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有解：未知事物的奇妙影响》，[美]丹尼尔·R. 德尼科拉著，潘涛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270页，68.00元
长期以来，无知被认为是一个十分负面的词，总是与“愚昧”“狂妄”“轻薄”相关联。然而，无知至少有两个层面需要得到辨析：一者，对一种状态的描述；一者，一种认识论现象。对无知的普遍理解停留在了第一个层面，其实质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做出的价值判断，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在他人眼中是智慧的、聪明的、靠谱的，所以，不能带来这些积极感受的个人体验被归入智慧——即所谓“知”——的反面。智慧的缺乏，知识的缺位，“无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状态。深入到第二个层面来看待无知，我们所进入的是一个新的语境，“无知”与“知”被赋予了平等地位，它们都只不过是认识论研究的一般对象罢了，尽管哲学家们对“知”的讨论丰富多彩且影响深远，还为它涂抹上“理性”“科学”“成功”等辉煌灿烂的底色，但这并不能证明“无知”天然地比“知”低人一等，甚至一无是处，因为“无知”作为人类不可避免的认识现象，不是对“知”的简单否定，而是与“知”共存、共生的概念和现象。这就如同中国的水墨画和毛笔字，只有在纸上空出大量的留白，画意、字形才能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知”必须依赖于“无知”才得以可能和发挥作用。宗教信奉的全能全知者，比如基督教的上帝，则是例外。如果不算太尖锐的话，或许还可以说，这世上有多少“知”，就有多少“无知”。在哲学的意义上，对“无知”的思考与对“知”的思考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对“知”的强调，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文明繁荣：物品富足、生活舒适、出行便利、寿命延长等等，这些由“知”带来的后果被统一称为“现代性”。文明的繁荣，也意味着时代的变迁，现代性的在场透露出的另一番真相是“田园牧歌”式生活的退场，以及蒙昧无知的前现代人的灭绝。现代人汲汲于名利，被困于“内卷”，不再做“诗与远方”的白日梦，不能不说，都是由于“知”的无限压榨所造成的；因为这些积极入世的有为之举，根本上都是在进行求知活动，或者说，找寻确定性的答案。在当下这个已经初具智能化特征的知识社会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应该怎么做，需要怎么做，怎么做才是好的、更好的。背负“知”的沉重压力，现代人几乎遗忘了“无知”，尤其是遗忘了它的认识论地位。
生活在知识的完全掌控之下，面对着现实中对“知”无以复加的强调，我们此刻是不是也可以停下求知的脚步，腾出一点时间来想想，做一个无知的人、选择过一种无知的生活，可能不失为现代人的替代性生存方案？当然，在现代社会，脱离知识的生存方案毫无疑问是荒谬的，绝对无法实现，然而，人的生存不仅是肉体性的，而且是精神性的，“无知”之地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去处则完全可能——在那里，现代人聚焦的眼光和紧绷的神经将从“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些许。
《无知有解：未知事物的奇妙影响》一书提供了无知生活的指南，把“无知”重新拉回到我们的认识论视野之中来。作者德尼科拉（Daniel R. DeNicola）是一位长期专注于博雅教育哲学研究的学者，在为本科一年级学生讲授“秘密与谎言”研讨课的过程中，发现了无知作为认识论议题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写作本书的计划。他在书中提出的主要创见是无知并不意味着完全缺乏能力、技能、经验或特定行为，也不是一个错误的问题，而是缺乏知识导致的缺乏理解，这便为学习、了解或理解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无知有解》英文版封面
无知的空间构造
无知的认识论意义显现于场域中，德尼科拉赋予了无知四个空间意象，并基于这四个空间意象展开对无知的哲学讨论，建立起无知的空间学解读。这四个空间意象分别是住所、边界、限度和视界。
