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之根》是巴西现代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著作之一，是推动20世纪巴西社会“重塑巴西”运动的主要著作。作为巴西本土知识分子剖析巴西国民性的经典学术专著，这本书聚焦历史，探究巴西命运走向的基底因素，目的在于理解当下，寻找巴西民主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未来。本文系《巴西之根》一书序言。
《巴西之根》，[巴西] 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著，陈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到了人生某一阶段，我们终于能够回顾往事，总结过去，又不至坠入自满骄傲的迷思，我们的证词成了许多人，乃至属于所谓同一代的所有人的生命经历的记录。这些往往年轻时自认为彼此各异的人，随时间流逝逐渐变得越发相似，甚至最终彻底失去个性，消融在那个时代的普遍特征之中。由此，记录过去并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谈论那些在我们希望唤醒的特定时刻享有某种利益或持有某种世界观的人。
今天50岁上下的人通过阅读以下三本书学会了思考并关注巴西，尤其是巴西的过去：我们读初中时出版的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的《华屋与棚户》（Casa-grande & senzala），升高中后出版的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Sérgio Buarque de Holanda）的《巴西之根》（Raízes do Brasil）和接受高等教育时出版的小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únior）的《当代巴西的形成》（Forma??o do Brasil contemporaneo）。这是几部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书，因为它们似乎传达了与1930年革命后爆发于知识界的激进主义和社会分析的气氛相关联的一种心态，这种气氛之强烈，即便“新国家”（Estado Novo）亦无能压制。与以上几本书相比，奥利韦拉·维亚纳（Oliveira Viana）那些在很多方面颇具穿透力与预见性的作品就已经显得过时了，因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和试图用传统观念规范并解释现实的过度渴望。
在我们看来，正是一种反传统的意图激发了《华屋与棚户》那种极度自由的书写方式，直言不讳人们在父权家长制下的性生活，并坦率承认奴隶在巴西人最亲密的存在方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今天的年轻读者可能无法理解这部伟大著作曾产生过的革命力量及其对奴隶解放运动的推动作用，若再考虑到作者本人日后所选的道路便更是如此。此外，该书采用的描述技巧为读者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庞大信息量，在这些信息的冲击下，各种新颖的想法如现场即兴演出般在吉尔贝托·弗雷雷笔下不断自发萌生，通过对当时巴西知识界而言可谓前无古人的视角，自信且自如地掌控着庞杂的史料。就这方面来讲，《华屋与棚户》是巴西社会老一代阐释者，诸如西尔维奥·罗梅罗（Sílvio Romero）、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甚至奥利韦拉·维亚纳所持有的自然主义理念与1940年之后学界兴盛的、更具社会学特征的观点之间的桥梁。我之所以这样讲，是考虑到吉尔贝托·弗雷雷对与生物学相关问题（种族、家庭生活中的性生活、生态平衡、饮食）的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受到了北美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启发，并被他用来作为在巴西推广该理论的重要理据。
三年后，《巴西之根》问世，其构思和写作方式与上述任何一部著作都不相同。该书短小精悍，并不诉诸旁征博引，因此或许激不起青年读者过多的想象。然而，它实质性的学术价值立刻就显现了出来，从出版一刻起便成为旷世经典。我们将在后文详述其巨大成功的原因，现在需要强调的是，这本书的灵感来源独具一格，分析视角也极具特色。由于对传统自由主义信心的动摇，那时的巴西年轻人急切地想找到化解社会困局的新方案。右翼开始向整体主义靠拢，左翼期待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寻求答案。然而，无论对何种政治倾向的年轻人而言，《巴西之根》都为理解他们的政治立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作者的态度看似超脱，甚至几乎可以用主动“疏离”来形容，但实际上却严重地受到当下种种紧张态势的左右，作者之所以选择聚焦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他的理论基础包括法国新社会历史学、德国文化社会学和当时巴西学界还非常陌生的一些社会学和民族学概念。通体而言，全书用语精炼优雅，行文节奏自如，时而出现荡出主线的微妙离题，但隐藏在这一切看似不经意之下的，却是整体严谨的结构。享读之际，不禁让人联想起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风格，对于国人语言臃肿的病症不失为一剂良药。
