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材怒告吏部书办索贿

清代吏部书办对军功保奖案多索取贿赂，称为“部费”，即使威名远播的将帅也不能免费，这是上下认可的“潜规则”。1889年，海南剿匪保奖案在吏部遇阻，书吏沈梅卿写信索贿，冯子材怒告御状，慈禧将书办流放，将冯子材“交部议处”，这样既维持了朝廷威信，也警告其他将领不要动辄告御状。

冯子材画像

并非中法战争保奖案

1885年3月，冯子材联络友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接着收复谅山，迫使法方回到谈判桌，中法战争就此结束。张之洞幕僚赵凤昌多年以后记忆有误，认为冯子材状告吏部书办一事，因中法战争的军功保奖案而起。赵氏《纪甲申中法战事冯王关前谅山之捷》一文，在铺叙镇南关、谅山战绩之后，紧接着说：“战功开保文职，应候吏部核准，部胥迳函所保之员索费，此亦各军常有。冯乃大怒，即特参吏部尚书，以提督劾部臣，更前所未有也。均足见其拙直之性，非人可及。”（《人文月刊》1931年第9期）冯子材告的是吏部书办，并非吏部尚书。然赵凤昌此文经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征引后，传播颇广。廖宗麟、庄兰芝《冯子材参劾吏部书吏一事考误》一文已作了纠正，但该文未曾揭示事情的最终结局。本文利用张之洞电报，对廖、庄的成果作一些补充。

镇南关、谅山大捷保奖案，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署广西巡抚李秉衡联衔上奏。张之洞是个“懂行情”的官员，他与李秉衡商量，两广官方出一笔“部费”，摆平吏部书办。一开始，对方索要六千两。“部吏勒延，专为索费，若不安置妥帖，必致从刻挑驳，不可收拾。向来大保举常有公筹部费统办，取其较省，将士血战立功，至今未得实惠，令人愤叹。闻部索六千金，鄙意拟筹公款四五千，代了此事，东西两省各半……”（《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7册第47-48页）张之洞毕竟是京官出身，京城人头很熟，他请第三者从中斡旋，价码最终降到三千两。考虑到广西财政不宽裕，这三千两由广东独力担承。（同上第38册第685页）

当年负责抓捕书办的礼部司务厅掌印何刚德，入民国后将其晚清见闻写成《春明梦录》一书。据何刚德所述，礼部书办对于军功保奖案等，往往挑剔拖延，然后写信到外省“嚇诈取财”，外省官员多落入圈套，花钱了事。（何刚德：《春明梦录 客座偶谈》，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5页）冯子材状告吏部书办，因海南“剿匪”保奖案而起。冯子材大怒，是由于他这次重点保奖儿子冯相华，结果落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文员领兵成为普遍现象，冯相华是带兵将领，职衔却是文职系列的“同知”。冯子材的如意算盘，是将儿子冯相华从“同知”保升知府。属于“佐贰官”的同知、通判，满街都是，如《杜凤治日记》所说“同、通不值钱”，知府则是正印官，地位大为不同。笔者猜测，吏部书办写信索贿，其中有一封信落到冯相华手里。

海南“剿匪”保奖案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冯子材以“广东钦廉边务督办”的头衔，驻扎钦州。不久，海南发生所谓“客匪”“黎匪”动乱，冯子材主动请缨，带领军队到海南“剿匪”。海南的动乱说来话长，这次事件主要是客家人与黎族之间的冲突，互相仇杀。海南客家人本来居住在广州府、肇庆府等地，咸丰年间发生“土客大械斗”，广东官府办理善后，将客家人迁到海南、粤西，希望将仇杀双方隔开，杜绝械斗的根源。然而，“土客械斗”本质上是资源争夺，客家人迁移到海南，又与本地土著发生新的冲突。尽管客家人在海南人数不占优势，几十年械斗积累的经验，让他们的军事组织能力强劲，仍对黎族人形成“碾压”之势。

冯子材率兵入琼，先是用兵力压服“客匪”，继而又向张之洞建议，按照海瑞当年的设想，在黎区开通“十字大路”，改善黎区与外界的交通。黎族人并不理解冯子材的政策，不断给冯军制造障碍，甚至武力抵抗，冯子材不得已，动用武力打击一些“黎匪”头目。张之洞用冯子材军队平定海南动乱，增设“抚黎局”、市场等机构，未能事先向黎族做好政策宣传，效果十分有限。在攻破最后一个“黎匪”巢穴后，张之洞宣告“全琼肃清”，接下来冯子材按例向朝廷奏请保奖部下出力员弁。

钦州冯子材旧居大门

张之洞大吃一惊

1889年3月14日，两广总督张之洞收到北京电报局传来的“阁抄”，大吃一惊：冯子材向朝廷奏参吏部书吏“沈锡璋”索贿。据光绪十五年《上谕档》，张之洞看到的“阁抄”大概如下：

