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反讽真正的故乡”

反讽与现代意识的演变密不可分。一方面，反讽是一个传统的主题，与人类的言语一样古老，在手册中加以编纂，在其结构中加以定义，但与这些学术主题一样乏味。然而，另一方面，反讽实质上与浪漫主义时代开始强调的那种自我反思的诗歌风格是相同的，它是文学现代性的决定性标志。然而，在典型的浪漫主义思想中，反讽随后被翻转并在文学作品中得以发现，而在此之前它从未被设想过，继而变得几乎与文学本身并存。人们普遍同意反讽成为基本批评术语的这种决定性延展发生于十八世纪末，此时正值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在此之前，反讽大多被理解为一种修辞格，牢固地确立并记录于修辞学当中。我们甚至可以更精确地指定这一转折点，通过提及弗·施莱格尔在1797年所写的断片，它显然首次表现了反讽的新特征。

苏格拉底

该断片始于陈述“哲学是反讽真正的故乡，人们应当把反讽定义为逻辑的美”——显然是将苏格拉底的反讽作为西方反讽语气的首次体现。施莱格尔继续说还有一种“修辞的反讽”，“若运用得有节制，也能产生精妙的效果，特别是在论战当中”。断片的这句短语显然与从西塞罗到斯威夫特和伏尔泰的主要反讽用法有关，其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或修辞格适用于论战当中，因为它不以粗俗的方式间接地抨击。然而与哲学类的反讽相比，与“苏格拉底的缪斯那种崇高的机敏善变”相比，这类修辞更为浮夸。然而，有一种可能性可以趋近和等同于崇高的苏格拉底式反讽，那就是在诗歌当中。然而，为此，诗歌不应该将反讽限制为“像修辞学那样孤立于反讽段落中”，而应像苏格拉底在其对话中那样始终反讽。事实上，施莱格尔继续说，有一种诗正是完成了这一任务：“有些古代诗和现代诗，通篇洋溢着反讽的神性气息。这些诗里活跃着真正超验的诙谐色彩。在它们内部，有那种无视一切、无限地超越一切有限事物的情绪，如超越自己的艺术、美德或天赋；在它们外部，在表达当中，则有一个司空见惯的意大利优秀滑稽演员那种夸张的表情。”

在同一年的另一个断片中，施莱格尔更全面地描述了苏格拉底的反讽语气，并指出了这种反讽应该如何使诗歌作品富有生气。这种反讽是一种无法表达的“不任性的，但却是绝对深思熟虑的伪装”，因为“谁要是没有反讽，那么即便对他做出最坦率的承认，反讽对于他仍然是个谜”。在这样一种反讽表演中，“应当既有诙谐也有严肃，一切都襟怀坦荡，一切又都深默伪装”。这种反讽源自天真与反思，自然与艺术，是“完善的自然哲学与完善的艺术哲学的汇合”。关于这种反讽的最简要的陈述，出现在断片中并读作：“它包含并激励着一种有限与无限之间无法解决的冲突，一个完全交流既必要又不可能实现的感觉。它是所有许可证中最自由的一张，因为借助反讽，人们便自我超越；它还是最合法的一张，因为它是无论如何必不可少的。”这几句引文已表明新的反讽概念与标志着浪漫主义发端的文学现代性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

当施莱格尔决定将弥漫于薄伽丘、塞万提斯、斯特恩和歌德的某些作品中的语气命名为反讽时，他的确引起了西方批评思想的一种根本变化。刚才提到的作者们会有些惊异于听到他将他们的文学创作解释为展示性的反讽——更不用说莎士比亚和其他更古老的反讽风格模范了。因为直到施莱格尔之前，反讽一直保持着它作为修辞格的经典含义，而今我们在施莱格尔的表述中没有发现任何显著之处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对该术语的使用已然扎根并得到了确立。在此之前，直到十八世纪为止，反讽一词保持着其既定的言语或交流形式的严格一致的含义，可以简化为公式：“通过这种修辞格人们想要表达其所言之物的反面。”这引自1765年法国大百科全书，并包含了在许多各类欧洲文学手册中发现的反讽定义的本质，这些手册是从涉及公共演讲和说服技艺的古老修辞指南中发展而来的。

亚里士多德

如果要在古典修辞学的图示化结构中寻找反讽的位置，我们会首先在转义栏中找到它，即在间接的言语方式（包括隐喻、寓言、转喻和倒装）；其次是在修辞格的名目下，即特殊的言语结构（包括疑问、期待、犹豫、咨询、顿呼、说明、佯悔和暗示）。所有古典反讽形式最基本的特征始终是说话者的意图与他实际上所说的相反，我们理解与他在其言说中所表达的反面。我们也许应该在此描述中加上根据古人的观点，为了将反讽与单纯的说谎区别开来，整个语音，包括语调、强调和手势，都应该有助于揭示真实或预期的意义。反讽主要是被古典修辞学家在独特风格的语境中讨论。亚里士多德在其致力于风格的《修辞学》第三卷中提到了反讽，并把它表现为“自嘲”：“一些适宜于自由人使用，另一些则不适宜；反讽比滑稽更适合于自由人的身份，因为反讽者是为了自己开心而取笑的，滑稽者是为了别人开心而逗笑的。”从他作品的其他段落，尤其是他的《伦理学》中，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将反讽设想为一种高贵的自贬。“反讽是自夸的反面，”他说，“这是对自己权力和财产的自贬性隐藏，对人而言，贬低比夸大自己的美德表现出更好的品位。”

