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代际之间相爱相杀，古往今来并不罕见。在泡着枸杞的保温杯逐渐冷落之时，许知远与《奇葩说》九零后之间的撕扯，仍以一种故事会的方式绵延不绝。
9月12日，一篇《十万加的时代，梁文道、许知远、熊培云怎么样了？》的文章说，“互联网中的中国，打破了中心，解构了权威，倒置了话语权，建构了新秩序，促进了人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流通，可以说是重构了一个现代中国”，“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梁文道、熊培云、许知远
这些热情洋溢的语句是不是很熟悉？无论是今天以技术的名义，还是昨天以革命的名义，无论是在2017年，还是在1919年。
这篇宣扬“建构了新秩序、促进了人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流通”的文章并不客观，其作者没有看到的是，许知远的《十三邀》第二期播出后点击量超过两千万，而熊培云的新书《慈悲与玫瑰》也在9月正式出版。“云知道”（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们并没有远离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主流，他们仅仅是不依赖、不迷信，也对90后们为之狂欢的《奇葩说》不那么拜倒而已。用荣剑先生的话说就是，70后没有那么“取媚于”90后，当然，也包含着对于商业消费需求的、带有一点点警惕的拒绝。
正是这种拒绝的姿态捅了自诩为个人主义集中营《奇葩说》的90后观众们的马蜂窝。在爱思辩、倡自由、懂规则、知识丰富、方法论齐全的这些90后后生们看来，但凡是一个人类，怎么可能不看《奇葩说》？如果不看《奇葩说》，“你们大人”怎么了解我们90后的灵魂，又怎么触碰到这个社会最敏感神经突上那一连串的尖叫呢？可是，如此强迫的自由，和自由还有多大关系呢？
或许有人会说，许知远的待遇是他自己自找的，不仅仅是因为在此时此刻他的不合时宜，还因为他在节目中植入的强烈的偏见。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艾伦·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说，“偏见，是有关事物存在方式的观感。它们是对万物秩序的预见。因此，通向认识整体的道路要途径有关整体的谬见。不错，谬见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指向真理，因此值得我们恭敬以待。”
《奇葩说》节目视频截图
许知远当然是有偏见的，但这种偏见的执拗，和拥护《奇葩说》的90后们本无本质的不同。许知远可能不会同意历史进步论。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在民主社会里，每个公民习惯性地忙于思考同一个渺小的对象，那就是他们自己。”民主化、平等化浪潮带来的世界，是一个日渐平庸化的世界，而许知远在他的叙事里，总在寻找茨威格笔下的一种英雄，一种超拔卓越的人格，以对抗这种平庸。所以，在《十三邀》里，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受“灵魂的拷问”，除了白先勇、蔡澜和陈嘉映这样的长者与智者。
而在《奇葩说》里，众生平等，互相摧残也互相成就，每一个人都那么努力、那么奋不顾身地投入个人自由的事业。众生平等地相辩以智，是否也是智者柏拉图的理想？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是矛盾的。在《理想国》里，他如此这般形容民主体制下的年轻人：“彼之度日也，即琐屑之欲望，亦必使之达到目的，有时竟沉溺于酒，有时竟醉心于笛，有时饮水若狂，有时禁食以消瘦，有时热心体育而旋即诸事不问，有时一无所事而忽然研究哲学。偶一念及政治，则即发表其政治上之意见，意之所至，即出诸口。苟见军事而偶生羡慕之心，则立即投身军中，一旦而遇事商，则即立弃他业而事商，故其一生，既无定例，又无秩序，而彼方以此为快乐，为幸福，为自由也。”然而，看不起总是变来变去的年轻人的柏拉图，却构建了一个理想国的圣殿。在那里，苏格拉底和格劳孔、阿里斯同们辩来辩去，以讨论“何为正义”为主要的志业。而《奇葩说》的每一个话题，也都是“应不应该、对不对”的正义命题。
《奇葩说》节目主持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想国就像一个学院派的《奇葩说》。从苏格拉底到《奇葩说》，永恒不变的人性意味着永恒不变的内容，苏格拉底与他的弟子们讨论的一些话题也许并不比今日之《奇葩说》高级。只不过，《理想国》已经经过了时间检验而成为经典，当代的音像信息尚未经历这道时间之河的冲刷。但两者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苏格拉底只是讨论正义这个公共品，《奇葩说》贩卖的却是何为正义这个节目的点击量。如此一来，许知远对于马东怀有时代诠释之野心的期望，不免就落空了。反过来，他的失落和价值预设，又成为他的节目内在紧张的动力源泉。
许知远那些无用的怀疑和探问，有时候也看得让人有些生厌。在马东、罗振宇那里都碰了不少钉子，最妙的是俞飞鸿的点评，“这就是生活啊。”昆德拉在《不朽》一文的结尾塑造了一个渴望不朽灵魂的女人，俞飞鸿显然一点儿也不向往那种自设牢笼、刻舟求剑的生活，而像许知远这样笨拙的人，或许永远也学不来这种生活技巧。对许知远的执拗进行点拨的人，还有玲珑剔透的蔡澜老先生。他几乎每一句话都笑着把许知远自以为是的包袱挡了回去。我有时候看得有点儿着急，不是为了被采访者，而是为了采访者。
不做预设是一个好的采访者的必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令被采访者放下防备，敞开心扉，娓娓道来。《十三邀》节目中，白先勇和蔡澜那两期是最舒服、最过瘾的，陈嘉映那期也相对放松，其他所有节目，都紧绷着一根弦，所有人都像刺猬一样防备着许知远——就像《奇葩说》的正反两方一样剑拔弩张。《奇葩说》的成功就在于展现它的对抗性，展现年轻人的词锋之利，收割的也是年轻人们的力比多和多巴胺；许知远的节目却为什么也要这么拧巴呢，以至于看起来跟《奇葩说》如此相像？如果许知远以另外一种更让人更舒服的姿态进入节目，我们看到的人物是不是会更丰富？还是这样的对抗性设计本来就是许知远节目的底色？
或许答案之一是，正是由于许知远带有偏见、自负、过度自恋乃至于让人不舒服的追问，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中一些有趣灵魂的某些部分，这些灵魂与马东的《奇葩说》里的年轻人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完整图景。换言之，精英与大众、商业与艺术、技术与技术盲、70后和90后们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强烈。90后看不上许知远，可能根本就是因为同行相轻或气质接近。
《奇葩说》节目视频截图
《奇葩说》的辩论依然火爆，而许知远依旧在执拗地寻经布道式地拷问。在面对历史人物时，他既显露了在历史面前的谦卑，又暴露出马基雅维利式的野心：尽力从每天的忙碌中抽出几个小时来，“穿上堂皇气派的服装，进入古人的殿堂与他们对话。”
“相比之下，仅在方法论上把诸神和英雄投射在洞穴岩壁上的影子从想象的心灵中抹去，并不能促进人们对心灵的认识，这只会抽掉其精髓，削弱其力量”，布鲁姆教授如是说。该怎么办呢？“带着强烈的偏见去辩论和思考”，像许知远那样，又或者，像肖骁那样，像蔡康永那样，像高晓松那样。（文/刘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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