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原状陈列发展历程研究

本文系故宫博物院科研课题《晚清至民国储秀宫区域原状陈列研究——基于清宫档案与现存文物的梳理》的部分研究成果，原载于《博物院》2023年第1期，58—66页。

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极具特色的一种展览类型，主要反映了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帝后活动的历史面貌。而古代宫殿原状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不多，除少量遗留下来的原状佛堂之外，现在所看到的原状陈列大多是经过专家考证后恢复的[1]。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的内涵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从最初的保存原状，到风格性复原陈列，再到科学性复原陈列；虽然都被称作原状陈列，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使用了不同的方式与方法。

目前，故宫博物院原状陈列的研究大部分是参与过陈列的人员对于工作过程的纪实，包括朱家溍的《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2]、《金銮殿的宝座》[3]、《关于清代宫史研究及原状陈列的几个问题》[4]，朱雅娟的《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5]，林姝的《万岁千秋奉寿康——“寿康宫原状与崇庆皇太后专题展”纪略》[6]等。还有一部分研究是基于陈设档案与明清生活方式的梳理，说明陈设蕴含的思想理念，例如朱家溍的《明清室内陈设》[7]，王子林的《明清皇宫陈设》[8]、《紫禁城原状与原创》[9]等。宫廷原状陈列每个时期理念的变化学者多有涉及，陈列方式的变迁却很少有人关注，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厘清原状陈列实践的具体发展脉络，对未来陈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原状的保存与破坏

1924年北京事变后，临时执政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将清逊帝溥仪驱出清宫内廷，组织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逐渐理清故宫的情况，逐步推动皇宫向博物馆转变。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鉴于形势之孤危，非急急成立博物院使速成公开之局，无以杜觊觎之心。[10]”因此，最初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是在文物点查过程中非常仓促开展的，由秘书处管理，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指导思想，简单保存了溥仪出宫时现场的原状：寝宫里，桌子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图1）；墙上挂着月份牌（日历），仍是屋主人走的那一天；牀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磁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廊檐上，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许多屋宇都只能隔着玻璃往里看。窗台上摆满了外国玩具，一尺多高的磁人，有高贵的妇人，有拿着望远镜、带着指挥刀的军官，还有蜡人，等等（图2）……[11]

图1 储秀宫南窗炕几上之饼干匣及残余苹果半枚（陈万里摄）

图2 翊坤宫体和殿东屋南窗之一部（陈万里摄）

但原状被保存下来并非偶然，当时故宫文化遗产的点查与保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言一行、一人一物都会引起社会上的强烈的反响，于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草案》第八条中规定：点查物品时，以不离物品原摆放之地位为原则，如必不得已，须挪地位者，点查毕后，即须归还原处。无论如何，不得移至所在室之门外，且每查完一座宫殿，便按照点查登录簿上的记载，刊印出来，公开发售，以取信于国人[12]。于是原状得以较为完整的被保留下来，由此奠定了故宫博物院原状陈列方式的基础和可能。

当时人们对于“保存原状”其实是遵循一定原则的，是展览计划中重要的一部分。“故宫博物院成立的那一天，宫中五路，所有的宫殿，与礼制有关的，帝后居住的，仍保存原来的状况；在各配殿及原来空间的宫殿里，开辟了许多陈列室，分别陈列各类的古物图书文献。[13]”1929年6月6日《申报》的《沪报视察团之行踪》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展览计划，“该院计划：宫之中路，将于四周建屋，改为普通陈列室，中路为专门陈列室；外东路为文献陈列室；外西路为图书馆及宗教陈列室；西路仍旧，以保存皇室生活之真相[14]”。《1929年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中关于“参观情形”的描述也表现出当时的展览经营策略：“本院参观，向分三路。中路有乾清，交泰，坤宁各宫殿，为宫中主要之地。并附设各类古物陈列室，以点缀其间。西路为清代帝后燕居处，足以表现宫中生活状态。亦一有趣味之地点。外东路，系清高宗为太上皇时颐养处，又有关于文献各种陈列品，可以研究史料。各路供人参观之目的不同，而各有其特长处，任人选择[15]”。由此可见，此时原状陈列主要是与礼制有关或帝后居住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西路，用以保存皇室生活之真相，表现宫中生活状态。

