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朋友圈——始于《重读凯恩斯》的探访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在《重读凯恩斯》一书中，作者韦森用不少篇幅详细讲述了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与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这对学术宿敌的论战。抛开学术之争，二人之间的友谊令人印象深刻。在纳粹空军1940年7月开始轰炸伦敦后，哈耶克任教的伦敦经济学院曾一度搬到剑桥的彼得豪斯学院（Peterhouse College）上课，是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附近给初来剑桥的哈耶克找到了住处。据哈耶克儿子的回忆，为了提防德国轰炸机，其时凯恩斯曾与哈耶克一起在国王学院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巡逻聊天，并发现了两人在经济学之外的不少共同兴趣，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虽然凯恩斯的理论常遭人误解，但他情智双高、乐善好施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广泛的兴趣，也让他的朋友遍及各个领域。

《重读凯恩斯》，韦森/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1月版

据《凯恩斯传》的作者透露，在伊顿公学时，凯恩斯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他是数理化的优等生但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艺术家”气质；是一流的读书人但绝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20岁以后，他的生活明显分成了私生活和公共领域两部分。一种生活环绕着哲理、艺术和友谊，另一种生活是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只不过他觉得不管后者多么“有意思”，他的激情不在于此，他更加热心的是第一种生活。正因为如此，笔者通过探访发现，他与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保持着不近不远的友谊，与弗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1882-1941）之间更是直来直去。而在后一种生活里，他与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E.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都有过交集。

凯恩斯与维特根斯坦

哲学是凯恩斯生活的基础，也是他的第一兴趣。他接触经济学还是在接触哲学以后的事；也就是说，对他而言，关于生活目的的哲学优先于关于生活手段的哲学（即经济学）。凯恩斯的哲学观形成于1903-1906年间，这是他读本科的最后两年加上研究生的第一年。 他有不少哲学家朋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1889年出生于一个富可敌国的奥地利钢铁大王之家，母亲是银行家的女儿，哈耶克的亲戚。他多才多艺，但生性敏感多疑，脾气暴躁，常常因自我怀疑而抑郁。他自愿放弃巨额遗产，终身未婚未育。

1911年一战爆发前，这位愤世嫉俗的天才在剑桥师从伯特兰·罗素，那时就结识了凯恩斯，只不过易怒的他曾多次宣称要和凯恩斯绝交。

在拜罗素为师的第二年，维特根斯坦开始思考逻辑问题和数学基础问题。他从戈特洛布·弗雷格（《算术基础》的作者）那里得到启发，发现我们的思想表达都依赖于使用的逻辑形式，而这些逻辑形式本身就规定了我们的语言。由此出发，他开始寻找逻辑形式，并试图用最为简洁的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后来维特根斯坦报名参战。他从战时一幅描述汽车事故的图画中，发现了命题的作用。一个命题相当于一幅图画，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与世界之间有对应关系。命题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也就是命题的结构，反映了世界的各个部分的组合方式，即事物存在的可能状态。他把这个想法不断完善，最后在意大利俘虏营里整理出一部书稿，题为《关于逻辑和哲学的思考》。

凯恩斯不计前嫌，帮助他将书稿分别寄送给了弗雷格和罗素。1919年12月，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在海牙用了整整一周时间讨论这部书稿，并最终采用了一个拉丁文名称《逻辑哲学论》，1921年由英国凯根·保罗出版社正式出版。

1924年，凯恩斯写信给维特根斯坦，在信中承认他没有读懂《逻辑哲学论》，但是直觉告诉他，这是极为重要的天才著作。信中措辞谨慎而礼貌，似乎生怕冒犯到这位性格复杂的“上帝”朋友，同时邀请他来剑桥访问。此时还在奥地利乡村小学做老师的维特根斯坦回信感谢了凯恩斯的好意，说：“我的思想之源已枯竭……我乐意，非常乐意再见到您。而且我知道，您人真的很好。”然而，维特根斯坦觉得如果只是去英国待在屋里，每两天和凯恩斯喝喝茶之类，“这并不是足够友好的事情。为了这些小小的友好，我得忍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得要看着这短暂的假期如幻影般消失。”维特根斯坦说他和凯恩斯已经11年没有见面，自己变化很大，“并没有变得比以前好，只是变得不一样了。”他担心去拜访凯恩斯的那个自己并不是凯恩斯所想要邀请的自己，但是“要是我在英国有份工作——例如清洁工或者擦鞋匠——那我就会非常开心地去英国”。