作为住所或居所，无知一直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大背景——无知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命运。人生来无知，却一生都在与无知相抗争。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对此做出了极其精深的刻画：有一群人，自出生后便居于黑暗的地下洞穴中，全身被捆，甚至连头也无法转动，他们所能看的东西全是投射在洞穴壁上的影子，久而久之，他们所信以为真的“知”也只能是那些投影了。他们永远不会得知，真相其实在他们的背后，那里有着一团跳动的火焰。
在元认知的视域下，实际存在着四种认知状态的类型：
（1）已知的已知：我知道我知道的；
（2）已知的未知：我知道我不知道的；
（3）未知的未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
（4）未知的已知：我不知道我知道的。
人类，无论是从个体还是族群的角度出发，其实远未弄清楚自己知道些什么，又不知道些什么；即便自以为知道了些什么，又何以能保证自己所知道的不是假象或幻象；更何况还有无法知道的未知领域，这些知识暗区犹如大海中的暗礁，是航海者无从谈起的东西。
无知才应该是人居于这个世界中的常态，这是自然状态，对知的追求恰恰是要打破这种自然状态。所以，求知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毕竟洞穴里的人必须用尽力气把头向后转去，而且还有着踏入谬误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终其一生，即使不是全部时间，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虚幻的假象和肤浅的表象看，以进行所谓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
有的时候，无知作为居所还为人类呈现一幅极乐景象。在《创世纪》的描述中，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本来的居所——伊甸园，就是这样一个以无知为善的空间，亚当和夏娃因无知而天真，所以无忧无虑地在伊甸园中幸福地生活着。他们被禁止去吃智慧树的果子，也就是说，求知在伊甸园这个极乐世界中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偷吃了智慧树的果子，这被形容为“堕落”，其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他们被赶出了极乐世界，并背负上了“原罪”活着，过着有痛苦、劳作和死亡的生活，再也无法回归“天真”状态。
无知划定出知识探索的边界，超出边界的部分是待探索之领域，而边界之内的领域则可以被囊括在一张“地图”之中被绘制出来，并标注清楚。其实，地图正是基于地理学上无知之地与已知之地的划界工作而产生的，人类每个时期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之所以有很大的差别，乃是因为不同时期，人类对世界空间的认知有着不一样的边界。比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世界地图上的陆地只有欧亚非三洲。今天，我们的活动空间不再困于地球之上，而是得以在宇宙中认识我们的世界，那么，真正的世界地图严格来说便要包括外太空及其他星球，并不是七大洲、四大洋所能表征的了。
知识于人类而言，有如一张地图，人们按图索骥，从而有智慧地活着。智慧被记忆、被记录、被传承，从而奠定了文明的基础。语言、文字以及神话、传说、书籍、遗迹、古物等，都是这些智慧的载体，构成了一个个各有特色的地图版块，并拼凑起人类知识的一整张大地图，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方向。
绘制地图，说起来，就是在不断地划界，而划界是人类初始的认知活动，或者说，人有了认知能力后，天然地就会作区分：当代认知科学便认为，婴儿是不是有自我意识便是以他是不是能区分镜子里的自己和他本人为依据的；一旦他能做出这样的区分了，也就意味着，他有了真正的自我，从而有能力开始主动地认识世界了。所以，认识能力从划界开始，而人类的划界首先从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开始。
