列地志博物馆因此兴起，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自然三部分成为博物馆陈列的“标配”。特点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研究材料，组织具有思想性的陈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物馆开始与国际博物馆发展理念接轨，文化艺术属性慢慢回归，意识形态印迹淡化。博物馆呈现专业化、地域化，展览呈现精品化、考古化和“声光电”特点，力图让“文物自己说话”。
随着“文化自信”和“文明交流互鉴”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博物馆又被赋予新的使命。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发现，一些博物馆囿于保存条件有限，藏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一些博物馆对藏品“家底”“账目”不清，还有一些博物馆大量藏品“长眠”库房。
沁阳市博物馆的普查员宋婷回忆道：“县级市的库房保存条件有限，有些‘娇贵’材质的器物就‘遭了殃’……一些铜钱已出现粉状锈，‘受伤’程度严重；有些字画因长期得不到有效保护，部分字迹和图案已模糊不清……”
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故宫博物院、中国科技馆等大馆文物库房条件较好，却受限于各方面因素，大量馆藏只能在库房“睡大觉”。
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总量高达180余万件，能展出来的极其有限。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解释说，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级别呈“倒金字塔”结构，珍贵文物占93.2%，对展陈条件有特殊要求，现实受展览空间有限、展厅条件不达标、人才支撑不足等制约，许多文物不得不“长眠”库房。
获展藏品相对“风光”，不仅能得到高关注，还能得到精心“照顾”。首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吴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能展出来的都是“精品”。然而，很多观众却反映“看不懂”或“冷冰冰”或“太艰涩”。
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解释说，博物馆人才的学科结构长期主要集中在考古学、历史学上，对文物信息的解读难免过于单一和专业，一定程度上使普通观众“望而却步”。
讲解员是连接展览信息和观众认知程度的桥梁。观众对知识的渴求，也对讲解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博物馆的“迷粉”，孙晶岩去过国内外不少博物馆。她告诉记者，国内很多博物馆的讲解员解说更像“背书”，缺乏与观众的互动交流。即便是付费讲解，也难免不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一些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博物馆，甚至看不到讲解员。
在宋向光看来，讲解员“在博物馆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可随着博物馆日渐开放，公众对知识要求增多，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
策划与展览或与博物馆相关的教育活动，是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为博物馆聚拢人气的有效途径。近些年，一些大馆、省馆率先向社会提供公益讲座、夏令营、动手做等活动，有效拓宽了公众对博物馆功能的认知，增进了社会对博物馆教育特点的了解。
但随之而来的，是博物馆教育活动正面临“同质化”、“碎片化”、“浅薄化”、“泛娱乐化”等问题，离深入传播文物所承载的文化和文明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我国国有省级博物馆和历史类博物馆馆藏种类本身雷同度就较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博物馆的差异化发展。”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主任郑晶认为，“我国博物馆间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不同的博物馆能否结合所在地域的文明特点和资源优势开发独具特色和品牌的教育项目。”另外，博物馆社会教育部门人才构成以讲解员为主体，研究能力相对匮乏，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创新。
有受访专家表示，目前博物馆应有的教育、研究、收藏、保护、展示等功能尚未得到均衡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还难尽如人意，亟待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让馆藏文物“活起来”。
博物馆的新变化
令人欣慰的是，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博物馆发生的新变化让未来变得更值得期待。
首先是博物馆及其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数量快速增长，更多“长眠”库房的文物“重见天日”，为公众所了解。据文化部公布的数据分析，2005～2015十年间，我国博物馆保持着年均200余家的增量，博物馆总数翻了一番；展览总量也由2014年的2万个左右增至2016年的3万多个。
数字化影像采集，让受展陈条件所限不能展出的文物以数字化的方式与公众见面。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的“互联网+中华文明”以及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信息平台都是通过互联网信息手段，采集文物信息，为后续更大范围的服务公众奠定了基础。
利用馆藏文物开发的文创产品，使藏品文化借助“商品”力量被“带回家”，在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比如，故宫博物院2016年推出了8700件文创产品，营业额达10亿元。
其次是策展思路的变化，让博物馆的展览变得更加“亲民”，更有“黏性”。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过去的展览只孤立地展示“物”，或者更多是“精品展”，“现在要求展览展示体现出藏品和藏品、藏品和人、和环境、和社会的关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南京博物院看到的“帝国盛世”展，呈现的正是同时期沙皇俄国和大清朝的成组的艺术品对比。设计上的红、蓝色调对比和空间的连续穿插，都在强化这种对比，中西皇室文化的差异一览便知，并不晦涩。
