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经典，读书补气

学习书法，该从哪个时期的文字开始？

年已八旬的知名画家了庐结合其书画实践与思考认为，这要根据个人的气质去找相应匹配和喜好的书体，可以追寻五代杨凝式以前的书法史经典，也就是从秦汉魏晋唐一直到五代的书家杨凝式均可，“而草书其实不适合通过现代美术教育中的以理性为主的教学来进行传承，其实更应加以手不释卷的观赏和品味，所谓‘读书补气，胜似人参黄芪。’”

对于书法，可能是因为我在今年1月20日发表的一篇书法小文的结论中，最后的评判过于理性而发人深思，引起了很多书法爱好者的关注。

书法是我的爱好，早先我曾经像诗文一样致力地投入，这在1987年11月《江苏画刊》发表的一篇题为《功夫在画外》的文章中也有所提及，后来因为我受许多前辈老画家的影响，他们都不约而同感叹中国画这样发展下去将面临笔墨失传的忧虑，我出于一种不知名状的震动，决心在中国绘画的笔墨认识上做一些探索和思考，对此后一直沉浸在对笔墨的把握、创作和理论思考中，延续至今，所以书法像诗文一样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汉代《石门颂》原石局部

一个民族的文字，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

世界各国的文字最早的起源都是象形文字，但汉民族的文字始终保留了相应的艺术形态，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字大多如今已成为字母。正因如此，汉民族的文字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是一种必然。文字是人类语言交流的另一种社会功能，汉字的发展从象形文字到篆书、隶书、楷书，这是在历史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字自身发展中，随着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性的变化现象。其中从篆书到隶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书法艺术形象从相对平衡到相对宽松的需要。隶书的发展实际上象征着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人右手的功能大于了左手的功能。所以在艺术上一点点由篆书的平衡，发展成为向右倾斜的一种艺术形象，这是一种进步。但在变化的过程中，又要求更高的相对平衡，楷书的形象就出现了。篆书平衡的有一些单调，楷书在横竖点画之间又追求更美的相对平衡，所以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历史上人类语言交流的共识。至于书法这个概念，是后人在学习的过程中给它定的。

学习书法，应该从哪个时期的文字开始呢？

杨凝式《韭花帖》。清乾隆内府藏本

我个人认为这都无所谓。要根据个人的气质去找相应匹配和喜好的书体，各类字体不管是各种版本的篆书、隶书，各家各派的楷书，从秦汉魏晋唐一直到五代的书家杨凝式都可以。为什么后人学习书法基本上都以学习楷书为多呢？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语言交流除了对话以外，就是文字之间的书面交流，然而书面交流要求能最大限度的求得人们的共识，所以学习楷书就成为一种流行，特别是到了唐代，政府采取了以书取仕的政策，学习书法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的需要，故而文人书法的好坏也直接影响他的仕途，书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像书法家褚遂良的清静秀美，虞世南的散淡，欧阳询的规矩，颜真卿的雄浑博大，柳公权的兼容，就成为千百年来后人揣摩的一种流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艺术形象中所体现的气息代表了贵族文人的主要气质，所以也就成了后人学习的典范。对其他的书体学习不是没有，但都是小众。而宋以后的许多著名的书家，像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及后来的赵孟頫、董其昌等大都学习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唐代颜真卿的书法。当然从其他书体上学习而得以升华的也有，清以后的金农和赵之谦是从魏晋的碑学中得以升华的，吴昌硕是从石鼓文的篆书中得以升华的，又如近代钱瘦铁先生设计的篆刻草图题跋是从汉碑中得以升华的，又如来楚生的书体是从汉简中升华的。

当然从各种书家里得以兼容，那就更好，但无奈的是人生苦短，不过百年，所以只能选择一家为主，触类旁通是最好的。所以我认为学习书法最好不要找宋以后的书家入手，苏黄米蔡、赵孟頫、董其昌他们都是学习前人的这些经典，结合自己的学养升华出来的，那么我们为何不像他们一样追根溯源学五代杨凝式以前的各类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呢？

至于行书和草书，都是历史上一些优秀的书家在自己腕下功底扎实的基础上，在一些特殊的境遇和情绪地激发之下，将自己抑制不住的才气发泄的结果。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种心旷神怡的散淡，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争座位》那种愤慨，怀素的《自叙帖》中所言的“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那种疏狂，宋代苏东坡的《寒食帖》，米芾的《多景楼》，都是在特殊情绪下的一种表现，又如当今一代英主毛泽东自书的诗稿中那种气盖山河的豪情......这种极其感性的艺术形象，后人是没法以临摹的方式进行学习的，当他们时过境迁，情绪稳定以后，自己也不能重复自己。所以这个道理与写意绘画一样，它不适合通过现代美术教育中的以理性为主的教学来进行传承。我认为行书和草书的学习，以手不释卷的观赏和品味就可以了，从他们作品的笔墨形态中去揣摩艺术家当时的情绪，结合他们的学养和时代背景，分辨出他们的气质，找到和自己的差距，在自己与他们差距的基础上通过读书来变化自己的气质，这就是清代书家伊秉绶所说的读书可以变化气质，陶冶性灵。我自己也经常用一句话自勉：“读书补气，胜似人参黄芪。”

王献之《鸭头丸帖卷》

唐代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局部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近代书法家于右任编过一本《标准草书》，其实细想起来，艺术怎么能标准呢？即使楷书标准了也会成为商铺里的招牌字了，更何况是草书呢？

于右任《满江红》局部

我时常对家人和朋友说，想要做大事的人必须先从一件小事做起，但又要用做大事的精神把小事做好，这样就可以一通百通。以我自己来说，有两件事是我一生学习中最认真的。一件是我刚开始学习书画的时候，1960年代初在上海博物馆的书画展厅的一个柜台中，看中了一张元代方从义的《白云深处》册页，画面的气息空濛深深地吸引了我，但具体的笔墨层次因为年久失真几乎已经看不到任何迹象，我也曾在当时可许的情况下带了工具面对面的临摹过几次，但总不得要领，以后我就注意搜集画史中米家山水流派画家和作品的各类资料，反复研读和揣摩，一直到1975年以后，连续花了将近十五年的时间，终于有所了悟。张大壮老师见了以后，笑呵呵地说：“以后就不用我多说了，你自己已经懂了。”

另外一件事，19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美术学院里开始出现了中国画史论专业，培养了一大批美术史理论学者，特别到了85新潮以后，画坛的中国画理论特别活跃，引起了我的注意，但结合自己前三十年来对笔墨学习和创作的感性积累，又感觉到他们的文章似乎有点纸上谈兵，缺乏感性的真知灼见，由此我不由想起以前许多前辈老师关于笔墨将要失传的感叹，引发了我对中国画理论的思考。从1989年1月的《朵云》杂志上，提出了“文人画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绘画中的综合体现”，到如今2024年1月20日发表《文人画要论》一文，前后花了整整35年时间，不断推敲和修正，才得以完成。正如我2000年有诗所言，“立论三五十年废，辛苦文章不值钱”。

1998年以后，我由于健康上的原因，双目开始逐渐失明，不能具体从事绘画创作，所以也只能全身心地投入以笔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画理论的思考，至今也已经26年了。在这期间，我也感谢许多朋友的支持，将我的口述整理成文，出版了如《了庐画论》与《笔墨点评》等著作。

所以，不管是学习书法和任何的文化经典，不要好高骛远，胡思乱想，俗话说：“打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

（作者为知名画家，本文原题为《我对学习书法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