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开始，肥胖羞辱从偶发事件变成社会困扰

【编者按】

我们常将羞耻视为一种负面情感加以回避。而历史上，羞耻感在家庭、教育、刑罚、体育、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作用。社会用它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维持秩序、建立身份认同。现代社会，羞耻感看似衰落，却仍在各种文化中延续，并不断被开发出新用途。而当新媒体时代的羞辱狂热给人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羞耻是否还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在《羞耻：规训的情感》一书中，斯特恩斯比较东西方文化，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揭示羞耻无处不在的情感威力。本文摘自该书

限制羞耻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最不令人意外，因其不过是我们之前探讨的19世纪后期模式的更新版本。尽管羞耻在许多时候都受到抨击，美国人（和其他人）开始发现新的问题，一些看来需要用羞耻感来回应的问题。某些情况下，牵涉其中的人跟反对这种情感的运动没多大关系，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和两边都有关联，一时谴责羞耻，一时扩大羞耻。有关羞耻的矛盾不仅明显，而且根据明白无误的历史经验，也不足为奇。

许多观察者指出，适度的羞耻感继续适用于许多新旧领域。如果有其他人在场，男性更有可能在公共厕所洗手。当车内有其他人时，安全带的使用率就会上升。这方面的羞耻焦虑是轻微的，不是布勒内·布朗级别的灾难性焦虑，但这些例子让人想起仍在延续的称得上建设性的敏感度。人们可能还会发现其他用途，将这种情感扩展到意想不到的日常领域。因此，一家健身房意识到锻炼狂人可能会吓到那些能力较弱的人，就会安装一个“笨蛋（lunk）警报”系统，羞辱那些过于努力的人。

更为重要的延伸领域是高校，行政人员寻求有效的方式来惩罚和警告教师的科研不端，以免其走到被解雇的地步。那补救措施呢？如果情况不严重，就要求剽窃者公开撤回，通常是在其初犯的杂志上。（不过有趣的是，羞辱的方法还没有被应用于学生抄袭。）在另一个正在扩大的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要求企业公开报告薪酬比例。他们的想法是扩大知情范围能够遏制高管薪酬与其他薪酬等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其他策略似乎都做不到这一点。正如一个消费者智库所说，结果“将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就像所有糟糕的财务业绩都是公开羞辱一样。……［薪酬失衡］是可耻的”，并有些隐晦地补充说，“欢迎加入资本主义”。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多样的羞耻更多反映的是早期模式的延续，而不是现实策略的扩展。因此，一些群体在美国其他社会阶层已经重估过的问题上依然会感到羞耻。例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强调，一些少数族群，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仍然耻于寻求心理治疗。对整个美国社会来说，这无疑是另一种正在改变的污点，而某些亚文化仍在抵制。

但是谨慎的策略也经常发挥作用。20世纪后期出现了几个新的问题，羞耻或羞辱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发挥作用。禁烟运动基本聚焦于健康问题和个人缺乏足够自制力去戒烟的潜在罪感，但是羞耻也有可能介入。出于对二手烟有争议的影响的愤慨，将吸烟者孤立在室外，这类社会惯例可以说包含了明确的羞辱因素。这是一个可以而且应该使他们相信自己行为是可耻的新群体。

环保议题开辟了另一片疆域。在学校活动的推动下，许多孩子乐于羞辱他们的父母，令他们更加热衷于回收利用或采取其他形式的环保举措。前言提到在加州的环境危机中，社会羞辱就被用来指认过度用水者。

但是，肥胖羞辱凸显了最引人注目的情感目标，它起源于20世纪初，直到世纪之交的几十年才迎来全面的情感爆发。这称得上是一个合理的担忧，对社会和个人都有影响。这也是一种指认哪个群体应该对其可耻性保持敏感的新手段：例如，如果一般女性出现在这一类别里，那么超重女性就会成为很便利的替代者。换句话说，“肥胖羞辱” 可能结合了新的问题识别与更大的社会需求使人们在情感上对肥胖产生可接受的蔑视。