对藏品信息的跨学科、多角度挖掘，还在拓宽业内对博物馆“收藏什么”、“展示什么”和“怎么传播”的理解。
西藏牦牛博物馆的藏品包括所有和牦牛有关的化石标本、艺术品、居民帐篷、转经筒，甚至还有高高垒起的几百斤牦牛粪，40%的藏品来自牧民捐赠。
“我们在用展品讲述牦牛与高原人类几千年来相伴相随的故事。”创办人吴雨初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这样的故事，牧民能看懂，学者也觉得有看头。很多牧民看完展览后说，看到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像回到家一样。”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艺术总监韩永表示，西藏牦牛博物馆的探索说明，博物馆收藏、展示的“物”只有和人建立关联，“物”才会生动起来。而要与“人”建立关联，既要跳出“精品”思维，依据博物馆定位和展览主题选择“物”，又要跳出考古学范畴，用人类学等多学科来挖掘“物”背后的信息。
第三是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得到更多重视。最直接的体现是2015年颁布实施的《博物馆条例》，较2008年颁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博物馆的三大目的做了序次调整，由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变成“教育、研究和欣赏”。由此可见，未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必会得到更大发挥。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在《东南文化》上发表《从社会教育到社会服务——南京博物院提升公共服务的实践与启示》专题文章，指出了2009年南京博物院率先将“社会教育部”更名为“社会服务部”的深意。
他认为，“公众文化需求引领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关键是服务，核心是教育，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博物馆首先要成为教育者、服务者和传播者。”
为此，南京博物院所有业务评价均要与社会公众建立交集。比如曾经闭门做研究的人也被要求参与策展，接受公众“检阅”，“倒逼”博物馆工作向提升公共服务转变。其带来的变化是，观众接待量连续三年保持平均每年30万人次的增量，而且去年16～30岁的观众占到70%。“更多年轻人进博物馆是好事，可以带动社会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龚良说。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南京博物院调研时，恰逢湖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万全文一行来此“取经”。据了解，类似的行业内分享互鉴并不鲜见，它让人感受到在既有体制下，博物馆主动探索“活起来”的良好氛围，也带动了博物馆人气的高涨。
统计表明，我国博物馆参观量已从2014年之前的5亿～6亿人次，增加到2016年的9亿人次，首次超过美国的博物馆参观量。
营造发展“生态”
事实上，上述新变化还主要集中在大馆、省馆和特色馆的一些方面，博物馆全面系统活起来的“气候”尚未形成。其根本原因，一是一些博物馆还停留在过去的思路窠臼中，重保护轻利用，重“物”轻“人”。
在博物馆工作了30年的韩永，曾任首都博物馆馆长，亲眼见证了我国博物馆的“改革开放”。他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国家文物局负责管理的文物对象包括地上文物、地下文物、社会文物和馆藏文物。其中，前两类以保护“物”为核心，第三类以交易“物”为核心，馆藏文物以传播藏品的文化价值为核心，但却常常被带入以“物”为核心的管理思路中，或受考古工作文保思路“挤压”，或受文物商店艺术品市场的文物价格“挤压”。
龚良坦言：“如果一个博物馆丢了或损毁一件文物，馆长可能面临‘渎职’处罚。九功不抵一过。”
“馆长为了规避风险，有时在举办展览时会选择宁愿上复制品和参考品，也不会上等级文物。”韩永说。
至于“物”的利用还局限在“物”本身。比如展览重“精品”，宣传重“镇馆之宝”，解说局限在文物的基本物理信息。
“切入点不对，就注定难以‘活起来’。”“国博”社教部主任黄琛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让文物活起来’更重要的，是让人了解是在什么文化生态下产生了今天看到的‘遗产’，而非仅着眼单一的‘物’本身。”
受访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促使博物馆“活起来”，必须从观念上摒弃“见物不见人”的利用思路，把“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主”。
二是体制机制。龚良告诉本刊记者，我国国有博物馆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工资总额包干制度。好处是保障了博物馆的公益性，但弊端是奖懒罚勤，“干多干少都一样”。“多干事多出错，少干事少出错，不做事不出错”是客观存在的心态。
另外，同样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管理，行政单位有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的硬性要求，而博物馆没有。这意味着现行体制并未硬性要求博物馆开展有指标性的公共文化服务。
对比当前社会对博物馆的强烈需求和相关部门印发的促进鼓励博物馆“活起来”的意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现有的博物馆管理体制已经构成博物馆“活起来”的一大障碍。
有关业内人士表示，尽管中央号召“让馆藏文物活起来”，媒体也在宣传，但业内真正动起来的不多。一些做得好的博物馆，其动力更多地来自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情怀”和“热爱”，非可持续发展之计。
龚良建议，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鼓励博物馆在完成国家规定任务基础上，满足社会公众日益高涨的服务需求；调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增加对创造性和超额劳动的奖励；同时，要严格规范、约束、监督博物馆，将服务社会的创收用于博物馆公共服务的提升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上。（文/刘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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