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档案很有缘，四十五年来见了不少中文和英文档案，我出版的书都利用了档案。从1992年读研究生以来的三十年间，更是日常与档案为伍，抄档案、读档案、用档案占了我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光，也是我念兹在兹的工作，我还教过两次辨识英文手稿档案的课。
（一）结缘中文档案
我和档案的缘分始于1977年几乎同时接触的两种档案：台北的“中央图书馆”档案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档案。当时我是“中央图书馆”的总务组主任，经常巡视馆内各处环境与设备等。有天我在特藏组的杂物储存室看到两个颇大的竹篾箱笼，好奇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中央图书馆”在南京和重庆两个时期的公文，都是1949年时运到台湾的文书档案，一直就层层堆在角落的竹笼里，这一幕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8年我调往秘书室工作，办公室的环境比起拥挤又嘈杂的总务组好得多，便想起了那两个装满档案的竹笼。征得特藏组的同意后，我将竹笼移到秘书室，每天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独自一人慢慢地依照我自订的一些主题整理，并收纳在一个个黑色或蓝色卷夹里，再竖起排列在办公橱柜中。大约经过一年时间，漂洋过海来台已经三十年的档案全部重见天日，我也得天独厚有幸徜徉在前人留下的文献手泽当中。
在这些档案里，最吸引我的是抗日战争中在沦陷区搜购古籍的大批文献。在教育部与中英庚款董事会支持下，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自重庆潜赴香港、上海，联络一些沦陷区内的学者、专家，冒着生命危险，以“文献保存同志会”之名，暗中搜购已经流出和可能流出的私人藏书，分别藏在上海、香港各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的部分藏书被日人运往东京，直到抗战胜利后经过交涉才回到祖国，和分藏各地的古籍会合团圆。相关人员的冒险犯难、整起行动的曲折艰辛，犹如小说或电影般的离奇情节，在一页又一页书信的字里行间，一幕接一幕扣人心弦地上演着抢救文献的真实大戏。我深深感受到整起行动的震撼，于是将这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和事，写成《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一文，刊登于1979年11月号的《传记文学》月刊上。
以这批档案为基础，我陆续又撰写发表一些藏书家的生平与藏书事迹，后来集成《近代藏书三十家》一书，1983年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也主要因为此书，我在图书馆的职位从编辑升等为编纂。没想到从储藏室角落尘封的竹笼中发掘出来的档案，竟带给我这样的幸运。
在整理图书馆档案的同时，我也关注“中研院”近史所收藏的外交档案。当时我对清末学习外国语文、培育外交翻译官的同文馆很感兴趣，也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的史料。由于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我试图到“中研院”近史所借阅外交档案中的总理衙门档案，可惜的是其中的同文馆部分早已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全部亡佚，所以我在1978年出版的《清季同文馆》一书中，没能利用到总理衙门的档案。不过我继续修订并扩充内容，增加十篇关于同文馆师生的文章，为此又屡次前往近史所借阅外交档案，从其中的《出使设领档》抄录了不少同文馆出身的外交官文献，将先前的《清季同文馆》增补修订成《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一书，于1985年自行出版。如今偶尔翻出尚存约一百张（两百页）抄录外交官文献的资料卡片，上面抄录的小字密密麻麻，想起当年为求快速，尽量以小字密密抄录，没想到经过约四十年岁月以后，字迹都变得有些模糊漫漶了。
（二）结缘英文档案
1992年再度接触档案时，我已经不是图书馆员，接触的也不再是中文档案。这年我四十六岁，辞去图书馆特藏组主任的工作再当学生，前往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英文系攻读“目录学、出版史与校勘”的硕士学位。撰写学位论文《上海墨海书馆研究》时，必须利用墨海书馆所属的伦敦传教会档案，可是伦敦会的档案保存在伦敦的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图书馆。我两次从利兹到大约三百公里外的伦敦，第一天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交通转车和旅馆上，第二天可以专心抄录档案，第三天下午又得赶回利兹，以便次日上课，因此抄录所得不多。
