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本名安德烈·卡瓦祖缇，出生于意大利的小镇卡尔皮。1981年，老安第一次来到中国，又于第二年到了复旦大学留学，进修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期两年，后来定居南京，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安在中国拍摄了大量胶卷照片，其中很大一部分取景于上海，这些作品收录在《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一书中。
日前，老安回到上海，在上生新所茑屋书店的分享中，与摄影家、批评家顾铮教授，写作者、策展人祝羽捷谈论了他的摄影以及他居住了四十多年的中国。
《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书封
“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的心态与之前去西西里、法国的布列塔尼或首次去伦敦的心态是一样的：一心想着拍照。”老安的摄影记录了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场景，茶馆、饭店、夜晚的小书摊，总是聚集着人群，橱窗里的模特展示着未来生活的模样。在端正的构图和有限的画幅里，老安捕捉着无穷的细节。在顾铮看来，这些寻常细节被放在一个画面里，在视觉的冲突中构成了“日常生活里的异常”，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异常”又具有普遍意义。祝羽捷则说，老安的摄影作品弥补了出生于那个年代之后的人们对于八十年代的想象，“那时照相机还没有普及，我们看到八十年代的照片，很多是海外记者对于中国的描绘，和老安的镜头视角有非常本质的区别，”她指出，新闻记者对于关键性的历史节点更感兴趣，“但是在老安的作品里面，你看到的更多是个体的生活，一种日常、琐碎、平静的状态。”如同作品集的名字“稍息”那样，老安的作品描绘了集体叙事之外日常的放松时刻。
上海，1982 （照片选自老安《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铸刻文化出品）
老安回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南方城市，人们的生活往往是“敞开”的，内部的家庭生活被展现在外部，外部的公共区域则被当成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大家在门外一起看电视，或是交换各自的饭菜，这样的景象让老安感到兴奋，也是他作为摄影师得以进入他人生活的重要条件，“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太多的隐私空间，对于摄影师来说，就像是在看一个舞台或是戏剧的布景，人的状态、动作、身体语言都有很多不同，这一切都吸引着我”，老安说道。
苏州，1982
面对陌生的国度，老安选择将视角投向普通人的生活瞬间。在祝羽捷看来，这种倾向与他作品中的文学性相连，在看这些摄影作品的时候，有一种阅读文学的感受，“就像是在读何伟的《江城》或是《寻路中国》，充满了对于个体的非虚构叙事描写，照片里藏有大量的细节，透露出时代的信息，也可能是个体的信息。”老安回应道，他在摄影时确实混合了文本和视觉的两种视角，“我越来越觉得我摄影的初衷里有很多文学的因素，我的摄影更多来自文学的经验，但是它更抽象，可能接近于诗歌。”老安的摄影持续到了1990年代，之后他更多地转向拍摄录像。1990年代末，老安辞掉工作，成为了一位独立影像人，以自己的摄影和录像进入戏剧、电影、音乐、文学等领域。回忆这些八十年代拍摄的黑白影像，他说，当时趁留学的时候，去了中国各地旅行和拍照，他把自己在复旦留学生宿舍的衣柜变成了暗房，躲在里面小心翼翼地冲洗照片。后来，他将这些照片带到了意大利放大，其中有一些参加了展览，底片则一直保存在抽屉里。直到最近几年，得益于疫情下的空闲，他扫描了这些底片，进行整理，最终出版了这本作品集。后续，他还将再出一本影集，聚焦1987—1994年的中国。
泉州，1983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老安的胶片从黑白转向彩色，而如今，透过照片回看四十多年前的中国，他所感知到的变化显然要迅猛得多。“经历了经济大浪潮，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变化巨大，九十年代就更不用说了。”他用相机留住了这些变化前的环境和人，顾铮评论，“老安用照相机插入现实的瞬间，可能是一个相当暧昧的瞬间，是一个并不说明什么的瞬间，但就是这个瞬间，可能抽出、保留了某个时代的某个时刻的气氛，观者可以据此确认时代。”
在手机和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里，老安的摄影提供了关于过往生活的大量信息，对于今天的中国观众，也提供了一次重新省察生活的契机。在老安看来，八十年代的摄影有提供信息的责任，而到了今天，“信息有点过剩了，好像描绘世界的信息量，已经超过世界本身，现实本身已经存在于描绘里面，外面的世界开始消失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老安拍摄的照片显得更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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