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危急，故宫博物院决议将文物南移以策安全，以免文物罹于浩劫。当时由于三馆装箱工作，限于人手，不能十分迅速，秘书处便也派员到各宫殿里去选提文物装箱。原状陈列中的展品也被一并打包，所装的箱件以宫殿第一字作为编号，并汇编了文物装箱清册，但是这些清册主要是为了清点文物数量，并没有标注文物的位置信息。而且因为展品的装箱，导致还有另提补充陈列的情况：储秀宫、体和殿及西厢、翊坤宫及西厢、淑芳斋、重华宫及东厢、崇敬殿、丽景轩、长春宫、体元殿、太极殿的内部陈设，十二月间由古物馆帮同秘书处布置陈设品目[16]。可见文物南迁改变了宫殿内的展品和展品原始位置，部分文物因此流失、损坏，很多宫殿内部不再保持原状。

综上可以看出，在那个博物馆理论和体系并不健全的年代，人们对于原状陈列的概念并不明晰，但是对于保存宫中帝后居住的原状和宫廷礼制的原貌却是具有一定共识的。“保存原状，公开原状”有助于取信于众；能够保存皇室生活之真相，让“参观者见宫墙高且多，无异囹圄，见宫中生活之黑暗，一无乐趣，或可兴起其薄视天子、重视平民之念乎[17]”。然而，文物南迁突然将“保存原状”的展陈模式打破，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风格性复原陈列阶段与复原工作的停滞

1949年后，全国文化艺术工作逐步开展，“一方面巩固和发展新的文化、艺术事业，另一方面有步骤有重点地改革旧有文化艺术事业[18]”。在这种背景下，故宫博物院开始整理、改革工作，1951年初成立了陈列部，统一管理全院的陈列展览工作。并汇集专家对陈列计划进行探讨，将故宫博物院定位为“陈列历代美术及美术工艺品的综合性博物院”，计划形成“时代综合陈列、复原陈列、专门陈列相结合[19]”的展陈模式，原状陈列也逐渐步入“风格性复原陈列”阶段。所谓的“风格”，其实是在历史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每个历史阶段形式和肌体细部的总结[20]。而“风格性复原陈列”则是陈列人员通过查找相关史证，大体恢复出当时陈设的形式与风格，以此来反映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生活场景和文化氛围。

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观众的反映，对于清代宫廷生活最感兴趣，为适应群众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作用，内西路仍以原状陈列为主[21]”。但由于文物南迁，故宫的原状陈设很多早已撤收，想要重新以之前的原状形式进行陈列，具有一定地难度。一方面书籍档案中对于陈设特征、位置信息的记载不是特别准确、清晰，与文物实存很难做到一一对应；另一方面溥仪出宫时有很多杂乱无章的陈设，只能代表该地短时间的状况，又不能完全原封不动的恢复溥仪出宫时的现场原状。因此，陈列人员只能根据各个地点不同的情况，查找史料开始尝试着恢复某些地点更早时期的“风格”，或时间比较长久的历史面貌。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与清宫史研究的深入，1959年故宫博物院提出了“宫廷史迹陈列”的概念，后又成立宫廷历史部专门致力于明清宫廷文物的保管、陈列、研究工作。宫殿原状陈列与宫廷文物陈列一起被纳入“宫廷史迹陈列”体系之中：宫殿内部形式没有变动的可以保持原状；如原来的陈设已经不清楚，应根据历史情况来布置复原陈列；如变动很大或原来就是库房等陈列室，则适宜于作宫廷文物的分类陈列[22]。至此，故宫博物院对于原状陈设的认识与复原陈列的方法均趋于成熟。

