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扼住命运的咽喉——普罗米修斯主题的变奏

本文摘自《悲剧的文化解析——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上卷）》，刘东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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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库罗斯的这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包含了最基本和最原初的人生冲突，或者说，它所叙述和寓示的由人类生成的过程本身所带来的悲剧性冲突，构成了人生中所有其他各种悲剧性冲突的基本背景，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把它放到所有的悲剧之前来予以演示。

尽管具体的路径必然不同，可在人类艰难地走向自己“之所以成为人”的荆棘之路上，却必然要经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发明。所以我们也都知道，在华夏一族的相应传说中，在这个文明渐次开辟的起始处，也曾有过黄帝和他的列位臣子，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等，以及据说是有巢氏的儿子伏羲，他们都向人类提供过最紧要的创造。但即使如此，他们在后人的印象中都仍然属于人类本身，而且正因为这样，他们也才作为开辟文明的列祖列宗，受到了子孙万代的崇敬与纪念。——这当然还是因为，中国文明发展到了轴心期以后，主要是成为了一个现世主义的文明。

无论如何，人类的文明状态的自我确立，总是要从原初的自然状态中，或从草莽、丛林或蒙昧的原始环境中，艰难地挣扎和脱离出来。而在这样的自立过程中，先祖所遭遇的环境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不便或不适，他们就必然要尝试着去发明点什么，从而有针对性地创造出便利或安适来，或者换个表述，是从必然中去赢取哪怕仍属相当有限的自由。——比如，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饥饿，他们就学会了渔猎和耕种来更好地果腹；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寒冷，他们就发明了衣物和织染来包裹这些裸猿；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风雨与危险，他们就发明了用来制造遮蔽的房屋与城池；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病痛，他们就发明了医疗之学来营卫身体；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死亡，他们就发明了延年之术来延缓这种归期，或者至少在大去之期到来之际能有礼仪来安慰生者的心灵；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纷乱、暴烈与不公，他们就发明出纲纪、道义与制度来，以维持基本的安定秩序和渐次拉平各个阶层的差距（用马一浮的话来讲，这在古代中国的制度中正是“礼主别异，乐主合同”）；更不要说，作为所有这些开化活动的必要基础，当有了更精确地自我表达和彼此交流的需要时，他们还创造出了足以纪录上述文明过程的语言和文字……总而言之，我们从古到今逐渐走向人类的历程，都伴随着跟原初的自然状态所进行的抗争。

然而吊诡却也随之发生了。在一方面，人类的每一项发明，都意味着重大的文化进展，都意味着更高地攀入了文明状态，从而也都意味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适。可在另一方面，人类的每一项发明，却又都有可能为我们带来反作用力，而且，还不光是技术的发明是这样，也包括科学的发明、艺术的发明、道德的发明、制度的发明，等等，都有可能表现为诡异的、造成自我伤害的“飞去来器”。这后一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可以被称作文明发展的意外代价。也正因为这样，即使在相对较为温和的中国，也是对这种文明的负面后果，有着相当早熟而明确的认知，比如从老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说法，到苏轼“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说法。

我们也知道，这些情况在古希腊那边，不光是同样表现出来了，而且还表现得尤为激烈。正因为这样，古希腊人就把自己所遭遇的困境，无论是原生的还是次生的，全都归结为一种可怕的“命运”。或者说，他们在一种神话性的思维方式中，是在把自己所要反抗的原初对象，以及在这种反抗的过程中，又意外形成的前所未知的阻力，全都看成是受到了“命运”的捉弄。由此一来，在古希腊人的世界观中，这种“命运”（tuchē）与“人力”（gnōmē）的无所不在的冲突，也就可以代表人世间的一切冲突，或者说，成为了人世间一切冲突的根源。

当然，这也正是悲剧诞生的基本背景——尽管我们又不能把它的发明，仅仅归因于这样的背景——正如两位法国学者就此指出的：

悲剧意识产生的前提是：必须要将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相对立地区分开（也就是说，必须首先区分人的本质这一概念），并且它们必须始终共存，不可分割。责任的悲剧含义，是在人类行为成为思考和内心冲突的对象时产生的，但人类行为当时还未获得足够的自主地位，因此也无法实现完全的自我掌控。悲剧的领域就位于这一边缘区，在该范围内，人的行为与神力相伴而行，并揭示出被忽略的人的行为的真正意义，人主动发起了行为，并为其负责，又将其置于超越自身、无法掌控的秩序中。

事实上，这种分裂的背景之所以如此浓重，或者说，这种对于人世间所有冲突的归纳，之所以显得如此带有根本性，从而之所以对我们显得如此可怕，是因为即使文明的开化发展到了今天——或许还正因为是发展到了今天——我们都无力从根本上去消解它。也正因为这样，一方面固然可以说，人类是由于各种文明的共同开辟，才在这个星球上齐步发动了“进步”的事业，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说，他们偏偏又是走到了今天的光景，才更加首鼠两端地疑心起来，弄不清这种“进步”就其本性来说是否可能。

我们首先需要检省的就不是围绕“进步”问题的种种具体见解，而是所以形成这种众说纷纭局面的认识论基础。一旦着手处理此类历史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就会和Kant一样，感到“进步”概念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即由于缺乏具体的直观对象而注定只能是空洞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神，如果我们并不具备一种“理性直观”来放眼望尽无限，如果我们不可能稳固地把握住标志着至善的人类历史终点（就像Karl Jaspers 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里所企图做到的那样），那么，我们终究就不能判定人们是否在向一个可靠的目标“上升”，而“进步”也就和“物自体”一样在本质上被排除到了认识之外。

这种夹带着至深冲突的文明进展，或者伴随着文明进展的至深冲突，也正是希腊悲剧文化的根本肇因。由此也便导致了，在一方面，由于希腊人的宇宙图式与中国的不同，或者更具体地说，由于在那个半岛上仍然通行着“天、地、人、神”的世界模式，这种人类文明的开端在希腊的神话里，就表现为由普罗米修斯进行僭越的“盗火”行为；于是在另一方面，跟中国那些曾经“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的文明始祖不同，这位据说是帮助了甚至造就了人类的神祇，却只能及早地登上了悲剧舞台，去诉说和发泄郁结在心中的悲愤，或者也可以说，是同样也帮助人们造就了独特的悲剧文化。

作品简介

《悲剧的文化解析——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上卷）》，刘东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悲剧的文化解析》是刘东教授着力解析西方悲剧的一部专著。刘东老师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传统美学领域，深入探讨了悲剧内核的课题。从古代希腊的悲剧作品，到文艺复兴的悲剧作品，到现代西方的歌剧作品，到传统中国的杂剧戏文，直到现代中国的话剧戏曲，作者展开了中外对比，把每一章的关切重点，都首先放到了对于具体剧作的细读上，进行了精细的文化“分解”。

作者认为悲剧应被理解为产生在特定“文化之根”上的、带有很大机缘巧合的“文化之果”。在中国与希腊这两大世界性文明之间共享着一连串的文化要素，并且作者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绝不只存在于本土的文化潜能中，而会更加广阔地存在于文明与文明之间，存在于“文化间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