对于我们来说，绘制一张无知的地图也许同样十分重要。恰如《无知有解》中所说的那样，“虽然我们并未居于无知，可我们与无知同居：我们的知识受到了无知的限制”。绘制这张地图的过程会使得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处境，让我们意识到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我们悬而未决的事情，促使我们审慎地思考我们手头所面对的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通过绘制无知的地图，作为它的镜像反应，我们其实也看了一遍知识地图，因为无知轻易并不显现，它是一种缺位、缺乏的状态，是隐身的、潜在的，总是在与知的对照和对比中才显露出真身。比如，医疗上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有哪些是不知道的内容，才能合理地进行治疗，否则，很可能治疗的结果适得其反。此刻，知与无知的边界也随之清晰起来。
不过，地图的绘制是一个建构过程。无论多么细致入微，地图都只能是针对真实情况的简化，它的本质是一个模型。因此，任何地图都可能失真，带到对知或无知地图的思考上来，也就意味着，按图索骥，存在着一定的认知风险。特别是，五种有意无知（intentional ignorance）是被人为刻意构建起来的认知障碍，构成了无知地图上非自然的边界：
（1）理性无知：基于“学习Y比学习X更好”而选择保留的无知，是有意识地觉得某些事情不值得或至少当下不值得知道；
（2）战略无知：为了实现更大目标或目的，而利用无知作为一种优势，进行算计；
（3）固执无知：出于意志的作用，保持对特定主题的无知，固执地忽视或拒绝获悉相关事实；
（4）保密：有目的地不让他人知晓，可以通过隐瞒和欺骗实现；
（5）禁知：由于禁忌、对研究的系统性压制等原因，而被要求的无知。
除了划定边界，无知亦是可知的限度。康德对限度和边界做出过区分，边界把一个地方围起来纳入其中，意味着被它排除在外的东西位于边界的另一侧，比如，无知与知是两个领域，处在地图中一条边界的两侧；但是，某物有一个限度，则意味着它除了否定性的表达外，没有任何超出它自身的含义，只有一种完成了它的过程的感觉。换句话说，求知最后抵达的终点是无知——有如康德设定的“物自体”，与我们隔着一条鸿沟，永远无法被认识。
无知在这个意义上走向了可知的反面。在实践中，对于个人而言，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和任何时间间隔内，甚至终其一生，可知都是被限定起来的；对于人类而言，在任何历史时刻或作为一个物种的跨度内，可知同样是被限定的。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物种的人，他本身在生物性方面、时间性方面、认知能力方面就是有限度的。在限度内可知，触碰了限度，人便丧失了知的可能性。在原则上，人类在其能力范围内了解知识的限度是一种元知识，而这要求知道什么样的事物可知、什么样的事物不可知，那不就意味着所有事物都是已知的，是自我呈现的吗？显然，这个要求在概念上便实现不了，因为它需要承诺一种完美的形式、完备的状态。所以，元知识自身已经有限度，也为人的认知设定了限度。
说到底，知是人打破自然状态的一种行为，某种程度上是“有违天命”的。人想要做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然而，却又绝无可能完全脱离自然——“天”或“天命”——而成为人或在自然中生存、生活。所以，“不由天”是有限度的，摆脱“天命”也是有限度的，无知便是这个限度，一个绝对的、抽象的、如影随形的存在之否定性。庄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既然无知绝不可消除，《无知有解》于是给出一个新的建设性观点——管理无知，“当突然遇到未知事物时，我们基于生物学的、固有的反应——主要是生理反应——就会发生作用。但是，我们是聪明的生物，我们超越了这些，发展了更多的方式应对未知事物：情感、智识、实操和社交等方式。这些应对机制包括种种复杂的概念工具和技巧，全新的知识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甚至特殊的文化机构和社交实操——皆旨在管理无知”。比如，早期人类面对灾难、异象，就会举行占卜、祭祀、祈祷或其他仪式加以应对；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一直在对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决策的方式开展实证研究，当然，个人也可以通过完成认知和价值观、身份的转型，以应对无知或极端的不确定性条件；又或者，大力借助数学工具，特别是概率，来管理无知。