图3 坤宁宫原状陈列情况（上图为普意雅1900-1930年间拍摄，下图为五六十年代复原陈列后样貌）

那时“复原陈列”的布置主要是先参考现场原状、照片，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清内务府旧陈设档案，以及有关书藉进行研究；再结合条件加以选择进行布置的，且更加强调“风格性”的呈现。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室内陈设就是不断地在变化的，所以复原陈列决不是自然主义的有什么摆什么，而必须根据历史材料，经过艺术加工，去粗取精，有选择，有组织的陈列，这样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又能让观众容易理解[23]”。原状陈列目的也调整为“反映清代帝后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文化生活[24]”，于是陈列人员在复原陈列的实际操作中有意识地选择有代表性的历史面貌（表1），而不是纯客观的反映真实。如坤宁宫原状陈列的恢复（图3），就是在先研究了《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坤宁宫陈设档、《满州祭天祭神礼》等清代官书和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拍摄的部分照片，并向曾经在坤宁宫吃过肉的衡亮先生进行了访问之后，才进行布置的。当在陈列过程中遇到陈设物品不全，材料记载不一致等情况时，为了反映婚礼当时情形，为了陈设品的协调统一，为了能够反映长时期陈设的情况，只能不完全局限于历史材料，也不排斥乾嘉遗留下来的陈设品，从史料中选择适当的内容，把原地点历史上积累下的室内陈设面貌进行重新复原[25]。据朱家溍先生的描述，当时从太和殿到坤宁宫，故宫中路的原状陈列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和方法进行布置的。

表1: 1960年原状陈设情况[26]

由于故宫地区辽阔，“宫廷史迹陈列”要从观众的时间精力与院内的人力设备作通盘考虑，制定出全面规划，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实施。至1962年，“宫廷历史原状陈列”已经整理的宫殿七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钦安殿），遗迹两处（隆宗门、珍妃井）；宫廷历史复原陈列已经布置完成六处（养心殿、军机处、咸福宫、同道堂、长春宫、储秀宫、延晖阁）；宫廷历史文物陈列已经布置两处（珍宝馆、钟表陈列室），但仍需继续提高[27]。1964年《故宫博物院参观路线图》展示出当时的原状陈列依然还是集中在中路及内西路地区（图4），一方面由于人力设备等条件的限制，所有的陈列当时不能做到同时开放，只能采取轮流开放或特约参观等办法；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工作人员从开始对宫殿历史文物进行摸底、整理、研究，直至复原陈列，这一系列工作具有很大难度，全部完成更是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图4 1964年故宮博物院参观路线图（1964年《故宫引导》）

从1949年至1966年，故宫博物院一直对被破坏的原状进行恢复，并着手对宫廷史迹部分加以整理，对曾经在清宫任职和值宿过的人员进行采访，为日后的原状陈列提供了大量的档案和文献材料。正当原状陈列工作开始蓬勃发展，计划着进一步改进工作，提高陈列水平的时候，陈列展出由于历史原因被迫停止，“风格性复原陈列”实践也只能进入了停滞状态。直到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之前的短短数月，才迅速完成了中路、西路部分的宫廷原状陈列工作。此后工作人员便将工作重点放在了陈列说明的修改上，导致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原状陈列并无大的发展，基本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复原陈列的风格和手法（表2）。

表2:一九七七年陈列展览统计表（宫廷原状部分）[28]

“风格性复原陈列”的方式确实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原状恢复的难度，让观众得以看到那个时代帝后生活的原状，但改变了原始样貌，抹去或覆盖了物品表面的岁月痕迹，恢复出来的可能是在过往时期中都不曾有过的陈设状态。虽然这种陈列方式有一定地局限性，但在那个年代复原陈列的指导思想及方向是基本正确的，也建立起了复原陈列的一套具体的工作办法。

