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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归信仰,知识的归知识

经验派与唯理派各自的问题说明,每天都在发生的人的认识活动并不是一件容易解释的事情,在双方理论都遇到了瓶颈之后,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种局面。

经验派与唯理派各自的问题说明,每天都在发生的人的认识活动并不是一件容易解释的事情,在双方理论都遇到了瓶颈之后,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种局面。就像当时每一个醉心哲学的人,都要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中选择一种作为自己的立场一样,年轻的康德早期所接受的哲学训练偏向唯理论(尤其是莱布尼茨的理论)。但后来,康德接受了经验论(尤其是休谟的理论)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认为唯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dogmatism),因为唯理派哲学家所说的命题——如“上帝存在”等——不能被其他人验证真假。虽然唯理派对这些命题会做出论证,但这些努力在经验派的眼中更像是诡辩。

康德肖像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康德说,但凡不知道认识能力的界限与性质,就贸然对某物(如上帝、物质)的存在给出肯定结论的都是独断论。不过按照这个标准,似乎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要被冠以这个恶名,毕竟对实体的论述可是亚里士多德的拿手好戏。所以,如果独断论都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将不复存在。休谟确实说过,即使我们把有关形而上学的书都投入烈火中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们未给人带来任何知识。但康德却有些老派地认为,我们不能轻易扔掉形而上学,保持对上帝等概念的思考对人是具有意义的。

所以,走出唯理论的康德也不打算做一名经验论的拥趸。其原因除了他对传统哲学保持着留恋,还在于经验论对感性知识或综合知识的轻视使得科学没有受到经验论者应有的尊重,而康德却对科学的发展抱有极大的敬意。所以他决定走出唯理论和经验论,另辟蹊径地解决人的认识问题,而在这条新路上,他颇具创造性地把科学的方法引入了哲学。

这个科学的方法是康德的独特思考,他认为真正的科学并非如经验派所说的那样,是一门对各种现象整理归纳找出规律的学问。恰恰相反,科学要先确定一些原则与规律,然后再用它们去检验和解释世界。比如,与康德几乎同时代的艾萨克·牛顿所提出的著名的“牛顿第一定律”,就是对理想状态的设想,而不是对现实的总结,但这种设想并不影响它在现实中的应用。与之相似,在解决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时,康德认为我们也可以转变视角,不要认为认识要符合认识对象,而应认为认识对象要符合认识本身。

经验论者认为,知识来源于观念,这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观念要准确地反映认识对象才行。否则,如果我看见桌子,却呈现出椅子的观念,而你看见桌子,却呈现出柜子的观念,人和人就没法沟通了。但康德的意思是说,你与我之所以都看到了桌子,这并非由于我们的观看被桌子规定了,而是由于桌子被我们的观看给规定了。换句话说,在我们看到这张桌子之前,我们就已经具备了某种认识要素,它决定了人能够准确地看到一张桌子而不是其他(当然,由于病理原因造成的视觉障碍除外)。

这个认识要素不是唯理论所说的天赋观念,而是一种认识的功能或认识的结构,不过这种功能或结构可以说是天赋的。所以康德“让认识对象符合认识”的观点,既延循了经验派对认识过程的重视,又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唯理派关于“天赋”的思考,颠覆了以往哲学对认识的想象。就像当初哥白尼把天体运动的中心从地球切换到太阳一样,康德把确立认识准确与否的标准从事物切换到了认识结构,所以他的这个观点被称为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

这场革命成功的关键,是要证明在接触认识对象之前,人确实在认识结构中已然具备了什么要素。康德认为,如果不找到这些要素,不仅无法解释清楚人的认识过程(特别是认识起点),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口无遮拦”地谈论形而上学。因为在他看来,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会遭到近代经验论的批判,就是因为那些哲学家在还没有搞清楚认识结构中是否具有一种能力使人认识到“上帝”“实体”之前,就对这些概念大谈特谈。而康德的任务是回答能够认识到这些概念的能力是什么,以及这个能力在何种条件或限制下认识了这些概念。正是这个原因,康德的哲学被称为“批判的哲学”。这里的“批判”并不是反对攻击的意思,而是为形而上学的使用设定一个界限。