后来改到在利兹东北方约三十公里的瓦尔屯（Walton）乡间的大英图书馆文献供应中心（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看伦敦传教会档案的缩微胶片，可以当天来回。但缩微胶片看一整天下来，总是疲累加头昏脑胀、眼花，加上当时才刚面对英文手稿不久，即使主持墨海书馆的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笔迹并非很难辨识，我还是有些如读天书一般，幸好最后总算完成了学位论文。至今难忘的景象是每当黄昏时刻离开文献供应中心，落日余晖逐渐黯淡，飞鸟或盘旋田野上空，或在倾颓的农舍屋顶啼叫，我独自一人在荒郊路旁候车，四顾茫茫，真有遗世而独立之感，身体疲倦加上心头苍凉，恨不得公交车能早些在路的尽头出现。
尽管不便和困难，在利兹的经验却开启了我三十年来利用传教会档案做研究之门，只是想不到还有更困难的事在后头。我完成硕士学业回到台湾，原来在信上表示欢迎我再回图书馆的馆长，当面告诉我已无缺可用，爱莫能助。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在中年无业、进退维谷的窘境下，我孤注一掷卖了仅有的房子，怏怏再往伦敦攻读博士学位，并以《伦敦会的中文印刷事业》为博士论文题目，其广度、深度和难度都远过于硕士论文，单是得看的档案就大量增加。幸好就读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就在亚非学院近旁，宿舍也在伦敦近郊，于是我从1994年年初开始了为期三年与伦敦会档案日常为伍的生活。由于博士课程不必上课，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亚非学院图书馆抄录档案，有人还以为我是亚非学院的学生。
既然不久前才在利兹尝到档案手稿不易阅读的苦味，何以再赴伦敦又选择同样性质而更为困难的论文题目，岂不是自寻烦恼或自讨苦吃？原来我从撰写近代藏书家以来，不免会遇到十九世纪末年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国兴起，并导致木刻版印衰落的问题，但遍读相关的记载与论著后，都无法清楚了解西式中文活字印刷究竟如何兴起并取代木刻，只含糊笼统知道是基督教传教士造成的结果，因此心中抱着期望，有机会的话就自己动手一探究竟。前往利兹研读西方的目录学、出版史与校勘，是为这种想法打下基础，硕士论文撰写墨海书馆则是试探性的行动，接着再前往伦敦就读，进一步以和西式中文活字印刷密切相关的伦敦会为研究对象，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说来容易，实际动手却困难重重。掌握第一手史料当然是研究的起步，以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的传教士档案已在眼前，而如何转写出英文手稿的内容却是一大难关。在利兹，开始时还真是举“字”维艰，我曾向附近座位的读者求教一些难以辨识的文字，却没有一位能帮得上忙。我也领悟到唯有靠自己才行，于是一字一字慢慢辨识抄写，认不出的字暂时搁着，过会儿或隔天甚至两三天再回头辨识，实在认不出也只能留白放弃。到伦敦后，又经过一段时日的摸索，逐渐熟悉那些传教士书写的习惯或模式，大约一年后才算是比较上手了。回首前尘，每每想起当年转眼半百、已无退路的自己，在异乡的图书馆内独自竭力辨识传教士书信中的一字一句，此情此景，是此生不能磨灭的记忆。
辨识的速度逐渐加快，三年下来，我从1804年伦敦会决定开创中国传教事业起，到1873年结束中文印刷工作，先后抄录了该会的理事会及秘书处，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接踵而来在南洋各地，以及鸦片战争后在香港与上海传教士的相关书信文件，大约150万字的内容。此外，由于马礼逊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广州商馆兼任翻译及中文秘书，而该公司和中文印刷出版颇有关系，我分别到大英图书馆与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s Office）两处，抄录它们所藏东印度公司的部分档案；也到伦敦的卫尔康医学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抄录所藏的马礼逊与传教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家庭档案；又因为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经常补助伦敦会的印刷经费与机器，我又前往收藏该会档案的剑桥大学图书馆抄录相关的内容；英国宗教小册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同样补助印刷费用，而该会档案收藏在亚非学院图书馆，我当然也就近抄录了一些。以上这几个机构团体的档案，连同最主要的伦敦会档案，都成为我撰写博士论文的基础史料。就因为有这些自己辛苦一手建立的文献作为凭借，我得以在规定最少三年的修业期限内完成论文并通过口试，总算没有白费了卖屋读书之计。当时正值我年过半百，迈入五十一岁。