直到1929年，维特根斯坦才再次重返剑桥进行博士答辩。在返回英国的那天，他和凯恩斯就在火车上偶遇，凯恩斯写道：“哦，‘上帝’到了。我今天在五点一刻的火车上碰见了他。”第二天，凯恩斯就在自己的住所举办了信使会（Apostles） 的特别宴会，欢迎维特根斯坦，并且推选他为荣誉会员。之前，由于担心这位古怪的“上帝”拒绝经济上的资助，凯恩斯还匿名捐赠50英镑托拉姆齐带给维特根斯坦，让他能够访问英国。

凯恩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

如果不是韦森在序言里提到的这个事实：“读凯恩斯的英文原著，你会发现，凯恩斯的文字语言表述并不像康德、黑格尔以及米塞斯、哈耶克和熊彼特等德奥思想家那样晦涩难懂、诘屈聱牙。无论凯恩斯的经济学学术著作，还是他的文章、书评、政论和讲演稿，都是用非常优美和极普通的英语语言表达的。”大多数人都不曾留意，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伊顿公学毕业时就获得过古典文学奖学金，还拿到了剑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他的文学造诣可见一斑。

凯恩斯曾跟伦敦一批前卫文人成立了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Bloomsbury Group），其中的核心成员包括作家、20世纪女性主义先锋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作家）、姐夫克莱夫·贝尔（艺术批评家）、弟弟托比·斯蒂芬、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文学批评家德斯蒙德·麦卡锡、画家邓肯·格兰特、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作家E.M.福斯特等。此外，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诗人T.S.艾略特、作家乔伊斯、亨利·詹姆斯和奥尔德斯·赫胥黎也与布卢姆斯伯里过从甚密。中国作家凌叔华因为与伍尔夫的外甥朱利安相恋，也是这个圈子的一员。

凯恩斯（中）与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左）、利顿·斯特雷奇

不管是在艺术主张还是个人生活方式上，布卢姆斯伯里都大胆突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禁区，成为文化时尚的仲裁者。通过他们，作家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和契诃夫，画家如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思想家如弗洛伊德等开始进入英国公众的视野。伍尔夫夫妇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在出版翻译作品之外，也刊行实验性的文学作品和思想家的著作。

《凯恩斯传》的作者认为，布卢姆斯伯里是信使会的延伸。剑桥三一学院的利顿·斯特雷奇和伦纳德·伍尔夫都是信使会的活跃分子，前者与学院里的托比·斯蒂芬和克莱夫·贝尔来往甚密。1905年3月的某个周四晚上，斯蒂芬家的几个孩子——凡妮莎、托比、弗吉尼亚和亚德里安在戈登广场46号发起聚会，托比的一些朋友从剑桥赶来参加，这天也许就是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正式成立的日子。此后俱乐部每周定期活动，不断吸引新人加入。

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的凡妮莎与弗吉尼亚姐妹俩都天生丽质，而托比的朋友们有的对女性不感兴趣，有的则羞于表达。对于不善社交的弗吉尼亚来说，身处一群男同性恋的圈子里，反倒让她感到放松。1909年，弗吉尼亚曾与利顿短暂订婚，但1912年她结婚的对象是伦纳德。可见这是个联系紧密的小圈子。凯恩斯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新老信使会会员的圈子里度过，囊括了这些人的亲朋好友的布卢姆斯伯里自然也在其中。

左起：安杰莉卡·加涅特、凡妮莎、克莱夫·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凯恩斯

也许是彼此太过熟悉，年龄相仿的凯恩斯和伍尔夫之间向来直言不讳。伍尔夫曾这样描写凯恩斯：“梅纳德在灯下的生动形象像一个肚皮吃饱了的海豹，双下巴，向外突出的红唇，一双小眼睛充满性感，非常残忍而且没有想象力。他对某个问题有即兴的看法，但一转脸已经不再谈论下去，我想这正说明了我对他的感觉为何如此不佳。然而，他对我的书一本也没有读过。”事实上，凯恩斯读过伍尔夫的作品《三个基尼金币》（Three Guineas）。在这本成为后世女权论者的典范著作中，伍尔夫以书信体的形式对男性热衷战争的法西斯本质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批驳了男性特权、男性偏见、男性虚荣与男性主宰，凯恩斯对此既愤慨又不屑，他认为书写得非常不好。而伍尔夫对凯恩斯也毫不客气，她评论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是“一部影响世界的著作，但是没有一丁点儿艺术气息”。