这个界限的设定,是从考察人最基本的认识环节——感性认识开始的。传统的认识论对于人认识过程的第一步总是语焉不详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很多关键的问题,比如:我们究竟是主动地发觉了事物的性质,还是被动地接受了事物呈现给我们的印象?这些性质或印象是否能如实地反映事物?事物是否独立于我们的认识而存在?康德认为,外物是存在的,这是引起我们认识的前提。但是像经验论者一样,他认为人不能以超出认识能力的方式去认识一个事物。所以在认识之外,这个事物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并不能知晓。为此,康德还特意拟定一个称呼来形容独立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客观事物——“物自体”(Thing in Itself),有些时候这个概念也被康德称为“本体”(Noumenon)。

这里,我们必须小心翻译为我们留下的陷阱——这个同样被称为“本体”的概念,和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本体”有很大的区别。康德使用这个概念是想说明,物体本来是怎样的存在我们无法了解,我们能够了解的关于事物的信息是被加工过了的。“加工”说明我们的认识不是傻傻地等着外物把它自己送到眼前,而是主动地攫取外物的某些信息。在洛克那里,这种攫取的发生被称作“直观”,这个概念似乎是说,在感官接触到外物的一瞬间,我们自然就产生了印象或感受。康德把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他希望自己能够解释这种直观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答案是,人天然具有两种直观的能力:空间感与时间感。这是我们一切感性认识,或者说一切认识发生的起点。

空间感让我们知道了事物的位置、大小、形状、动静等信息,而时间感让我们能够以可以理解的顺序获取这些信息。可以想象,对于一个拥有另一种空间感或没有空间感的外星生物来说,当它看到一盒图钉时,其印象很可能是,每一根图钉都四散在空中,颜色斑斓,像小水母一样不停地蠕动。而作为人类,最能体会这种空间感失调的情况大概就是不幸患上爱丽丝梦游仙境症的时候,此病症会因为神经系统错乱而影响视觉,导致病人看到周遭物体会将其缩小或放大。同样地,如果我们不具备时间感,当某人对你说“你今天裙子的颜色真好看”的时候,你的听觉不能按照顺序接收这句话,导致听到的可能是“天今看好真色你子的裙颜”。更严重的是,如果你的记忆是混乱的,那么你就搞不清做菜的时候应该先放油还是先放菜,也搞不清自己明天的考试是入职面试还是中学会考。

康德把古希腊的质形论引入自己的思想中。他认为,空间与时间是感性直观的形式,而物体的属性或性质等是感性直观的质料。只有形式,人什么也感觉不到;只有质料,人没有适当的方式来获取感受;只有当二者同时存在的时候,感觉才会被触发。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通过时间感与空间感使得感觉发生,事物留给我们的印象就不再是其本来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宝盒中盛放着一枝花朵已有一千年之久,你不打开它,就不会知道花是什么样子;但是打开盒子的一刹那,花就会因迅速脱水而枯萎,你只能看到它干瘪的样子,但这不妨碍你进一步去研究它。只不过,这个研究需要进入认识的第二个阶段:知性。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只有上升到知性的阶段,人才可能去思考,确切地说,是以概念为单位、以逻辑为方法的思考。思考的对象不是别的,正是经过空间感与时间感加工过的感性材料,这也是知性的质料。当这些材料来到知性面前的时候,它们还只是一幅幅画面、一段段声音或者一股股气味,只有经过知性的处理,画面才有意味,声音才有含义,气味才有蕴意。

康德认为,知性表现为做出判断的能力,而之所以能够做出判断,是由于我们的知性之中天然地包含某些范畴——确切地说,是十二个范畴。在导论中我们介绍亚里士多德十范畴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康德的十二范畴。康德把这些范畴以更加清晰的条理分成了四组:量的范畴、质的范畴、关系的范畴、模态的范畴。每一组都找到了三项具体的范畴,比如属于模态范畴的三项是: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存在与不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作为概念的起点,康德认为,这些范畴在每个人出生时就存在于其头脑中了,就像感性拥有天然的直观形式一样,知性也把这些范畴作为自己的形式。