比《华屋与棚户》晚9年、《巴西之根》晚6年出版的《当代巴西的形成》，与前两部著作又不相同。它问世之时正值“新国家”那个充满压抑与变革的时期。《当代巴西的形成》为读者呈现的，是一位言辞既不掩饰雕琢也不关心美感或风格表现力的作者，他将殖民地时期最扎实、最实际的各类经济指标摆在首位，从而创造了一个从生产、分配和消费这些基本现实的运作及功能出发来阐释历史的学术典范。作者小卡约·普拉多不附加任何浪漫色彩，也不接受任何带有定性意味的概念分类（例如“封建主义”或“父权家长制家族”等），而是将自己的历史叙述赤裸裸地整个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故此，《当代巴西的形成》实际上是一种通报类的史实陈述，彻底脱离了前两部著作中非常鲜明的散文文体，将其期待赢得的信服力与感染力全部依托于大量的数据收集与陈列，以及作者对数据详尽的分析与论述。这部著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手法在巴西学界开了先河，其取得的成功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这种颇具创新精神、承诺能够摆脱党派利益或短期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逐步被史学界广泛采用。此外，该书作者还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篇幅不长但揭示力惊人的著作，即首部用马克思主义综合分析巴西历史的《巴西的政治演化》。
提及这些1933年至194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对同时代青年人的智识冲击时，我也许很狭隘地仅仅着眼于那些如我一样持左派立场的同道之人：一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或那些至少对这两种思想表示过认同的人。对我们来讲，前文提到的三位学者的著作中都包含了符合我们自己政治取向的成分。他们谴责种族偏见，主张提高有色人种的社会地位，批判“父权家长制”和农业制度的社会根基，区别细化经济条件的历史作用，揭露传统自由主义的缺点。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位学者在右翼青年当中激起的影响却不尽相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右翼青年一般对他们有所拒斥，对其作品对巴西社会的分析也普遍持保留态度，或者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去解读作品，使其符合或接近右派理念，至少在面对吉尔贝托·弗雷雷和他的《华屋与棚户》时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整体而言，当时的右翼青年偏爱以自然主义或（广义上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前一辈学者，如奥利韦拉·维亚纳和阿尔贝托·托雷斯（Alberto Torres），倾向于从他们的著作中寻找用等级制与威权制的视角分析社会的依据，而这正是奥兰达在《巴西之根》中所批判的。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通常支持国家“一体化”的同代右翼青年进行一番冷静的思考。尽管我们非常尊重与敬佩他们当中一些人的人品，同时也十分欣赏他们的坚持与天赋，然而，在当时属于左派的我们看来，他们宣扬的社会政治哲学是有害的，甚至可以说是法西斯主义在巴西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于许多年轻人而言，巴西的一体化主义不仅仅是狂热与反动的表现形式，而实际上更意味着他们对巴西现实的热忱与兴趣，他们试图创造一种更富勃勃生气的东西以取代呆板僵化的传统自由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那么多的一体化主义者转而加入了左派阵营。从早期杰昂瓦·莫塔（Jeová Mota）与右翼的决裂到1940年代大批右翼分子左转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例子作为证据。众所周知，不少当时处于优越地位的原一体化主义者参与了被1964年政变扼杀的社会改革尝试。在那些后来选择加入左派阵营的原一体化主义者当中，既有被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一个冠名以“实证左派”的温和左翼，也有激进到公开主张拥护暴力革命的极左人士。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来讲，原属左翼的奋进青年中，也有不少在日后改变了政治主张，加入了积极反对革命的右翼阵营。