科学性原状陈列与多维利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博物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针对原状陈列的实施也有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在《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中曾指出“原状陈列是对特定事件或人物活动历史场景的复原再现，应尽可能多地使用原物，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文物，在使用时应注明收藏时间、捐献者及其历史价值。原有物品已损毁散失的，可使用复制品、仿制品和代用品，并加以注明[29]”。在这种情况下，故宫博物院陈列工作提出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新要求，要尊重故宫的历史渊源，加强科学研究，遵循历史和艺术发展史的规律，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充实提高现有的原状陈列，逐渐朝着科学性、多维性发展。

这种科学性的发展趋势首先体现在力求恢复原貌上。一方面故宫博物院在复原陈列前开始组织更加充分的论证，例如1994年对保和殿宝座台进行了刷漆、贴金修复，以求恢复其本来面目；中和殿更换了不适宜的陈设品并撤除了不该摆放在此的两顶轿舆；太和殿新增陈设（恢复原状）也进行了充分论证，准备恢复原来的龙柜和匾额[30]。2001年充实坤宁宫祭祀原状时对于复制坤宁宫萨满神衣一事，经过反复考证清宫萨满跳神时享受四品官待遇，认为民间萨满衣不适用清宫，故不复制[31]。另一方面工作人员对原状陈列概念和工作方法提出更高要求，开始探讨更科学的陈列方式，认为要“分清原状恢复与陈列两者间的实质性差别，如果要搞原状复原，即把某一殿宇恢复成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原貌，就要有严谨的前期考证，研究工作为前提，否则只可算为原状式陈列，不宜算是某某原状，以避免不科学、不准确。对于文物仿、复制品的使用上，故宫不宜过多陈列复制品，与故宫是历代皇家收藏艺术宝库不等[32]”。

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开始更加重视原状陈列中文物的科技保护研究，通过古建筑修缮创造更好地展陈环境；逐步探索一个集仪器分析检测、文物病虫害调查和治理、文物保护效果评估及古建筑构件的保护研究、文物的保护研究、室内外环境监测及监控研究为一体的科学性原状陈列机制。其中在2003至2008年间开展的“倦勤斋室内装饰装修保护与修缮工程”就是科学性原状陈列中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囊括了“建筑部分的维修、通景画和内装修的修复、家具和陈设的修复，以及附属设施配套工程[33]”。此次复原陈列前，相关专家先对建筑历史、内檐装修等问题展开多角度研究；然后对室内的木质、书画等文物的修缮、复原方案进行探讨，更好地保留文物的“真实性[34]”；最终对室内光环境的测评和保护标准进行论证，并提出“历史光环境是倦勤斋值得保护的重要元素之一[35]”。通过这次大规模室内装饰的修缮保护，不仅能够使倦勤斋现存遗迹得到更好地保护，而且通过科学研究保存了建筑结构、内檐装饰及室内陈设大量的原始数据，探索如何更好地保留文物的真实性，具有十分重要地借鉴意义。

故宫博物院原状陈列在注重科学性发展的同时，开始思考应该如何加强对原状陈列的利用，以此来不断拓展故宫文化遗产的内涵，并由此逐步探索出以下三种主要的利用模式：

一为复原陈列与专题展览结合的模式。为了“综合平衡好普通观众参观故宫希望看到明清皇宫原貌的要求与展览学术含量[36]”，陈列研究开始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在过去对原状陈设进行普遍调查、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对宫廷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尝试通过原状陈列与专题展览相结合的方式，搭建起更加贴近观众观赏习惯的立体化宫廷文化景观，以此来揭示原状背后蕴涵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例如2015年对外开放的寿康宫原状陈列式展览，除了系统梳理史料，恢复完成“寿康宫院落中皇太后使用的正殿、后殿、北围房，皇帝使用的东配殿”原状陈列之外，还将“两侧的东西围房开辟为崇庆皇太后专题展览，以补充原状陈列展不易展示的其他方面[37]”。该专题展通过母仪天下、慈寿无疆、母子情牵三个单元展示了与崇庆皇太后相关的文物，与原状陈列之间形成联动，引领观众在观赏原状陈列式展览的同时理解乾隆帝与崇庆皇太后的浓厚亲情及乾隆盛世的历史风貌。