只不过,由于范畴的运用更为复杂,所以知性中没有直观,取而代之的是,知性拥有一种被康德称为“统觉”(apperception,这个词最早由莱布尼茨提出)的整合能力,它可以把杂多的感性材料统一到某个或某几个范畴之下,也可以把运用范畴得到的信息统一在一组知识中。更重要的是,康德认为统觉能力证明了“我”的存在,因为所谓的自我意识不是别的,正是那种把所有知觉综合为一个统一体的过程。如果说,笛卡儿是从“我思”推出了自我的存在,康德则是从“我能够整合知性的材料”推出了自我的存在。

人通过整合知性材料已经足可以获得知识,但康德说,我们的认识过程并没有到此为止,在知性之后,人还拥有理性。如果说,知性表现为运用概念进行判断的话,理性则表现为运用判断进行推理。康德认为判断与推理的一个不同在于,前者不能脱离经验,而后者可以脱离经验。当我们判断说“这枝玫瑰是红色的”时,它是基于现实的一条信息,但当我们推理说“玫瑰是红色的,这朵花是玫瑰,所以这朵花是红色的”时,它并不受经验的限制(尽管在现实中,玫瑰并非都是红色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推理)。康德认为,推理的实质是在无条件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具体分析。

在上述推理中,“玫瑰是红色的”就是排除了现实条件的经验,而“这朵花是红色的”是对无条件的具体分析。这说明,在人使用推理进行思考时,具有一种设想“无条件”的天赋。而康德认为,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天赋,是因为理性之中天然蕴含着理念。正如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说明知性中天然蕴含的东西一样,这里他也借用了柏拉图的“理型”。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康德的理念特指本来存在于我们的认识结构中,并赋予我们追求“无条件”禀性的最高要素。“最高”的意思是,对人的认识来说,理性的理念已经是终点,知识都到此为止。

理性的理念有三个:上帝、世界、灵魂。康德认为,“世界”这个理念代表了认识对象的无条件,“灵魂”这个理念代表了认识主体的无条件,“上帝”代表了一切事物(一切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的无条件。所以,只要这三个理念存在,人在发生认识的时候,就永远有一种把知识扩大到无条件的程度的倾向。比如,我们不仅想知道下雪的原因是什么,还想知道一切事情的终极原因是什么。这也是形而上学会存在的原因——很明显,康德选择了三个最能代表形而上学的词来作为理性的理念。

但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的是,康德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围绕这三个理念形成具体的知识。这是因为,当对上帝、世界或灵魂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是在用知性的范畴对理性的理念进行分析,但范畴只能向下去分析感性材料,而不能向上去分析完全与经验无关的理念。传统形而上学中诸如“灵魂是否存在”“上帝是否全善”“世界是否无限”的讨论,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康德认为,把理性的理念与知性的范畴结合,是一种对理性的误用。他强调形而上学一定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展开自身,而不能随意跨出边界与经验发生联系。他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就是想要告诉人们真正的理性有一个严格的界限。

坦白地说,理念作为整个认识过程的终点或最高点,其上不再有更高级的能力或要素。所以对于理念,我们除了由感性开始一步步地到最后推导出来它们,并不能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本来我们在知性阶段已经能够获得知识,但是康德还要在其上设定理性阶段,就是为了表明,人可以通过理性进一步整合知性知识。虽然整合的结果仅仅是在理论上确定了三个不能被继续追问的理念,但这个过程本身却表明了,人拥有一种对知识的永恒追求(尽管这种追求有时会出错)。

更重要的是,康德通过这种理论上的设定,保留了形而上学的意义。他虽然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值得批判,但是又不同意把其彻底取消。因为只要上帝、世界、灵魂这三个理念存在于我们心中,人的认识就有一个终极的指向。这个终极指向虽然在理论上永远无法到达,但并不妨碍它对人的实际行动的影响。比如,我们无法用知识证明上帝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因为信仰上帝而多做好事。所以康德特别指出,如果能够限制知识的范围,就会为信仰留出位置。虽然理性的理念无法给予我们知识,但却能够为我们提供实践上的价值。于是,在完成了对纯粹理性的规定之后,康德又开始了对实践理性的说明,只是后者已经与认识论无关,而是进入了道德哲学的领域。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能看到,康德构建了一个始于感性、终于理性的认识结构。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发现的人,大概已经对康德认识论的特点有了一个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他在充分承认经验重要性的同时,又在认识结构中设定了很多超越经验的东西,比如,感性的时空形式、知性的范畴、理性的理念等。康德像经验派一样,认为知识确实是从经验开始的,但这并非意味着知识来源于经验。这就好像我在晚上六点把朋友请到家中为他们做石锅拌饭,但石锅拌饭并不是在六点才出现的——所需的食材是我早上去超市购买的,而所需的器皿则是从我出生起家中便有的老物件。