苏精教授在讲座上展示档案中的英文手稿
（三）更深浓的缘分
回台湾后，我从1997年初开始在大学任教，也继续研究工作。由于才从英伦的档案宝山回来，有如看过黄山不看岳一般，总希望还能继续利用第一手史料的档案进行研究。正好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基督教传教会档案，虽然并非正本，而是缩微胶片和胶卷，却已经非常难得而且足够我用。此后十多年间，我每年总不止一次专程前往香港看档案，遇有研讨会赴港时，也必然要顺便看些档案才肯心满意足离港。等到2004年我决定专注研究而自教学工作退休，此后更常到港，但浸会大学图书馆的档案部门晚上不开放，我无处可去，就留在馆内浏览鸦片战争前《广州记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和《广州新闻报》（The Canton Press）两种英文报的缩微胶卷。如此断断续续过了四年，竟然将林则徐《澳门新闻纸》内容的所有出处找齐了，这是以往没有人知道或做到的事。后来我将这些“发现”整理出版成《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一书（2017）。看档案还能附带这么大的意外丰收，确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好处。
1997年起我研究的范围略有扩大。在印刷出版史以外，还包含以传教士为中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例如传教士与华人的互动、传教士办理的学校教育、华人基督教徒的想法与行为等，而我抄录与利用的传教会档案也随之扩充，在伦敦会以外，又包含对华传教的四个重要团体：美部会、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美以美会，以及大英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从2000至2010年这十年间，我陆续撰写出版《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2000）、《中国，开门！》（2005）、《上帝的人马》（2006）、《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2010）四部书，其中固然有许多关于印刷出版的内容，也包含不少其他主题的研究，但整体是以先前抄存的伦敦会档案，加上新增的几个传教会档案为史料基础而完成的。
我的研究范围超出了印刷出版史，但自己心里很清楚，关于西式中文活字印刷兴起的研究，我只完成一半，即伦敦会从马礼逊来华到香港英华书院的探究；另一半根本没有进行，那是后起但同样重要的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中文印刷事业，也就是从澳门华英校书房、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到上海美华书馆的系列探讨。
2011年时我决定还是收拾一下“玩”心，至少应该完成长老会这一半的研究，才不负自己多年来关注西式中文活字印刷兴起的初衷，于是开始我研究“工序”的第一步：抄录档案。稍早时我推荐“中央图书馆”购买一些传教会档案的胶卷和胶片，当时都已到馆可用，其中就包含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档案在内，因此我不必再赴香港，在台北即可抄录。同时自己已有将近二十年辨识英文手稿的经验，进行起来比以往顺畅得多。在图书馆的胶卷阅读机器前接连坐了约半年后完成抄录，再以将近两年工夫写出五篇论文，并同已有的文章合成《铸以代刻》书稿，先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繁体字版，入选“《南方都市报》2014文化年鉴图书榜”，再由中华书局出简体字版，又获得“《新京报》2018年度好书奖”的荣誉，还有一些媒体也给予好评。这是我生平写文章、著书和研究难得一次的获奖，我真高兴以档案为依据写成的书能获得普遍的肯定。