过度肥胖的人以前就被嘲笑过，但从19世纪末开始，体重问题重新引起关注。医学和精算数据都指出了体重超标的健康风险。时尚标准开始强调苗条，例如世纪之交关于女性应该继续穿紧身胸衣还是应该自己管理身材的讨论。现代工业社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大部分人口现在都能获得过量的食物，而且生活中许多方面的活动量都变得很少。各种团体都被动员起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肥胖羞辱的例子比比皆是。明信片上的胖女人压倒了她们倒霉的丈夫。移民群体因体重过大而被嘲笑——新和旧的羞辱对象就这样结合起来。女权主义者可能会被针对——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Cady?Stanton）不合时尚标准的身体形象经常成为焦点。与此同时，苗条的电影明星和时装模特越来越受欢迎，成为一个日益鲜活的替代标准，可以用来衡量许多群体和个人。连医生都逐渐把体重作为健康问题来关注，并表示他们往往厌恶那些似乎无法控制饮食的病人，他们可能会在看诊中同时提供一些苛刻的建议和羞辱。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肥胖羞辱从偶发事件变成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困扰。事实上，超重不利于健康的数据变得越来越清晰，同时肥胖率（包括成人和儿童）却继续攀升。新的审美标准反映了这一困境，注重苗条，肥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等同于丑陋——一个世纪以前，丰满还意味着健康和富足。特别是在美国，肥胖逐渐跟道德缺陷、无法控制本能，甚至可能是某种心理缺陷联系在一起。对于肥胖问题特别突出的某些少数族裔或者更为普遍的女性来说，肥胖与残留羞耻感的联系可能会强化情感的针对性。

影响远远不止于笑话或受责备的形象。超重的人经常在工作面试中被拒（虽然严格来说，这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是非法的）：“等你减了肥再来吧”，“饿不死你的”。餐馆顾客表示，如果他们敢在外面吃饭，餐馆的其他人就会投来很不友好的眼神：“我的智慧，我的长处，我的才能，我的坚韧，我的人性，经常受到轻视。”2006年，一所大学的女生联谊会突然开除了21名成员，原因是她们的体重可能妨碍招收更受欢迎的苗条的新申请人。同样地，有人建议超重者不要上大学。“胖的人不够自律，无法获得高级学位。”或者像2013年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推特上所说的：“亲爱的肥胖博士申请人，如果你没有毅力拒绝碳水化合物，你就没有毅力写论文。”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或许觉得自己有权接近操场上胖孩子的父母，敦促他们采取补救措施。就像有人说的，超重的人经常觉得他们应该每天为自己的外表 “道歉”。美国可能擅于将肥胖与道德缺陷联系起来，但是迷恋外表的法国人可能会更残酷地侮辱超重者。

羞辱自然也进入了政策领域，因为卫生官员正在寻求方法解决日益严重的问题。美国几个州和澳大利亚的学校开始识别体重指数有问题的学生，不仅通知相关家长，还让他们受到同学的关注。

这场运动也引发了明显的抵制：任何新的重大羞辱行动都逃不过反羞耻倡导者的注意。在美国，民权运动帮助孕育了这种新的羞辱类别的反对者。例如，全国援助肥胖美国人协会（The?National?Association?to?Aid?Fat?Americans）成立于1969年。目标是：鼓励超重者获得“足够的自信去争取体型被接纳”。一些团体强调法律权利。其他团体则认为，整个反肥胖运动都建立在医学神话之上，没有真正的健康问题，只是试图针对女性、福利领取者或其他群体。一个显然非常重要的关键论点是肥胖羞辱起不到作用，实际上还适得其反：由此产生的沉重情感负担只会令被针对者吃得更多，以寻求慰藉和安心。

肥胖羞辱变成了一个论战场。这在日常生活中仍是耻辱，充分显示了羞耻在应对新问题和新标准上的进展。但总体而言，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感策略起到作用：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肥胖症仍在蔓延。对有些人来说，这一困境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羞耻的破坏性影响，不仅因为它不公平地支持了对现代群体和个人的羞辱，而且实实在在地激发了反叛行为：人们可能吃得更多，以弥补羞耻感带来的痛苦。

不过，肥胖羞辱也有其额外用途。2000年后，随着企业努力加强纪律，削减医疗费用，有报道称，羞辱被广泛用来迫使员工参加一系列健康或福利计划，伴随其他旨在增加工作晋升机会的激励。

《羞耻：规训的情感》，[美国]彼得·N.斯特恩斯著，聂永光译，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