二为打包、搬迁原状陈列以临展方式展出。当原状陈列可以被整体或局部打包，在不同地方的展厅、不同主题的展览中展示时，能够为观众营造出更具代入感的环境氛围，更好地理解文物与文物之间的关联。如2010年在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展出的“乾隆花园古典家具与内装修设计展”，就是将宁寿宫花园的建筑构件和内檐装饰进行了立体还原，直观地展现了乾隆帝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2015年“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修护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此地的原状陈列，通过“走进养心殿”展，将其中文物整体打包搬迁展示（图5）。不论是展厅内的景观还是柜内的文物都“货真价实”，凡是养心殿内存放的物件，连摆放位置都分毫不差，再辅以高科技手段复原天花、彩绘、壁纸，甚至是格局，来烘托殿堂气氛[38]。

图5 打包、搬迁原状陈列（上图为故宫博物院养心殿复原陈列，下图为南京博物院“走进养心殿——大清的家国天下”展览）

三为利用数字手段制作原状陈列的虚拟现实场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故宫博物院提出新的发展规划，开始“尝试头盔、手套、3d眼镜等虚拟现实设备和展示技术，开发制作古建、文物三维模型，研究建立三维模型素材数据库和文物、古建数据库，为系统深入的文化展示和数据保存应用奠定基础[39]”。把原状陈列制作成虚拟现实场景的数字化展品，不仅可以将养心殿、倦勤斋这样的原状陈列制作成VR虚拟场景，让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参观；而且能够为灵沼轩这种难以还原的空间提供了虚拟复原方案，让原状陈列有了更多可能性。2015年端门数字馆正式竣工开馆试运行，其中就包括“数字宫廷原状”部分（图6），通过更具沉浸感的手段帮助观众与古建、文物的亲密交互，尝试为其提供比参观原状实物更丰富有趣的体验。

图6 三希堂数字宫廷原状

与“风格性复原陈列”不同，现在的原状陈列更加注重“真实性”和“可利用性”。这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科学性、多维性的发展趋势不仅能够更好地保护原状，更全面地记录原状数据；而且这种探索能够极大地拓展原状陈列的内涵，让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原状背后的故事。

结语

纵观故宫博物院原状陈列的整个发展历程，从原状的保存到风格性复原陈列，再到科学性原状陈列，原状陈列作为故宫博物院极具特色的展览类型，经历了长期地发展和不断地更新。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各方势力的觊觎之心昭然若揭，“保存原状，公开原状”更多地是一种抗争手段，此时的保护手段就是“点查”，通过清点、记录文物所在的地方和数量，以防丢失。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当时“复原有代表性的历史面貌”主要是为了适应群众的需要和发挥博物馆的教育作用，因此在复原陈列中融入了大量艺术成分，并将历史材料去粗取精，有选择、有组织的进行陈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原状逐渐变为一个“系统性工程”，在复原陈列的过程中极大程度地保留文物的真实性成为了重点，原状数据采集、保存、利用都被纳入原状陈列的范畴，原状陈列开始逐步发展成为立体化的宫廷文化景观。

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变迁，展现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技的进步，一代又一代工作者致力于完善对故宫各宫殿原状情况的考察，通过对现有原状陈列及保存情况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原状陈列方案，这对陈列工作及宫廷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即持续关注历史原状，从原状陈设与原状数据中发掘文化脉络，利用原状陈列凸显自身独特属性，持续发掘原状价值，保护、传承原状中所蕴藏的精神内涵。因此，对原状陈列体系的探索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注释：

[1] 王子林. 紫禁城原状与原创[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4.

[2] 朱家溍. 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00):134-137.

[3] 朱家溍. 金銮殿的宝座[J]. 紫禁城,1980(1):22-23.

[4] 《关于清代宫史研究及原状陈列的几个问题》，转引自朱家溍. 故宫退食录[M]，北京：故宫出版社，2009:285-293.