可以说,康德像唯理派一样,承认人身上有天赋的东西,只不过它不是具体的观念,而是具体的认识能力而已。康德认为,这些认识能力在类似于“尝到一碗糖水”这样具体的经验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正因为这些能力的存在,我们只能以一种被这些能力所规定的方式来认识事物。时空感、范畴和理念的组合像是一副神奇的墨镜,只有戴上它,我们才能看见东西,但是看见的东西也无可避免地变成了墨镜的颜色。不管如何,康德认为构建认识论的关键在于,说明墨镜是如何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即经验之前的能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所以,他的认识论又被称为“先验的”(transzendental)哲学。

请注意,“先验”这个概念在康德这里,指的是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这种研究的内容仅限于讨论人的认识结构在经验发生之前已然具备了哪些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如何发挥作用。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凡是不涉及认识对象而只涉及(在认识对象之前的)认识方式的知识,就是先验的。

几乎所有学习康德哲学的人在一开始都会把“先验”与另外一个词——“先天”(apriori)搞混。正如你我所知,在日常的交谈中,“先天”的意思是“从出生起便具有的”,但是为了理解康德的思想,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这种含义。康德的“先天”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被用来形容完全不需要依靠经验而存在的性质,即普遍必然性。这是因为,所谓个别的东西或偶然的东西,都是我们在一个个具体的事例中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如果某个东西能脱离经验而存在,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否用经验对它进行验证,它都是那样,那么它只能是普遍必然的。比如,无论我们是否用经验验证正方形的四个角之和等于360度,它都必然如此,而且所有的正方形都如此。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我们也拥有着可以独立于经验而存在的能力,所以时空感、范畴、理念这些要素在康德看来都是先天的。可以说,所有先验的东西都是先天的,但并非所有先天的东西都是先验的。因为“先验”只是康德试图在认识论中去探索“先天”是否可能而获得的知识,“先验”仅仅是针对认识结构中的先天要素而说的,在认识论之外,还有另外的知识也可以属于“先天”。所以,“先天”的范围要比“先验”大得多。

实际上,如果你们还记得“休谟之叉”对知识的划分,就会得出结论:所有分析命题都是先天的知识。比如,“红苹果是红色的”这个分析命题,就具有可以脱离经验的普遍必然性——无论何时何地,所有的红苹果都必然是红色的。不过康德认为,在休谟的这种知识划分下,分析的命题并不会带来更多的知识——红苹果当然是红色的,它不仅是红色的,还是苹果,但这根本不算是什么知识。与之相反,综合的命题,比如“猎豹跑得比狼狗快”,却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又不是必然的,比如有一头猎豹由于天生供血不足而无法快跑,它就没有办法在速度上比过狼狗。于是,康德便设想能否有一些内容,它既能增加我们的知识,而且还是必然的呢?出于这个设想,康德创造了先天综合判断。

康德认为,分析命题虽然都属于先天的知识,但并非所有的先天知识都是分析命题,一些综合判断也可以是先天的知识。康德在这里表达了与休谟不同的对“综合的”理解,他认为“综合”并不一定要对经验进行归纳总结,任何在头脑中进行的构造都属于“综合的”活动。举例来说(康德自己的例子),五加七等于十二,它是普遍必然的先天知识,但它不是分析命题,从“五加七”中分析不出“十二”,但是通过头脑的构造,人们可以把两者等同起来,所以它既是先天的知识,又是经过构造的综合判断。康德认为,不仅数学、科学属于先天综合判断,哲学也如此。他在认识论中所提出的先验内容,几乎都是先天综合判断,比如“人有时空感”“知性通过范畴去理解感性材料”等。换句话说,康德构建先验哲学的过程,就是他说明先天综合判断体现在认识论中如何可能的过程。

