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的学术人生及治史风格

杨宽（1914-2005），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作为一名杰出的史学家，杨宽的学术人生，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杨宽的著述量大，成果丰硕，在同时代学者中较为少见。作为一代史学大家，杨宽的史学研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对杨宽的治史风格的研究，进而界定其在史学界的地位，对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有着重要价值。今年恰逢杨宽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聊表纪念。

杨宽先生

一名真正的史学工作者

1932年2月，杨宽在《枕戈》第1卷第15期发表第一篇学术意义上的文章《墨子更非回教辨》，2005年9月，在美国迈阿密去世，是年，《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再版。终其一生，杨宽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学术研究，从无间断。1982年，杨宽在给吕翼仁的信中说：“作为学术工作者，学术是他的第二生命。”（贾鹏涛：《杨宽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42页）为了建立名山事业，杨宽制定了长远的计划，在充分吸取学界已有的成果，进行了持之以恒的学术研究。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工作者，对自己国家社会现实充满着深深的关怀亦是其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第一，杨宽是一个治学有理想、有计划的学者。严耕望在评价吕思勉时说，吕思勉“是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杨宽与乃师有相似之处。杨宽一生写了10余本著作，发表文章360余篇，成果非常丰硕。在这些成果中，最耀眼的无疑属于战国史的研究。在杨宽学术生涯中，1949年前学术转向明显有两次，1926年起步于墨子研究，1933年慢慢转向于上古史研究，1941年又转向战国史研究，后所作《战国史》成为其代表作。这一选择，从1941年隐居家乡编撰《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到1946年发表第一篇战国史论文《吴起伐魏考》，再到《战国史》的三个版本的不断修订，最后到2001年《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的出版，前后计有60年。如果没有长久的计划、恒心、耐性，无论如何不会在战国史领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并取得一席之地。

第二，杨宽是一个海纳百川，敢于走不同的学术道路，勇于提出自己观点的史学家。《中国上古史导论》是杨宽的成名作，后此书全文收入吕思勉、童书业所编《古史辨》第七册，藉此，杨宽早早的在学术界取得一席之地。童书业言：“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我以为当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著者杨宽正先生。……他的见解，虽然有些地方我们还嫌简单，或不能完全同意，但他确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上，开明书店1941年版，自序二第2页）杨宽之所以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是在学术方法、学术观点上能够海纳百川，吸取不同学人、学派的长处。比如，神话说始于顾颉刚，神话东西民族说，徐中舒的《从古书中推测殷周民族》主张殷周为不同系的民族，傅斯年的《东北史纲》及《夷夏东西说》详考东、西系民族说。至于在具体的观点上，如帝俊、帝喾为殷之上帝，禹为后土，丹朱即驩兜，太康即启之说，共工即鲧等，杨宽皆补正他人的学术观点，诚如杨宽自言：“乃结集余之旧做与乎晚近诸家可取之新说，加以补证参订，欲于古史传说作一系统之考辨也。其中若帝俊、帝喾为殷之上帝之说，此乃郭沫若之创论；又若禹为后土之说，此则顾颉刚之卓见，余皆尝补证之。至于丹朱即驩兜，马国翰、毛宗澄已有此说，近童书业更为明证之。太康即启之说，毕沅已见此，近顾颉刚、童书业又为阐明之。”（杨宽:《中国历代史研究·上古史纲目》，贾鹏涛整理：《杨宽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页）吕思勉是杨宽的老师，对于吕思勉的一些观点，杨宽也有吸收，如吕思勉、杨宽两人都认为不应疑古太过，疑古、考古、释古为古史研究的一般步骤，三者不可偏废，对古史人为造伪说持批评态度等。而在古史辨派的文章中，他们很少引用唯物史观派的见解。杨宽则不拘派别之见，在文中大量引用郭沫若的见解，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郭沫若对汤之盘铭的解读是“巨眼卓识”！