[5] 朱雅娟. 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J]. 中国博物馆,1997(4):52-55.

[6] 林姝. 万岁千秋奉寿康——“寿康宫原状与崇庆皇太后专题展”纪略[J]. 艺术品,2015(12):10-17.

[7] 朱家溍. 明清室内陈设[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8] 王子林. 明清皇宫陈设[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9] 王子林. 紫禁城原状与原创[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10] 吴景洲.故宫五年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58.

[11] 朱家溍. 一个参观者对故宫博物院的印象[J]. 中国博物馆，1985(2):14.

[12] 那志良. 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M]，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13-24.

[13] 那志良. 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M]，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38-39.

[14] 沪报视察团之行踪[N]. 申报，1929-6-6(第3版).

[15] 故宫博物院编. 故宫博物院档案汇编?工作报告（1928～1949年）[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39.

[16] 故宫博物院编. 故宫博物院档案汇编?工作报告（1928～1949年）[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441.

[17] 吴景洲. 故宫五年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99-100.

[18]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零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N]. 光明日报，1951-5-8(第1版).

[19] 陈列计划座谈会讨论提纲[Z]，陈列展览类，19510017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51:3.

[20] 方冉. 19世纪风格性修复理论以及对当代中国历史建筑保护的再认识[D]，上海：同济大学,2007:5.

[21] 函送邀请专家来院指导的名单及陈列计划[Z]，陈列展览类，19510011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51:11.

[22] 宫廷史迹陈列方案[Z]，陈列展览类，19590089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59:8.

[23] 宫廷史迹陈列方案[Z]，陈列展览类，19590089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59:8.

[24] 宫廷历史陈列大纲[Z]，陈列展览类，19600495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60:3.

[25] 朱家溍. 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J]，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136-137.

[26] 参考自：宫廷历史陈列大纲[Z]，陈列展览类，19600495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60:7.

[27] 故宫博物院有关宫廷历史陈列的原则与规划[Z]，陈列展览类，19620004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62:5-7.

[28] 参考自：1977年陈列展览统计表[Z]，陈列展览类，19770221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77:3.

[29] 《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转引自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南开大学历史系编. 博物馆学参考资料[M]，河北省青县印刷厂印刷，1986:361-362.

[30] 1994年陈列部工作总结[Z]，计划总结报表类，19940131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94:2.

[31] 关于《太和殿、坤宁宫恢复原状式陈列》工作进展的报告[Z]，陈列展览类，20012334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2001:3.

[32] 宫廷部对“规划”和由规划想到的问题提出的建议[Z]，计划总结报表类，20031997z，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2003:2.

[33] 单霁翔. 紫禁城百年大修与“平安故宫”工程概述[J]. 建筑遗产,2006(2):4.

[34] 刘畅,曹静楼,王时伟. 倦勤斋保护工作阶段报告——通景画部分[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1):130.

[35] 张昕,詹庆旋,王时伟,刘畅. 倦勤斋光环境及相关文物保护研究——倦勤斋保护工作阶段报告之二[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2):73.

[36] 陈列展览工作会议简报[Z]，陈列展览类，20072475，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2007:3.

[37] 林姝. 万岁千秋奉寿康——“寿康宫原状与崇庆皇太后专题展”纪略[J]. 艺术品，2015(12):11.

[38] 白杨. 走出去的展览故宫博物院的巡回展览[J]. 紫禁城，2021(10):121.

[39] 关于就《故宫博物院五年（2011-2015年）发展计划(征求意见稿)》[Z]，计划总结报表类，20104733，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2010:29.

作者简介 詹文珺，故宫博物院展览部馆员，主要研究博物馆展览设计与陈列历史方向，参与多项展览的设计工作，撰有《展览空间中的场所精神营造对比研究——以须弥福寿与妙宝庄严》、《营造博物馆间的多维对话——以“钟鸣盛世——紫禁城和避暑山庄藏钟表联展”为例》等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