《铸以代刻》是我工作生涯的顶点，而自己年逾七十，理应知足并见好就收。一转念又想起在抄写传教士档案时，经常看到他们印刷出版以外其他工作的记载，如讲道、办学、医疗、慈善等。其中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医疗活动，也顺便抄录了许多这方面的档案内容，还不乏人所不知或知而不尽的记载，如果就此不用，似乎可惜了这些有价值的文献。因此不顾自己是医疗史的外行人，决定整理所抄的医疗活动相关档案，再补抄一些新的内容，一并撰写成文，于2019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印行《仁济济人》一书，专注于上海仁济医院的历史；2020年再由中华书局出版《西医来华十记》一书，较广泛涉及十九至二十世纪初年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人和事。两书的内容有四篇重复，事先已经双方出版社同意。没想到《西医来华十记》问世后反响不错，各种媒体上的书评不少，而且鼓励远多于指责，我着实感到意外，因为我并未，也没有能力高谈宏论书中的人和事，只是将档案的内容平实地呈献给读者，再略抒自己的感想而已。想来或许正是如此，大家认为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对我厚爱有加了。
2018年我到上海参加仁济医院举办的院史论坛，同时与会的复旦大学高晞教授在论坛结束后告诉我，坐在她后面的两位听众低声交谈，其中一位说，我以该院档案内容为本的报告，应当是一个研究团队整理和讨论后的成果，而演示文稿也应该是“我的助理”制作的，只是由我出面演示。那位听众可能是以当前一般研究（尤其是科学研究）的情形来衡量我的报告和演示文稿，却不知道我是名副其实的“个体户”，从在图书馆借阅、抄写或复印，到辨识手稿、录入电脑、阅读吸收和撰写论文，再到制作演示文稿，都是自己一手包办，从来没想过可能会有研究助理的一天。
在我与档案为伍的生涯中，有一次特别的美国之行。2019年，耶鲁大学庆祝其图书馆中文书收藏150周年，邀我于当年10月31日以《卫三畏与中文印刷》为题在图书馆发表演讲，内容当然还是奠基在档案上头。在演讲前后，我有机会到该校图书馆的特藏部与贝内基（Beinecke Library）善本与手稿图书馆，分别阅览和拍照卫三畏遗留的部分档案书信，又与孙康宜教授师生同访该校神学院的图书馆，参观一些来华传教士的英文手稿。
离开耶鲁大学后，我转往费城的长老会历史学社，借阅以美华书馆为主的档案，为期一周。该社收藏美华所属的外国传教部档案，自最早的1837年至1911年部分，于1960年代拍摄成缩微胶卷后已经全数销毁无存，1912年以后的原件则尚在该社库房中，利用者只有造访该社才见得到。我借阅的主要是1912年至1931年美华结束前二十年间的档案原件，该社允许拍照，因此那几天我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尽情多看，也手不停地拍照，共拍摄一千多页的档案，转写成约二十万字的史料，据以写成《盛极而衰：美华书馆的后半生1888—1931》长文。曾经长期是中国最大印刷出版机构的美华，究竟如何衰退以至结束，其原因与经过如何，以往欠缺研究，我竟有机会掌握第一手史料探讨美华历史的最后一页，实在深感荣幸。
造访长老会历史学社期间，我曾获邀进入档案库房参观。只见广大的库房中密集排列的书架，几乎自地板至天花板都放满档案，颇有汗牛充栋、满坑满谷之感。我不禁想起昔日档案保管者对于利用的态度极为保守。大英图书馆的东印度公司档案阅览室内，有穿着制服的警卫不停地在座位旁来回巡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只准以铅笔抄写，其他一概禁止，更别谈拍照，但长时间手握铅笔抄写会使手指僵硬不灵，档案管理员只担心档案是否完好，才不理会利用者的痛苦不便，管理员还经常从图书馆天井式的二楼往下监视利用者，发现有人以其他笔抄写，便立即通知图书馆员制止。曾几何时，新一代的档案管理员观念已经大为改变。2010年我得到台湾“清华大学”资助，再度前往亚非学院看档案两周，竟已准许拍照，连执笔抄录之烦都免了，尽管回台湾以后还得转写出来，但估计那两周所得或许还多于以往抄录一整年的数量。
在利用档案的生涯中，陆续有人问我如何学习英文手稿的辨识。由于我自己没有特意学过，而是从看档案中积累经验，所以也只能告以多看和要有耐心，至今我还是常遇到怎样也辨识不出的难字。不过我确实教过两次手稿辨识班，可说是我教过的课中最特殊的一门。先是2010年前后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兼职时，整理出自己档案入门以来的各样心得，配上由易至中等难度的各种手稿样本，除教室上课外，还有课后作业，如此教了一学期辨识英文手稿的课，学生六七人，其中一位后来在出国深造前告诉我，他学以致用，为一名学者解决了几个手稿辨识的难题，我听了非常高兴。2019年，武汉的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邀我教同样的课，分两学期，每学期三周，每周三次，相当于平常一学期课的时数。我根据先前教课的经验大幅度修订教学方式和教材，华中师大的老师、博士后、研究生都有人上课。后来听说几名学生即学即用，在课余整理该所收藏的贝德士（Miner S. Bates）教授遗稿，进步之快真让我感到后生可畏。希望她们不论是自己深造，还是为人服务，都能在手稿辨识和利用上继续精进，我不但欣慰，也与有荣焉。
（本文摘自苏精教授新著《美华书馆：档案如是说》中《我与档案》一文，该书于2024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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