光绪十五年七月奉上谕，冯子材奏，特参吏部书办任意索贿颠倒保案事，请将议驳之员仍照原保给奖暨声明伊子前次保案应否照准各折片，当谕令吏部将书吏沈锡璋密拿，并查明保案各节。兹据该部覆奏，调查书吏卯册并无沈璋之名，即按原奏住址名号将沈锡璋即沈梅卿，并冒充沈梅卿之樊子清一名、工人张升一名拿获，著交刑部严讯确情，据实覆奏。冯子材所称吏部核奖歧异各情，经部将原案逐一查明，均系按照定例章程分别准驳，并无颠倒情弊，着毋庸置议。至剿办琼州黎匪出力各员，据张之洞查照部议，复加核减，并删去三员，经该部议复奏准。冯子材辄将初次原请奖叙开单恳请照准，伊子冯相华等前奖同知、花翎，系光绪六年特旨允准之案，兹复奏请应否照准，殊属糊涂冒昧。冯子材著交部议处。钦此。（《光绪朝上谕档》第15册第92页）

此时，冯子材仍以“广东钦廉边务督办”身份住在钦州，虽已升授云南提督，并未到任。张之洞发电报给钦州知州李受彤，责问李“既不劝阻，亦不电禀本部堂，竟致冯无端自干严谕，殊不可解”。其实李受彤并不知情。老将军一怒之下，利用“督办”“提督”专折奏事的权力，直接呈递奏折，肯定瞒着李受彤。

李受彤塑像

慈禧看到奏折，怒不可遏，立刻下令抓捕这个姓沈的吏部书办。京官深知，部书向将领、地方官写信索贿，不会用真名，要尽快抓到罪犯，颇费思量。沈锡璋，何刚德《春明梦录》误记为“沈锡晋”，此人的真名是“沈梅卿”。

何刚德迅速拿获书办

吏部尚书徐桐、侍郎许应骙接到“廷寄”已是傍晚时分。福建人何刚德时任吏部司务厅掌印，专门管理书办吏员。两堂官找来何刚德，查问之下，得知并无“沈锡璋”其人，但在索贿的书信里面，留下了真实地址“炭儿胡同”。何刚德心想，有地址就能拿到人。他让炭儿胡同所在的坊官（相当于“派出所所长”）帮助抓人，对方极力推托，何氏大怒说：坊官哪有不认识部吏的？这是廷寄交拿要犯，你敢抗旨吗？坊官惶恐，答道：炭儿胡问有两个人姓沈，不知道哪个是部吏。何知道坊官想耍赖，怒斥之：你既然知道有两个姓沈，哪个是部吏怎么会不知道？你自己掂量，如果罪犯逃脱，惟你是问。临行，又叫住坊官说：“此钦犯也，须带一稳婆往，若本人脱逃，可带其家属来。”“稳婆”即接生婆，可出入闺房内室。坊官带人搜查，沈梅卿藏在内室。稳婆冲进去，从床底下把他拖了出来。第二天吏部堂官覆奏，慈禧大悦。何刚德对自己拿人迅速感到十分得意。前数日户部有类似交办案件，户部侍郎封住大门进出入，派人入署搜捕，终以“不得主名”，罪犯逃脱。当时京师盛传“户部堂官不如吏部司官”。（《春明梦录 客座偶谈》第86-87页）何刚德熟悉部务，知道索贿者不会留下真实名字，唯有从地址入手才是正确方法，因而能迅速抓到沈梅卿。

结局

冯子材“交部议处”的结果，是“降二级”“准予抵销”，也即降级处分可以用新功弥补，实际并无太大损失，只是面子不好看。4月8日，张之洞打电报给冯子材：“琼案经公顶奏，彰明公道，佩甚。处分降二级奉旨准抵，具征恩眷。部书议徒，鬼蜮辈亦知敛迹矣。闻尚欲续奏，万万不可，太涉烦渎，且似负气。此案业经敝处核减覆准，万不能再改从优。不惟无益，此后彙案具奏，亦多窒碍。幸采刍言，切祷。”（《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27册第629页）冯子材不得不听从顶头上司张之洞的意见。次日，冯子材回电，答应不再顶奏：“琼案欠公，难对出力员弁，本拟奉批折后续奏。兹蒙皇恩深重，荷公垂照关切，当遵公示，不再奏矣。感谢。”（《清代稿钞本三编》第139册第35页）张之洞派到冯子材萃军的营务处总办刘保林接着来电，证实冯子材听从劝阻，“不再顶奏矣。”

吏部书办沈梅卿被判“枷号两个月，流放二千里”。在服刑的前两个月，他每天都戴着枷锁，站在吏部大门口示众。（1889年9月11日《申报》）沈梅卿在今日看来罪有应得，但当日官场可能认为他运气不好，碰上了脾气火暴、爱较真的冯子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