无知还为认识论构造了一层视界。视界与边界、界限又不同，它是表观的、透视的，它随我们的目光一起移动，是我们极目所至的最远的那条线。将无知以视界的意象加以空间学解读时，我们才能理解无知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具有生命力的认知现象，它不仅随知识而变化，而且由认识所建构。“视界总是伴随我们，却总是遥不可及。然而，视界在召唤我们：它吸引我们的目光、我们的渴望。”
总而言之，无知的视界开放了更多知识的可能性。有知识，是因为有无知。我们不妨反过来想想，假设这是一个不存在无知的世界，或者说，人的认知活动中，产生不了无知，不能在人的经验中去提取出无知的感觉，那么，这个世界的知会是什么样的？能被设想出来吗？丧失无知的世界，是好奇心也无法存在的世界，没有好奇心的驱动，即便有知识，它也将是一株即将干萎的花。
在看不到无知的视界里，知也将彻底遁形；因为一旦看到事物，人就会有知或无知的区分，一旦有被归入无知的事物，人就会有求知的冲动，于是进入求知的过程。但是，人生而无知，人在第一眼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视界里满是未知之物——包括视界内的他自己。那是一个只有无知的视界，正是因为无知，人才需要学习、需要探索、需要实践，亦即求知；随着求知的不断深入，人的知识不断增长，对无知的认识也不断重构，作为视界的无知也不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而为源源不断的新知提供了来源和可能性。
《无知有解》借空间学深刻地诠释出无知对于认识论的重要性，是重要的哲学研究对象。不过，它的认识论内涵其实远不如此，作者研究无知是有一个更宏大的认识论计划的：构建起一种在多维度中处理有知与无知在共同体中互动以及支配它们的价值的认识论。
无知的幸福学
在认知共同体中无知与知的互动，无知的认识论内涵被诠释出来。无论是认知本身，知又或者是无知，还是共同体，无一不是关于人群的，因此，认识论除了有其认知内涵，还必须纳入伦理学的范围内进行思考，这正是“认知伦理学”的合法性所在。《无知有解》一书也在这个层面对无知进行了讨论。
书中提出，过程、内容、目的和情境四个因素影响着对知和无知的道德评估。人们对各种事情做出的道德判断其实也都是对信念、知和无知的道德判断，因为人们首先要对这些事情有所认知或不知。故意的无知，尤其是还另外造成了恶劣后果的，显然在伦理上是要受到谴责的。
认知有其权利也有其义务。在认知权利上，我们对知情权是十分熟悉的，其实，无知权即不知情权也是存在的。它意味着要对某人不告知特定信息，那么知会某人这些信息便是侵犯其权利了。而关于认知义务，则是权利相对应的，即有知情义务和不知情义务。它们意味着，我们对某些特定的事情应该有着无需申明的知情或不知情状态，比如，进入清真餐厅便默认顾客不会点某些肉做的菜，顾客有义务知道清真餐厅的禁忌；又如，作为普通公民，对国防部的秘密信息保持无知是其义务。
不过，这些权利和义务基本都与有意无知相关，带有人为性。就“自然”的无知来说，它有着它的德性，特别是它能开放出知的更多可能性，被认为增益了善。
承认或意识到无知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还在于倡导了另一种形式的德性生活。首先是“好奇心”，它是消除无知的欲望，它关心我们所知的边界之外的东西，是对真的渴望；不过，好奇心也可能受制于道德担忧，而转变为认知劣性，比如，纳粹对毒气的研究。其次是审慎，它是对保护、分享知识和无知的担忧，也就是说，对信息的分享或不分享要基于认知互动中的良好判断。还有信任——扩大可信度，并放弃持续的验证或辩护，这通过保持无知维护了认知共同体的稳定性；不过，信任不仅产生于无知内部，也扩展和加强了无知，一旦信任出错，那么，整个认知体系也将崩溃。最后，也是最值得强调的，是谦虚。这形成了一种认识论谦逊主义：
我们必须简单地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即我们的无知远远超过我们的有知，一贯如此。
这意味着，在考虑知识发展时，尤其是进行现代科学研究，必须对副作用、长期影响、意外后果、机会成本、可持续性等作为核心关切加以审视。在承认自己无知的基础之上，才能有知。这种认识论伦理反对科学的霸权，认为现在威胁地球的大量问题，根源都在于人类对科学知识不加批判的信赖。因此，对科学进步大规模的信赖是站不住脚的，是目光短浅的。