康德关于认识的探究,可以说是近代认识论的高峰,之后的哲学家只要试图在认识论中有所建树,都要或多或少地对他的理论进行回应。在领略过这座高峰上的景色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对西方的认识论做出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认识问题走进哲学的领域,是因为我们对本原的探索在理论上要求我们首先回答这种探索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如果不先弄清人对万物的认识是否可靠,那么我们对物的判断就无从谈起。在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最早用“灵魂”谈到了人的认识,后来柏拉图借由这一概念提出了“回忆说”,认为一切知识都潜在地保存在灵魂中。而伊壁鸠鲁则提出了“储觉说”,认为知识来源于感性经验的层层积累。读过本章的你肯定会发现,近代唯理派与经验派关于认识论的分歧,实际上在古希腊时代就以某种方式存在了。尽管这期间亚里士多德的认识理论有综合两种理论的倾向——既承认感觉拥有获取关于事物信息的能力,又承认灵魂之中拥有天赋的理性可以认识到与事物有关的真理——他的理论仍然没能够彻底整合“知识来源于天赋要素”和“知识来源于经验要素”这两种观点。

这两种观点表面上是在讨论知识的来源,但在回答的过程中,由于立场不同,实际上又牵引出了其他问题。比如,一些哲学家之所以提出了天赋的要素,是因为他们在解决知识来源问题的同时,也希望说明知识的确定性——毕竟说起来,灵魂或上帝赋予我们心中的知识应该不会错。而另外一些哲学家之所以看重经验的要素,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知识来源的问题亦涉及具体的知识生成过程,如果不从我们的感官入手,认识过程就没法被一步步清晰地描述出来。基于这样的不同侧重点,认识论在近代分成了重视天赋观念的唯理派与重视经验能力的经验派。

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这些唯理派的哲学家认为,我们的头脑中天生就具有一些观念,它们不仅是知识的来源,也为知识的确定性提供了保障。在天赋观念中,“实体”是最重要的一个。唯理派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我们头脑中预先拥有这个观念,人就无法认识万物的存在,认识就不可能发生。在唯理派那里,“实体”概念与上帝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所有天赋理念到最后都要依托于上帝。唯理派的这些观点遭到了经验派哲学家的反对,洛克、贝克莱、休谟这些人认为,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认识去断定,在认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独立存在。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关于外物的任何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既然我们能从感性中获得外物的信息,就不需要再去设定什么天赋观念。重视过程的经验派为知识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描述,他们认为在感官最初获得印象的时候,知识尚未形成,只有当印象转变为观念、观念结合成复杂观念的时候,知识才会出现。不过,与唯理派相同的是,经验派为了保证在经验中获得知识的过程是普遍且准确的,也不得不在经验之外借助一些作为前提的假设。比如,需要实体的存在以便提供感觉内容,需要上帝的存在以便保证感觉本身的有效,但这些前提似乎都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了经验论的初衷。

近代唯理派和经验派关于认识的争论的结局是,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完全驳倒对方——唯理派需要承认经验对形成新知识的作用,经验派也需要承认天赋要素对知识确定性的保证。这就为康德对两者的综合提供了基础。康德敏锐地看到了,唯理派对天赋观念的独断论成分以及经验派对经验唯一性的强调所导致的怀疑论成分,他的解决办法是为人的认识设定先验要素——与天赋观念相比,先验要素虽然也是天赋的,但却不是现成的什么观念,而只是一种能力,知识的形成仍需要经验材料的补充;与经验认识相比,先验要素又是普遍必然的,它规定着我们只能以一种形式认识世界,这就为知识的确定性提供了保证。在康德看来,作为先验要素的时空感、范畴和理念,它们虽然是先天地而存在于人的认识结构中,但它们同时也是被构造出来的,且可以也必须经由经验验证。这就使康德的认识论一方面保留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先天性,又融合了近代科学的经验性。

本文摘选自《哲学进化论:一场关于世界、意识、道德的无止境追问》(李浩然 著,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202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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