由上可见，杨宽神话学的显著特色即聚各家之长而运用之，正如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言：“余之治学，本无家派之成见，仅依据史学方法之步骤以从事而已。”（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68页）所谓的史学方法即：“凡历史之著作，必先之以史料之搜罗咨访，继之以史料之辨伪校正，再继之以事实之考证排比，然后终之以史文之组合著作，其间之经历，实至艰巨，非可率尔成也！搜采史料务求其博，辨正史料务求其精，考证事实务求其严，编比事实务求其当，然后笔之于书，出以问世，史家之能事乃尽。”（杨宽：《史学研究法》，贾鹏涛整理：《杨宽史学讲义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04页）当然，如果杨宽的工作仅仅止于此，那么他的神话学还不足以在学术界取得一定的地位。之所以有学术影响力，是因为在吸取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杨宽走出与别人不同的治史路径，并勇于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比如，与吕思勉研究古史的方法、目的上的不同，使杨宽走出自己的研究路径。在研究古史的方法上，吕思勉认为地下出土的实物未必有书籍可靠。杨宽则非常看重地下史料，其著作中不仅大量引据甲骨，且引用了许多研究甲骨的著作；在研究古史的目上，吕思勉研究古史侧重于微观方面的考证，他认为研究古史除了注意“层累地造成”说外，还得注意历史真相“逐渐剥落”，应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而认为应在“极简略之辞”和“单辞片语”中寻找历史真相。（李波：《吕思勉与〈古史辨〉》，《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杨宽研究古史侧重于宏观方面的贯通，他认为研究古史要把古史传说中的所有神话全部还原过来，要用神话学的方法对古史作出全面的、系统的分析。一言以蔽之，杨宽所作的工作即考察神话传说的流变过程，在考证基础上，尝试得出某一“规律”。此外，杨宽也勇于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并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如共工即鲧，尧即颛顼为周上帝，有夏即下国，夏后即下后，盘古由于犬戎传说演变等，杨宽曾言：“至于共工即鲧，余与闻一多、童书业、陈梦家同时有此说。他若尧即颛顼为周上帝之说，则由余发之，顾颉刚、童书业皆尝为之补证。又如有夏即下国，夏后即下后，盘古由于犬戎传说演变等说，亦由余发，诸家亦皆以为不谬者。”（杨宽:《中国历代史研究·上古史纲目》，贾鹏涛整理：《杨宽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123页）

第三，杨宽是一个持之以恒，始终专注于史学研究的学者。1936年，杨宽未毕业就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的筹建。1937年上海抗战爆发后，又和时任馆长胡肇椿将上海博物馆的文物转移他处。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上返回上海，领导上海博物馆的复馆工作。上海博物馆成功复馆后，长期担任上海博物馆的馆长。1959年，从上海博物馆调至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1970年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至第三届副理事长。综之，虽然杨宽作了如此多的行政工作，但他的史学研究从没有因此而搁置过。在最忙碌的1946年至1949年，他除了进行了举办展览会、保护文物、考古调查、创办杂志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外，还发表了大大小小110余篇文章，内容包括战国史事和人物、尺度考、时政文、小品文等。在1950年至1959年，他除了领导上海博物馆的正常工作外，出版了代表作《战国史》、《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商鞅变法》、《秦始皇》等著作，再版了《中国历代尺度考》，还发表了30余篇文章。

第四，杨宽是一个关切社会现实，有强烈责任感的学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宽虽然非常高兴，但只是短暂的，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感于当时上海出现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撰写了许多杂文，针砭时弊，计有：《恐新病和恐旧病》、《闲话爆竹》、《飞来与钻出》、《从“共荣看烟”说到“民主馒头”》、《论名士派》、《面子论》、《神秘和秘密》、《气节论》、《老夫子和老妈子》、《发财论》、《人和狗》、《狗祖宗和狗国家》、《养廉与贪污——清代吏治杂论之一》、《土豪劣绅论——清代吏治杂论之一》、《官官相护论——清代吏治杂论之一》。针对社会流行的“重庆人”、“上海人”，“天上飞来的人”和“地下钻出的人”等新名词，重庆是抗战的圣地，沦陷区的恶化腐化等言论，撰写了《飞来与钻出》，希望大家冷静精细的分析和辨别，未可一概而论。（杨宽：《飞来与钻出》，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46年1月10日）对于所谓名士官僚派的形式拖沓，杨宽在《论名士派》中提出“要根绝官僚派的作风，同时也要根绝名士派的作风，这样一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才能有效地开展。官僚政治的病根，有人说因为有‘官僚菌’在作祟，其病象就是对仪表形式无可遏止的渴求，不能切实办事。而名士派的病根，就在任情无可遏止的放浪。我们唯有提倡工作效率，才能根绝这些弊病。”（杨宽：《论名士派》，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46年1月18日）对于社会上一切工作唯面子论，在《面子论》中写道：“挽救中国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必须要根绝这些‘面子病’，一切事惟人才是用，一切事惟实际问题，要不顾情面，要不采纳虚誉，人们无所用其‘面子’，那一切事业能大大的改进，建国的工作才能迅速地完成。”（杨宽：《“面子”论》，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46年1月20日）对于汉奸，《气节论》一文提出应该严惩，他认为“我们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政治的革新，必须把所有汉奸一网打尽。那许多落水的文化汉奸，更应该捉个精光。……大的、恶的汉奸固需明正典刑，小的、盲从的汉奸也该有个合理的处置。这次抗战，不少人还受了明末志士气节的感召，为国家民族保持正气，如果这次惩治汉奸不能彻底，如果下次还有外患，那就可怕了。惩治汉奸，不仅在维持国法的尊严，最要的是在奖励守节志士的气节，也就是保持国家的气节。”（杨宽：《气节论》，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46年1月30日）对于发国难财，《发财论》结尾犀利地写道：“商人投机，百物高涨，苦了穷人，活不下去。英雄投机，涂炭生灵，死了穷人，无命可活。政客投机，贪污风行，害了国家，苦了人民。”（杨宽：《发财论》，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46年2月8日）此外，杨宽不顾生命危险，带领上海市立博物馆同事阻止了卢芹斋计划偷运出国342件文物，有23件是从山西浑源县李峪村搞到的青铜器，其中就有著名的青铜器牛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批文物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杨宽的治史风格