《无知有解》警告我们：“各种各样的无知，与自大或偏执结合时，尤其危险。”无知的无处不在，要求人类必须足够谦虚。人，无论个体或是群体，都漂泊在无知的大海中——广袤无垠，相比之下，人类的知识只是不安全的小岛，甚至海岸线都是不确定的。或许，我们知道的比我们以为知道的还要少。唯有谦虚，才能帮助我们稍微地避开暗礁。
事实上，无知对善的增益不完全是依靠无知向知的转化来实现的，无知本身就可以是善，因为无知本身的德性不是知所赋予的，而是生发于它自身的。即使是知的反面，无知自身并不意味着善的缺乏，它反而能够从与知不同的角度，去生成善，推动人类幸福的增长。尽管《无知有解》主要是关于认识论的哲学研究，但建立在认识论解读上的无知伦理学是可能的，并且，毫无疑问，指向了一种“无知幸福学”。
人们一般会认为，知是好的，无知是不好的。因为知识太有用了，特别是在与科学技术紧密绑定的现代社会，知识的作用十分显著。人们有理由相信，知识是幸福的来源，有知识的人必然是幸福的，越有知识便可以越幸福。但是，现代人的感受可能与此并不一致。“考虑到我们这个后现代世界的状况，我们有时会怀疑学识是否真的能带来幸福，担心某些知识是否危险，或者对我们已知知识的确定性心怀疑惧，如果人人都知道一切（一种公认不可能的完美），生活会是最好的吗？”
认识论不单单是关于知识的问题，同时也是伦理学的问题。追根究底，求知是为了得到幸福，但一旦过度的“知”使得人走向了追求幸福的反面，那么，知识的意义即使在认识论上恒久不变，却将把人的世界与知识的世界彻底隔绝开来。所以，无论哪种认识论都有其伦理维度，只是那种通过求知走向“善”和“至善”的伦理学被不言自明地设定为了大多数认识论的前提。
因此，对认识论的伦理学研究尽管不引人注意，却一直在那里。无知有着厚实的认识论内涵，所以也难以超脱出伦理学的视野。对大多数人来说，“知”在认识论上的伦理意义是无需赘言的，然而，无知在伦理学上有何种合理性却令人起疑。在现代性后果的背景下阅读《无知有解》，读到的不单是无知的认识论内涵，还能读到其中暗含着的一套无知幸福学，一种通过无知来增益善、增益自己幸福感、增益人类整体福祉的实践智慧。
结语
其实，作为一个针对无知的研究领域，“比较无知学”（agnotology）或“无知学”（agnoiology）早已被人提出来过。但《无知有解》的作者觉得没有必要将“无知”单独拎出来加以特殊化地审视，他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将“无知”与“知”整合在一起并探索它们的相互作用。书中空间解释学的构建处处展示着这种整合与互动，无论对无知做怎样的讨论，知一定也被纳入了其中，反之亦然。
《无知有解》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哲人石”丛书中的一本，译者潘涛老师是一位资深的科学文化学者和出版人，早年即对无知这个话题的哲学研究极有兴趣，并提出了“无知三部曲”的说法：罗纳德·邓肯等编《科学的未知世界》（The Encyclopaedia of Ignorance: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Unknown）、斯图尔特·法尔斯坦著《无知——它怎样驱动科学》（Ignorance: How It Drives Science）与《无知有解》。在时下，翻译并出版这本关于无知的哲学书，的确引人深思，也恰逢其时，特别地，狂妄自大的科学万能主义以及各种版本的唯科学主义正大行其道，本书则是一剂清醒剂。面对世界，面对人类，面对未来，科学应该低下昂得过高的头。同时，书中展现出无知的多个面向，积极倡导了一种知性的中道主义生活：求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绝不可丢弃，但这种求知不应以压榨掉现代人的幸福为代价。
《科学的未知世界》
《无知——它怎样驱动科学》
最后，还要强调，无知与愚昧是相区别的，无知不是反智主义或任何形式的非理性，而愚昧则是精神愚钝，表示无法学习，或始终对学习缺乏兴趣。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愚昧无可救药。一个人可以无知但不是愚蠢或非理性的，非理性并非不知，而是出于有知而反其道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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