但伍尔夫显然是欣赏凯恩斯的。比如，她曾称赞凯恩斯在《梅绍尔博士：被击败的敌人》 一文中的人物性格刻画令人印象深刻，认为“物景描述非常高明”。在1920年2月13日的日记中，她承认，已因《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而名声大噪的凯恩斯显然没有被冲昏头脑，而且变得更加谦虚而不是骄傲，虽然她认为这是剑桥的大环境使然，而非凯恩斯的本性。她还评论说凯恩斯身上有“那种对历史和人性的奇特的、充满想象力的热情”。

凯恩斯与马克斯·韦伯

韦伯比凯恩斯年长近20岁，两人有相似的生活背景。韦伯曾在内卡河畔的海德堡大学就读，青年时代便在父母亲的客厅里结识了当时许多杰出人士，其中有各个领域严谨和训练有素的科学专家及人文学者，也包括政治家、诗人、音乐家与作家等。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十多年里，韦伯府邸周日下午开始的聚会常常高朋满座，谈笑风生。然而，此时的德国却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德国作为战败国遭受重大挫折，这给关注德国前途命运的韦伯带来了很大的焦虑，也对韦伯的思想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可忽视的影响。1918-1920年间，对韦伯和整个世界而言都是动荡不定、世事纷繁的。

马克斯·韦伯

在战争尚未结束的1918年10月，忧心忡忡的韦伯已经着手考虑战后德国重建的问题，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宪制改革的方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韦伯并未沉浸在战败的失望和痛苦的深渊中，而是竭力寻求有所作为——他作为德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巴黎和会的谈判。

1919年1月10日，凯恩斯也到巴黎参加和会，他是战胜国英国代表团中的财政部首席代表。在和会之前的两个月，凯恩斯就着手制定财政部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方针和立场。早在1916年12月2日，他同经济史家WJ.艾什里就写过一份关于历史上收取战争赔款的经验教训。结论是，如果战败国对战胜国支付赔款，一揽子支付的方式对战胜国并没有好处，所以应该分若干年还清为佳。基于这一认识，凯恩斯数度提出旨在重建欧洲的方案。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凯恩斯的主张屡次遭到否决。1919年6月，由于对巴黎和会要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及其疆界方面的苛刻条款强烈不满，凯恩斯辞去了首席代表的职务，重回剑桥大学任教。随后，凯恩斯撰写并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这部著作之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使凯恩斯本人顷刻之间成了世界名人。自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上，更确切地说，在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的所有重大经济问题上，都能听到凯恩斯的声音”。

而参加巴黎和会的韦伯又是另一番光景。他亲历了处置德国的《凡尔赛和约》的谈判和签署，目睹了和会上德国的屈辱。尽管他曾警告过，德国人政治上的幼稚以及没有什么道理的狂妄自大，将毁掉德国的前途，但亲眼看到自己的警告成为现实着实让人心痛。在和约签署的当年，韦伯还预言，不公平的和约跟德国人的政治素质相互激荡，一定会将德国带向更加黑暗的未来。10年后，纳粹崛起，他又不幸言中。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署，一年后的6月14日韦伯离世，享年56岁。

在刘苏里看来，韦伯的死跟国家出现重大变故有直接关系。他认为，凯恩斯之死也是如此。凯恩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商讨战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大英帝国将领跑世界的接力棒，无可奈何地交给了美国，凯恩斯是见证人。《布雷顿森林协定》是1944年7月签订的，不到两年，1946年4月，凯恩斯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3岁。他认为，这两位思想家并非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心力交瘁（哀莫大于心死）。他们的死亡，都有警醒后来者的意味。

凯恩斯与E.H.卡尔

卡尔比凯恩斯小了近10岁，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在专业领域，卡尔以历史学家知名，他写过14卷的《苏俄史》。构思《苏俄史》时，他正效力于英国外交部，代表国家处理苏俄问题。写作和出版《苏俄史》的过程中，他也目睹和经历了冷战从兴起到高潮的全过程。更让他出名的，是他在国际政治学领域的贡献。《二十年危机1919-1939》与《和平的条件》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的称号。

E.H.卡尔

与凯恩斯一样，卡尔不是书斋型学者，而是每天面对具体国是的外交官，也就是方案的执行者。前面提到的三部作品，某种意义上，既是卡尔提出的方案本身，也可以当作方案的思想背景。他的理论素养和哲学思想都投影到他的方案上。 

1916-1936年，卡尔供职于英国外交和情报部门，他以外交官的身份也参加了巴黎和会。作为财政部首席谈判代表的凯恩斯，当时有没有与这个才二十出头的小学弟深入交流，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凯恩斯参加完巴黎和会就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抨击和会的愚蠢，卡尔在20年后才写出《二十年危机1919-1939》，激烈批评英语国家危险的乐观主义倾向，但这本书成为国际关系学上的开山之作，是现今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