杨宽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上古史和先秦史两个领域。杨宽早早就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他对先秦史的研究有着长期的学术计划，而对于中国上古史、冶铁史、制度史的研究，则随着时代及学术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有转变。他的史学研究极富特色，博采众家之长，开辟了许多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并通过自己的史学实践，探索出一条科学实用的治史道路。杨宽治学，素以严谨扎实而著名，杨宽的治史风格，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历史应注意“直通”与“横通”。所谓“直通”，就是要注意时代前后连贯的发展变化。比如农业生产工具，春秋中期以前使用石器和少量青铜器，春秋晚期开始出现铁器，战国中期就比较普遍地推行韧性铸铁农具。又如土地制度，应该注意到井田制是什么时候开始瓦解的？到什么时候完全瓦解？名田制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什么时候得到发展？只有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重要的发展变化，弄清楚线索，才能构成历史的系统的基本知识。所谓“横通”就是要注意左右联系的相互影响。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历史发展有一个总的趋势，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而发生变化，同时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因此经济、政治、文化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横通”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之间，了解其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杨宽：《怎样学习春秋战国史》，贾鹏涛整理：《杨宽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1-182页）杨宽一生研究的领域从墨子研究到上古史，从上古史到战国史，从度量衡研究到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从文物考古到陵寝、都城制度史，涉及领域看似驳杂，但却有“直通”和“横通”的精神贯彻其中，诚如王家范评价：看杨宽的书，有一条内在的、清晰的治学思路，始终不离史学的本体精神和史家的职业精神。所谓史学家的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事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体现在杨宽身上，就是他对历史链条上每一个关节的细致锤锻。但他并没有陷于细节、耽于过程，他的视野里始终有着整根链条，“虽然他没有写通史，但体现出一种通史的精神”。（《杨宽著作集》（第一辑）出版座谈会记录，2016年9月28日）

第二，摸清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寻觅探索的重点及其途径。老一辈学者认为搜集、解释、考证史料需要掌握“四把钥匙”，分别是：目录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官制史。因为史料浩如烟海，要详细占有材料，须通晓目录学。历史记载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人的活动，政治历史事件的记载又离不开大小官吏的活动，因此就需要掌握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和官制史。比如，目录学的著作可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丛书综录》、《书目答问补正》等书。历史年代学的著作可查《中国历史纪年表》、《二十史朔闰表》等书。历史地理学的著作可查《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历史地理分册、《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官制史的著作可查《中国政治制度史》等书。在杨宽看来，仅仅掌握“四把钥匙”是不够的，还得“必须明白过去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过程及其已经取得的成绩，看清进一步探索的重点及其途径。”比如，为了探讨经济政治历史上的复杂问题，还必须学会考查历代典章制度的方法，掌握需要的基本知识。要查考历代制度，可以翻阅《十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和清代所编的续编。要查考一代制度，可以翻阅西汉、东汉、唐、五代、宋、明等朝代的《会要》。而为了探索各个时期生产发展情况，更必须具备有这方面的科学技术常识，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学习一下中国科学技术史，包括冶金技术发展史，如《中国冶金简史》《中国古代冶金》等书。为了了解各个时期经济发展情况，还需要掌握当时户口（户籍所记载）、田地、田赋的统计数字，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可供参考。为了计算各个时期田亩的面积和实际的生产量，还有必要具备度量衡变迁的历史知识，可参考上述著述所附的《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和新出版的《中国历代度量衡图录》。（杨宽：《怎样学好祖国的历史》，贾鹏涛整理：《杨宽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75-177页）