但愿这些记载足以阐明代代人随历史洪流不断颠簸的命运轨迹和《巴西之根》出版时巴西社会的智识氛围，以及该书在其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在拉丁美洲思想中，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从萨缅托起就展现出深刻的对比甚至对立的意味，具体表现在对分别左右人类行为史和社会机制发展史的相互敌对的现实条件的呈现之上。“文明与野蛮”构成了《法昆多》（Facundo）的情景框架，几十年后也同样构建了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的《腹地》（Os Sert?es）的文本结构。思想家们先分别详细描写文明与野蛮这两种社会的运作秩序，为的就是在下文中更好地展现由此产生的矛盾与冲突，读者也能从中看到书中角色是如何依据他们在两种秩序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来生活、行为与抉择的。在浪漫主义文学中，上述这种对立关系往往会被做反面诠释，亦即，故事中象征人类自然与本能的角色（土著印第安人是此类人物极其典型的代表）常常被描述为真实存在的典范；而在倡导现实主义的区域主义文学中，作家通常会跟随思想家的脚步，以象征文明的一方取得最终胜利来为故事结尾，就像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在平实琐碎但颇具表现力的《芭芭拉夫人》（Do?a Bárbara）中做的那样。
《巴西之根》建立在令人钦佩的矛盾方法论之上，拓宽并深化了拉丁美洲社会反思中惯常采用的旧有二分法。在讨论现实的各个层次及面相时，我们看到作者总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对对立概念及观点的解析之上。奥兰达并不像萨缅托或库尼亚那样，分别阐述正反两方立场的最终目的是选择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的理论或实践，奥兰达在《巴西之根》中做的，是为读者呈现一场正反双方的辩证博弈。严格来讲，奥兰达对历史现实某一方面的看法，是通过同时考虑两种相反观点的声音而获得的：他让一种声音引出另一种声音，两种声音相互交织渗透，如此阐述辨析之后得来的结论必定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分析过程中，奥兰达采用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类型学标准，但也对其进行了因时制宜的修改：奥兰达放弃了对多元观点的详述，只强调两种对立观点的辩证。这一决定使他可以将心思从过多繁杂的描写叙述中抽脱出来，集中于对两种对立观点的深度呈现与探讨，着重强调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作用。这样一来，由于部分采用了黑格尔式的立场，书中对正反两方观点的整体呈现使得针锋相对的互斥命题显得不再那么势不两立，“人类历史从未给我们提供过一个‘不包含其自身反面的社会运动’的实际案例……对一种思想的否定必须以这种思想本身为依托”（第236页）。
奥兰达用上述研究方法分析了众多巴西历史命运走向的基底性因素，亦即书名喻指的“根”。他流动不居的散文式笔法，尽管时而离题插话，时而直接引用，却成功地保持了通读全文后不难发现的严谨结构，行云流水般从方方面面向读者展现了这一历史隐喻中“根”的含义。劳作与冒险，讲究方法与随心所欲，农村与城市，官僚主义和考迪罗主义，客观规律与感情冲动，这些都是作者为分析和理解巴西与巴西人而例举的生存方式或社会政治结构中长期存在的互斥概念。
作者在第一章“欧洲的边界”中已经展示出了自己对上述这种动态聚焦对立概念的研究方法的偏爱，同时也让读者了解到这种分析方式的复杂性。第一章讨论的是“伊比利亚”这个同时囊括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整体概念。此概念在随后章节中被部分解构，例如，在分析西葡两个国家殖民美洲所采用的不同方式时，奥兰达就在先前以整体形象出现的“伊比利亚”的核心处制造了裂痕，呈现出一种同一且多样的完整视角。在作为全书前奏的第一章中，作者追溯了后续章节所要分别详论的各类议题与概念最遥远的起源，例如，致使巴西社会组织松懈且欠缺凝聚意识的人格主义。在此，作者迫使我们对现今那种追忆美好且秩序井然的往昔的怀旧情绪予以反思，因为那些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缺陷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并非时代病，而是自古就相续传接的遗传病，奥兰达指出，“真正有活力的时代从来都不是在深思熟虑后依旧选择故步传统的结果”（第7页）。