西塞罗

西塞罗将这个词引入了拉丁文世界，并将其形容为“伪装”，在其作品《论演说家》中讨论反讽与修辞格的关系。他将反讽定义为说一件事而意指另一件事，解释说这对听众的心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以对话而非演说的口吻呈现出来将会非常有趣。最后，昆体良在其《演说教育》第八、九卷的讨论中将反讽置于转义和形象当中，其基本特征是说话者的意图不同于他实际所说，我们理解他在演说中表达的反意。然而，除了这两种正式的反讽模式外，昆体良还提到了第三种超越纯粹修辞学范围的，或施莱格尔将其作为反讽的单一例证，并涉及个人的整个存在方式的反讽模式。昆体良直指苏格拉底，其一生都颇具反讽色彩，因其承担了一个无知者的角色，迷失于惊异他人的智慧。

正如这一观察所表明的那样，昆体良以及西塞罗和其他修辞学家都将苏格拉底当作反讽大师。然而，最初语词“反讽”和“反讽者”的含义很低俗，甚至达到了咒骂的程度。我们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遇到了这些术语，在其中反讽者被置于骗子、奸人、讼棍、伪君子和滑头之间——换言之就是欺诈者。柏拉图首次将苏格拉底展现为反讽对话者，通过在其著名的佯谬无知中低估其天赋，使其同伴陷入尴尬，同时引导他进入恰当的思路。对于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反讽者的态度从古典喜剧的粗劣戏仿中解脱出来，并以精炼的、人性化幽默的自贬来表现，使得苏格拉底成为教师的模范。

然而即使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的反讽态度如此明显地呈现，反讽一词本身仍然在欺骗和虚伪的意义上保持了它的贬义，并且同样表明了智术师的智识欺诈和错误自负的态度。例如，在其《理想国》当中，柏拉图描绘了苏格拉底以独特的方式探讨正义概念的场景。在讨论的关键点，他的对话伙伴色拉叙马霍斯爆发了，要求苏格拉底停止他的永恒质疑与反驳，最后发表直接声明并揭示他自己的观点。苏格拉底再次采取他的无知姿态回答说，要发现正义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应该垂怜而非嘲讽他。此时，色拉叙马霍斯呼喊道：“赫拉克勒斯在上！这又是那众所周知的苏格拉底的佯谬！我事先早已告诉过这些其他人，你是不会回答的，而是要躲藏在佯谬当中。”在此通过佯谬提到的希腊术语当然是反讽。

柏拉图

从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其他例子中，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佯装无知被他的许多同时代人认为是欺诈、嘲讽或欺骗性的逃避主义，所有这些使他应得反讽者的绰号。只有通过亚里士多德，反讽一词才承担了精致文雅的气息，标志着“苏格拉底式反讽”的特征。这一含义的重大变化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发现，其中将“贬低”和“自夸”作为偏离真理的模式进行了讨论。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反讽偏离真理不是为了一个人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厌恶夸大，并使其他人免于自卑感。反讽因而是一种精巧而高贵的形式。这种真正的反讽原型在苏格拉底那里被发现，以此为参照，反讽获得了它的经典表达。在亚里士多德提到反讽的其他少数情况中也揭示了一副苏格拉底形象。亚里士多德在其《相术》中将反讽者描述为拥有较大年龄且眼周有皱纹的人，反映了关键的判断力。在其《动物志》中，亚里士多德把眉毛朝着两鬓扬起作为嘲讽者和反讽者的标志。

这些注定了苏格拉底之为反讽大师的生理特征也能从柏拉图关于哲人的著作中找到。苏格拉底的这一面相出现在《会饮》中，在阿尔西比亚德为夸赞苏格拉底而发表的演讲中，他将苏格拉底与西勒诺斯相比，那些萨提尔状的雕像外面是怪诞的形象，但内部却是纯金的。这显然是指哲人的外表，突出的嘴唇、肚腩和糟鼻与其个人品位和智识品质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也可以看作是反讽佯谬的一种形式，之为“面具”，并已成为欧洲文学中一个著名且连续的主题。对于他的同胞，苏格拉底承接了一副倾向于欣赏俊美青年和欢愉会饮的面具，其就表面而言，普遍无知且不适于任何实践活动。但是一旦深入表层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他超越了肉体美以及财富和大众尊崇的吸引力，而且他拥有无与伦比的自控程度。阿尔西比亚德用希腊词反讽来表示这类佯谬，他向其酒伴解释说：“他的生活就是在人们面前装傻和玩游戏。当他认真起来并暴露出他内藏的东西时，我怀疑是否有人看到过被揭示的宝藏。”

（节选自《反讽与现代性话语：从浪漫派到后现代》第三章：古代和现代世界中的反讽，注释从略。）