第三，全面占有材料，将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实地考察三者结合起来。对杨宽古史研究方法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即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晚年在自传中认为在当代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感到王国维是最踏实而最有成就的，他所用的二重论证法，以考古挖掘的史料参证历代文献史料，而没有经学家的家派之见，最是值得学习。我曾经选读了他的名著《观堂集林》（乌程蒋氏本，一九二三）中许多论及先秦历史和文物的文章，受到深刻的教益。”（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65页）可以说，杨宽的史学研究中始终娴熟的使用着二重证据法，即将文物考古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不仅如此，为了使得研究成果更为可信，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杨宽还加上实地考察。20世纪80年代，应日本友人西嶋定生的邀请，为了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和都城制度，1982年4月，杨宽带着两个日本学生高木智见、太田侑子及助教刘根良到西安、洛阳、巩县，有计划、有系统地考察了历代帝王的陵墓，以战国时代秦王陵和秦始皇陵为起点，逐一考察了西汉、东汉、西晋、北魏、唐代和北宋的陵墓。1983年4、5月，杨宽又带领研究生高智群、姚平等去山东、河北、河南、陕西、湖北，行程两个月考察古代都城遗址。经过两次考察，杨宽撰写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和《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两本制度史研究专著。而在前书序言中说：“由于有系统地结合遗迹和文献来探讨，得到了不少收获。”尾形勇在日译本后记里面也说：“作者从透彻的文献资料入手，加上左右逢源地运用遗迹的调查报告和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再现了令人瞠目的崭新的历史画卷，从中可以看到作者运笔的美妙。据说附着汉高祖刘邦灵魂的生前衣冠，每月要从陵寝搬出来到宗庙去游历一番。像这样一望而知是荒诞无稽的故事，在作者的妙笔之下，也被注入生气而作出了新的解释。”（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第3、92页）将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三者结合起来研究制度史，这不得不说是杨宽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发展。

杨宽取得了上述如此巨大的史学成就，那么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居于何种地位呢？杨宽生于普通的家庭，并非书香世家，因为聪慧、努力，在大多数人还处于朦胧状态时，初中生的杨宽就对学术研究有兴趣，高中时就开始正式进行学术研究，入门极早，再加上杨宽比较长寿，其学术生涯长达70余年。随着时代和学术环境的变化，他的学术兴趣也不断转向，从墨子研究到上古史研究，从上古史研究到战国史研究，从战国史研究到冶铁史研究，从冶铁史研究到制度史研究。在各个领域中，杨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谢宝耿：《杨宽学案》，《上海文化》2018年第10期）杨宽的治学具有计划性，其最有成绩的领域莫过于先秦史，这是杨宽耕耘时间最长的领域，他精耕细作，出版了《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西周史》，三书成为中国先秦史领域的典范性著作，至今似没有超出者；杨宽的治学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其扬名学界的领域在于上古史，《中国上古史导论》是其成名作，他被称为古史辨后期的生力军，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的疑古史学时，都不可避免的要谈到他以及他的“神话分化说”，这是杨宽最有创造性的领域。此外，长期作为上海博物馆领导的杨宽，有着繁忙的行政工作，但仍然专注于史学研究，没有些许松懈。而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他没有固守故纸堆，在各种小品文中对自己的国家表露着深切的关怀。在治学方法上，杨宽认为学术研究既要注意时代前后连贯的发展变化，又要关注历史左右联系的相互影响；而在具体史学研究中，杨宽认为学者要充分尊重学界已有的成果，寻找探索的重点及其途径，并尽可能的全面占有材料，将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实地考察三者结合起来以求学术的创新。正是因为在治学方法和治学风格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杨宽才得以立身于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的行列，他既是一位以史学研究为终身职责的史学工作者，又是一位对祖国有着深切关怀的史学家。杨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史学成就，离不开20世纪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也离不开他自身的生活际遇以及他勤奋、努力、有计划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