同样值得我们反思的，还有伊比利亚半岛历史上缺乏严格等级制度的事实以及社会对与特权相关的个人名望的过分推崇。如此一来，贵族身份便向所有人开放，任何个人都可以凭借一己功勋或成就顷刻赢得贵族头衔；而恰因为贵族身份如此容易获得，伊比利亚岛上的居民便人人做起了贵族梦。卡洛斯·弗拉迪克·门德斯（Carlos Fradique Mendes）曾在一封信中提道：“在葡萄牙，我们人人都是贵族。”在提及这一古老且致命的传统时，奥兰达首次引出了本书的一个基本主题：伊比利亚人对普通工种的厌恶，以及对以追求效益为目标的活动的蔑视。这种价值观加剧了伊比利亚社会组织散漫的特性，因为伊比利亚人绝不会为了维护群体的现实利益或理念原则而放弃追求个人心血来潮又华而不实的鲁莽妄念。遵循他不偏废一面的研究方法，奥兰达随即便向我们展示了过分推崇人格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另一种后果：在被迫放弃一己人格的时候，盲目顺从就变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这是因为大众的服从并非建立在普遍认同的契约之上，而接受领导或执行命令也当然与民众的社会责任感毫无关系。“发号施令的渴望和执行命令的意愿同样都是他们显著的特点。独裁政府和宗教裁判所似乎都塑造了他们典型性格的某些特征，例如对无序混乱的天然倾向和对无政府状态的向往。”（第16页）
在第二章“劳作与冒险”中，奥兰达列出了两个基本的概念分类，即劳作者和冒险家。这两类人被两种完全相反的道德标准所规范：冒险家崇尚新体验，满足于得过且过的临时状态，比起投入精力与资源巩固既有领地，更愿意持续探险开拓；劳作者则更在意安稳，相信持续努力必能带来报偿。“事实上，冒险与劳作这两种原则既谈不上绝对对立也并非彻底无法融通，二者都或多或少参与着现实世界的各类集体生活。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无论是典型的冒险家抑或纯粹的劳作者，都只存在于观念世界当中。”（第23页）“在征服和殖民新世界的壮举中，本书定义的‘劳作者’起了非常有限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作用几乎为零。”（第24页）在那些轻视锲而不舍又籍籍无名的劳作美德的冒险家当中，有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当然也有一部分英国人（英国人是在19世纪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熟识的民族形象的）。鉴于当时巴西的实际情况，奥兰达认为冒险家特性所起的作用可以被认为是正面的，尤其考虑到荷兰人在北部地区小范围的殖民经验绝无可能被复制推广到巴西全境的话。而葡萄牙人展现出的适应能力却是非凡的，即便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其实更多得益于他们“懒散且有些漫不经心”（第22页）的基本心态，在面对几乎一整片大陆上千差万别的现实境况时，冒险精神“发挥了卓越的协调作用”（第26页）。在这种意义上，甘蔗种植园可以被形象地看作冒险精神施展其占领能力和欲望的现实体现，并不构成“典型的农业文明”（第29页）之表现形式，毋宁说是葡萄牙人在适应新环境时，因技术能力不足而不得不屈从臣服于自然的、近乎本能的原始反应。而奴隶制则很自然地成为这种原始反应得以有效开展的必要条件，但却同时加剧了葡萄牙人厌恶普通劳作和缺乏组织协调能力的固有特质，与此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使他们无从也或许根本无意抵抗来自美洲原住民的影响。
第三章“农村遗产”从与农业有关的线索入手，分析了农村生活方式在巴西社会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深刻影响。殖民时代巴西的农村生活建立在奴隶制之上，当奴隶制日趋式微、溃散匿迹后，农村生活方式也随之无以为继。然而，在城市兴起并逐渐取代农村于巴西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以后，农村专政下形成的普通民众的价值观与行事方式仍根深蒂固，难以瞬时撼动，从而引发了与城市思维模式的一系列冲突。也正是在这里，奥兰达引入了本书第二组基本的对立概念，即城市与农村，或言，在巴西社会多层次多方面依然拉锯不清持续博弈的城乡关系。
长久以来，巴西的一切都依赖于农村文明，连具备先进观念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也不能否认自己与其作为农村种植园主的父辈们的紧密联系，当然，也正是他们最终“奢侈地”推进了一场自我反对的反传统浪潮。巴西社会取得的大多数进步都仰赖这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不懈努力，而社会的进步却反过来摧毁了他们这一特殊阶层得以存续的基础（即奴隶制），从而自我毁灭地从历史上彻底抹除了他们所属的社会阶级。19世纪50年代巴西取得的巨大物质进步就是这一反传统浪潮的最佳例证。那时，《欧塞比奥·德·凯罗斯法案》（Lei Eusébio de Queirós，1850）禁止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大量因此闲置的资本流向了城市文明发展所特有且急需的技术革新领域，从而促成了迈向“城市商人与投机者的最终胜利”的第一步。此次的进步浪潮之所以同马瓦男爵的倡议（O caso de Mauá）一样以失败告终，是由于“马瓦男爵倡议的失败充分说明了，从社会发展进程较巴西远为超前的国家那边复制而来的生活方式，与几个世纪以来土生土长于我们这里的家长制和人格主义之间，存在着无可化解的根本矛盾”（第73页）。
支撑在巴西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农村掌权阶层的，是这个国家封闭的经济圈和自给自足的种植园大家族模式。这样的现实使得这些掌权群体格外重视与智识活动密切相关的个人“才能”，而对与物质生产相关的劳作全没有兴趣，对他们而言，同与生俱来的贵族头衔一样，智识活动才是他们施展才干天经地义的领域。在这一点上，奥兰达揭示了曾推动多项巴西经济制度改革的若泽·达·席尔瓦·利斯博阿（José da Silva Lisboa）的极端反动立场，从而试图说明很多人将他视作一位进步主义思想家其实是个误会。
巴西自然与社会景观的特点是农村主导城市，后者只是前者的附庸。种植园不光与贵族的概念相关联，还会使人想起熙熙攘攘的农村图景，和冷清空寂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村压倒城市的局面并非自然或客观环境使然，而是殖民者有意为之的结果。
提及城市，我们便顺势谈谈本书的第四章“播种人与铺路人”。这一章首先讨论了从古到今城市作为统治工具的重要性，以及在这种角色定位下确立的城市布局形态。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在第一章中，作者将西班牙与葡萄牙共置于“伊比利亚”的概念之下，而第四章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开始对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有区别的对比探讨。
作为“铺路人”的西班牙人特别强调城市作为理性殖民事业中极其重要一环的作用，所以在建造美洲城市时，西班牙人不惜花大代价改变地势地貌也要严格执行以直线型道路为主导的规划方案，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内陆区域选址建城。西班牙人对美洲城市规划的考量与实践，体现了他们意图将美洲殖民地变成宗主国有机海外延伸的基本心态。相较之下，指导葡萄牙人在美洲建城的原则却是海外贸易站的政治逻辑，这也就是葡属美洲城在18世纪之前全部紧贴海岸线而建的原因。此外，被冠以“播种人”的葡萄牙殖民者，因对抽象思考与刻板规划的反感，拒绝在选址或动工之前花精力去勘测设计。因此，一些葡式美洲城市聚居点“甚至可以勉强同地势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第121页）。
在奥兰达看来，葡萄牙人的这种做法似乎源于他们文化中由来已久的强烈现实主义情节，这使得葡国人对抽象思维与规则设置丝毫提不起兴趣，只有当某些原则或规范已经约定俗成融入传统时，他们才会因无需多花心力去维持或强化而顺应接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葡萄牙的殖民扩张相较之下往往显得谨小慎微步步为营，缺乏那种征服者惯有的狂热与激情。我们认为，这一特征为奥兰达在第二章提及的冒险家精神注入了一种颇为矛盾的成分，同时也通过强化“懒散”的特点让播种人随性而为无所拘束的一面变得越发突出且形象。葡萄牙人对征服活动的主要兴趣在于获得无需长期辛勤劳作就能迅速发家致富的机会，事实上，勤恳沉默的长期劳作从来就不是葡萄牙人的强项。社会地位因功勋成就便得以迅速迁升的可能，使得卢西塔尼亚资产阶级产生了加入贵族阶层的愿望，他们模仿贵族言行举止，按贵族用度规格装束自己，渴望与贵族平起平坐，因此，与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的不同，在葡萄牙一直没有形成一种贵族特有的心态或思维模式。
“热情的巴西人”一章阐述的是由前文所论多方面文化特征影响所催生的我们独有的典型性格。一般意义而言，在家族结构框架内成长起来的巴西人受“亲族关系”影响颇深，很难正常融入其他类型的社会群体。因此，作为现代国家和社会特征之一的非私人关系会让巴西人感到异常不适与陌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非私人关系转化成诉诸个人交情的私人关系。遍观全球，凡是受家族文化特别是那种传统父权家长制的家族文化影响深的地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公民社会就很难形成。在巴西，城市化进程造成了一种“社会失衡，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第185页）。论及这点时，奥兰达采用了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世袭制”与“官僚制”（据我所知，这是巴西学界首次使用这组概念来分析我们的社会），为更加详尽地阐明从诗人、小说家里贝罗·科托（Ribeiro Couto）那里借来的“热情的人”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社会学依据。
被称为“热情的人”并不需要首先是良善的，“热情”强调的仅是一个人外表呈现出来含带情感的举止言行，包括过分亲切乃至或许有失儒雅的外部行为表现。此种行为风格并不一定意味着行为者是真诚的，也不代表他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必定是深刻的，在奥兰达看来，这与真正的礼貌与礼节本质而言是不同甚至恰好相反的。父权家长制家族文化下产生的“热情的人”，可以说从骨子里便与现代社会要求的非私人人际关系格格不入，非私人关系以个体的社会角色与职位为依托，而非建立在个人原生家族或家族内部的私人情感之上。
第六章“新时代”探讨的是葡萄牙王室被迫移迁里约热内卢对巴西社会结构造成的重大影响：王室南迁使巴西已运行几个世纪的旧殖民体制第一次受到了严重冲击。
可被称作“热情的人的心态”与几个重要的特征有关，其中之一便是表面看上去良好的社交能力；而它既对个体构不成强制，也对集体秩序的组建产生不了任何积极影响。这种浮留表面且不具社会约束力的社交能力催生了个人至上主义。与真正的个体主义不同，这种个人至上主义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个人对一切不利于一己私利的法规的抵触或漠视。与个人至上主义紧密相关的，是个人缺乏投身于某一特定外在目标或超越价值的能力。
在这一章中，奥兰达再次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在他看来，巴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待知识的态度堪称肤浅，他们满足于对单纯知识本身的追求，而不关心将获得的知识应用于某一具体的外在对象，追求知识对他们而言更是一种为自己赢得知识分子声望的途径。由于实现外在目标或超越价值被置于次要地位，他们往往会频繁地更换职业，而这种行为又恰好证明了他们追求满足纯粹个人欲求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职业受到推崇，因为自由职业不光彰显了不用受雇于人的独立性，更有助于他们凭借知识赢得社会声望。由于原有农业制度的危机，旧统治阶级的成员很容易便过渡到自由职业，因为这可以使他们远离那些会让人联想起受奴役状态的实际劳作。
与上述境况联系紧密的，是巴西传统对宏大场面的崇拜，对炫耀的欲望，对即兴表现而非日久磨炼或预先设计的热情，以及对实际应用与操作的反感。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将实证主义在巴西的流行归因于我们传统上对实际工作的厌恶，因为实证主义就建立在对不容争议的教条的绝对信心之上，实证主义者则将理论的完美置于可操作性之上。
在政治生活中，与上述情况相呼应的是我们装饰性的自由主义以及真正民主精神的匮乏。“民主在巴西其实只是一桩令人颇感遗憾的误会。最初将民主制度引入巴西的是来自农村的半封建贵族，为的是将他们自己在旧世界中享有的、与城市资产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权利与特权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第208页）我们经历的那些表面看上去像是改革的社会运动，实际都是自上而下在统治阶级的强制下进行的。
第七章“我们的革命”结构相当紧凑，作者将史实陈述性内容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因此顺利阅读需要很强的会意和理解能力。本章的行文态势与节奏也非常独到，主要目的是尝试提出（而非展示）传统体制的解体如何导致了一系列没有被妥善解决的矛盾（此类矛盾既出现在社会结构层面，也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理念方面）。
本章的假设之一，也许是其最基本的假设，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即巴西由农村主导的社会变为由城市主导的社会，而这种转变的结果是巴西社会从仰赖旧有农业制度的伊比利亚传统生活方式过渡到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一转变过程是“文化上的除旧迎新，亦即铲除伊比利亚文化根源并接纳开启一种新的文化风格：我们可能会幻想认定它就是美洲风，因为其影响正迅速席卷我们的南半球”（第225页）。值得提及的是，这种转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从甘蔗种植到咖啡种植的变化，咖啡种植业显然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联系更加密切。
殖民地时期依托农村种植园组建的政治体制只能勉强继续维持，因为在以咖啡种植为基础的新经济体系中，旧有政治体制已经明显找不到恰当的立足之地。然而即便如此，较之既没有广泛社会基础又缺乏真正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的第一共和国，帝国时期的巴西相对而言拥有一个称得上还算和谐的国家架构。无可否认的是，面对从帝国走向共和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难题，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案仅仅是单纯更换统治者或制定看上去无懈可击的完美法律体系。
在我们从中央集权的一端如此摆荡到共和制的另一端后，才发现自己实际上离理想政治组织形式距离更远了，本应自动发挥无上权威效用的法律体系实际掌控在统治者手中，本应随法治建立而销声匿迹的极端人格主义持续步步瓦解着纸上共和所能寄期望取得的一切大小成绩。
讲到这里，奥兰达完成了他有关巴西民主生活所需条件的思考。也正是这一思考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当下性，使它不光从1936年后出版的众多传统社会研究著作中脱颖而出，更使奥兰达在与曾帮助我们更好认清当前现实的其他作者如维吉尼奥·桑塔·罗萨（Virgínio Santa Rosa）比肩时亦丝毫不显逊色。
奥兰达认为，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们的革命”，是被废奴运动斩断根基的巴西旧农业社会解体过程中最具活力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人们力图终结过去的农村体系，开启城市体系主导巴西的新篇章，并为唯一有能力让社会重现活力并赋予政治生活全新意义的社会新兴阶层的出现提供有利条件。在论述过程中，奥兰达参照了外国旅行者赫伯特·亨廷顿·史密斯（Herbert H. Smith）十分清晰的思考理路。早在帝国时期，史密斯便提出，与仅限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小打小闹相比，巴西更需要的是“一场纵向的彻底变革”，以便“为社会注入更加充满希望与活力的能量，将现在那些早已过时且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永远摧毁”。因为尽管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在智识修养方面存在巨大差别，但“体力劳作的确使被统治阶级的身体比精英阶层更加强壮，而且如果得到有利的机会，他们在心智上也会变得更好”。此外，奥兰达认为，拉丁美洲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都朝着打破寡头政治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只有随着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我们才能最终彻底摆脱旧时代的殖民秩序和父权家长制秩序，以及它们已经造成并持续带来的一切道德、社会和政治的副作用与后遗症”（第237页）。他还补充道：
为了反对将这一运动进行到底，怀旧派很可能起来抵抗。此外，由于逝去的昔日美好被时空间隔蒙上了一层田园诗歌般的浪漫面纱，怀旧派的抗争还会变得越来越顽固。依其强度，这种抗争的具体表现可能以一种动人或神秘的书写背景的形式局限于文学领域内部，或稍稍溢出文学书写漫向其他一些领域。然而，我们不该疏忽大意，这股势力并非不可能最终成就大气候，一旦它普遍侵入到社会各个层面，那便绝对会限制甚至扼杀任何深刻变革的希望。（第238—239页）
奥兰达认为，怀旧派的反抗也可能发展为南美洲的考迪罗主义（caudilhismo）趋势。考迪罗主义以极端人格主义和领导人独断专行为特征，必定会严重阻碍我们的民主化进程。然而，他也认为拉美社会中也存在一些有利于民主化进程的基本因素，例如，美洲人对一切理性等级制度的反对，他们相对较弱的种族歧视与肤色偏见，以及当代生活方式的到来。
《巴西之根》30年前就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思考成果，为进行不可或缺的持续思索做好了准备，特别是奥兰达对动态聚焦对立概念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既防止了教条主义的泛滥，也为辩证式思考开拓了更广泛的领域。
本书出版之际，奥兰达的同仁们忙于用从进化论者那里继承来的、看似反对种族主义的各种生物自然论述角度去解释巴西在其历史上所经历的一切，然而，这种解释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对种族主义的隐性迷恋。奥兰达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在着重强调社会结构的同时，将有关巴西过去的研究引向了心理学与社会历史学的范畴。在那个还处处充斥着父权家长制怀旧情绪的时代，本书独特的研究方法提醒我们对过去的研究与分析应该与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从政治视角讲，奥兰达认为，既然过去对我们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一个障碍，那么变革文化基底的“除根”活动对历史发展而言就是势在必行的。此外，通过饱含深情地对葡萄牙文化深刻影响的详尽分析，本书得出了巴西现代化进程必定意味着越来越多地摆脱伊比利亚特征的坚定结论。奥兰达认为，巴西现代化的实现要求我们必须抛开狭隘的传统文化包袱，朝建立城市文明与融入世界文明的路途前进。而这也正是这个移民国家最近这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面貌有所改变的原因。最后，本书为我们持续讨论理解历史的同时不至于陷入赞成专制主义的误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工具与理据。当时，无论对一体化主义者（很显然，本书的一部分就是专门为反驳他们而写）还是一些其他政治倾向的人而言，考迪罗主义与不久后“新国家”时期成为现实的法西斯国家主义一脉相承。为了驳斥这种观点，奥兰达对考迪罗主义做了更贴近在地现实的重新解析。他斩钉截铁地指出，1936年，巴西进入了传统社会彻底瓦解最关键的阶段。1937年政变的发生以及随之而来既严格又同时具妥协色彩的危机化解方案，携手将巴西的经济结构改革引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如今，从历史之根中不断汲取养分的巴西，正逐渐长出自己新的枝干。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